作为一种新兴的尚在实验阶段的基层经济组织方式，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制度设置与执行监管过程中存在怎样的漏洞与不足，又需要进行怎样的改进？

　　首席记者／杨 江

　　实名举报腐败分子有多难？义乌市稠城街道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村民股东朱跃贤有着深切的体会。

　　因为联合9户村民股东实名举报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朱有云贷款贿选、一房多报、违规卖地、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侵害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等腐败问题，朱跃贤一年内连遭三次殴打，最严重的一次头部被砸伤，住院28天。

　　朱跃贤说，他是实名举报，干部们对他则是实名殴打，而今，一方面举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他的处境却是愈加艰难。在最近一次殴打过程中，朱跃贤的家人也受到连累，为防家人再遭意外，朱跃贤准备与妻子离婚，誓与腐败分子战斗到底，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

　　连同朱跃贤在内，大塘下共有村民14人遭受毒打共计20多次，他们指控朱有云与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朱建文、朱荣尧，支委朱荣盛，人大代表朱宝宝结成了“村霸”非法占取集体土地、集体财产、贪污公款……

　　村民朱荣桂因为向朱有云反映家中停电停水问题，遭朱有云指使朱荣尧、朱荣盛等人殴打，花去医疗费15000元。因对旧村改造等问题不满，村民朱益萍、朱光明、朱桂记都遭到过殴打。村民朱堂辉、吕志明到义乌市信访局举报朱有云，朱有云带领朱建文、朱宝宝、朱荣尧、朱跃海追到市信访局殴打，朱堂辉、吕志明躲进检察院，检察院领导出面阻止暴行，这才躲过一场皮肉之苦。

　　如何为正常的举报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是这一事件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然而，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目前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引发了更为重要的思考，那就是，作为一种新兴的尚在实验阶段的基层经济组织方式，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制度设置与执行监管过程中存在怎样的漏洞与不足，又需要进行怎样的改进？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价值越来越大，土地腐败亦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丁关良教授更是指出了土地腐败最易出事的四个领域——宅基地审批、旧村改造、土地经营收益与征地补偿。

　　丁教授认为，农村地区集体经济近年来迅速发展壮大，财富所有权的争议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矛盾也愈发突出。一方面，村民作为集体经济共同所有者很难分享集体财富，另一方面，作为集体经济支配者的村干部也极易产生权力寻租的空间。通过股份改革，村民变为股东，这在制度上给了村民分享、分配集体财富的合法途径，因此，股份经济合作社可谓是新一轮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起点。

　　经济发达、城镇化速度较快的浙江、广东等省是股份经济合作社试点较为成功的地区，两省都为此颁布了地方性法规。作为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市的城镇化进展高歌猛进，被称为“没有村庄的城市”，稠城街道大塘下村便是该市旧城改造与股份经济合作改革试点中较早的一个。

　　然而，在义乌，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违法违规及被村民举报的现象时有发生，本刊拿到的一组数据表明，2007年至2009年8月，义乌市检察院共立案查办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22件26人，其中多属于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约占同期职务犯罪立案总数的40%，均为5万元以上的案件，其中20万元以上9件、10万元以上6件，通过办案追缴赃款500余万元。这些案件主要分布在城郊接合部，2007年以来查办的26名村干部中，仅义乌江东街道、北苑街道和稠城街道就占了20人。

　　在这些倒下的村官中，名气最大的当数获刑9年的义乌市廿三里街道活鱼塘村原支书金新华，他在被告席上的一句“做干部不就是为了钱嘛”语惊四座。如今大塘下又让义乌股份经济合作社试点改革身处风口浪尖。

　　股份经济合作社如何摆脱村官“前腐后继”倒下的怪圈？

　　贿选举报者上台后继续腐败

　　这个端午，朱跃贤一家心境惨淡，依然没有从最近这次殴打事件的阴霾中走出。5月12日早晨，朱有云在村委办公室指挥朱宝宝、朱建文、朱荣尧、朱荣盛、朱跃海及护村队人员，由朱宝宝带队到朱跃贤住处，朱跃贤出门时被堵住，随即遭到毒打，听到他的呼救，妻子方美玲赶来用身体护住丈夫，并大声求饶：“他头上的伤刚好，不能再打！”妻子的举动非但未能解救朱跃贤，反倒使自己遭受了一顿毒打直至昏倒在地。朱跃贤的儿子送孩子上学回家，看见父母被打，指责施暴者，很快也被打倒在地。朱跃贤老泪纵横，“他们打完还不罢休，群众呼叫救护车，朱宝宝等人将救护车堵住不给抢救。”

　　早在2001年，大塘下村就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1065个村民全部成为经济合作社股东，终身享受经济分红、土地确权等方面的权利。在股份经济合作社模式下，村集体经济由合作社掌管，设置的董事会由1名董事长、6名董事、1名监事长、2名监事、3名党支部成员、5名聘用干部组成，一定意义上，这里的董事长就是原先的村主任。

　　虽然至今人们仍习惯于将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称为大塘下村，但实际上大塘下在义乌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日益成为核心市区，村民通过“村改居”也变为了稠城街道的居民，由于毗邻义乌机场与义乌小商品市场，近年来大塘下地块的土地增值迅猛，可谓寸土寸金。

　　2007年，大塘下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与浙江省高层的大事件，在当年的大塘下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会改选过程中，当选董事长的朱堂财因为高金贿选遭到村民集体举报，上任46天后就被罢免，由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组成的13人工作组进驻该村负责旧村改造等工作。

　　现在被村民们举报的现任董事长朱有云就是当年与朱跃贤等人一起积极向中央、省、市各级部门举报朱堂财贿选的村民之一。朱跃贤揭露，朱有云当年事实上也是贿选者之一，“我们看着他长大，他是一个20多年的赌棍，债台高筑，当时贷款150多万元竞选董事长，无奈朱堂财出手更大方，朱有云因此败选。”

　　“这是一个风险投资，贿选一旦失败，就意味着贿金投资打了水漂。”朱跃贤介绍，因此在一些贿选严重的村，竞选者为了当选组建团队竭尽全力，甚至手段“穷凶极恶”。朱跃贤没有想到前任董事长被告倒后却被朱有云钻了空子。不过，当年，朱有云也打出了要为村民谋福利的旗号，朱跃贤等人未加深究，此后，工作组逐步将权力移交董事会，其后的旧村改造工作也由朱有云主导的董事会主持。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村民对朱有云在土地确权等方面的做法开始不满，并由朱跃贤牵头搜集材料进行举报。

　　朱跃贤从朱有云一上台就处处留心，由于供事于新一届董事会，朱跃贤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原始材料，“我知道朱有云的猫腻在哪里。”他通过核对旧村改造的材料发现朱有云以权谋私侵害了集体经济，比如，朱有云利用自家房屋“一房三报”，同一处房屋利用哥哥朱有田、父亲朱桂行、爷爷朱大四的名义三次商报确权审批，并得以通过，按照目前大塘下地块每平方米4万元的市场价计算，这三次虚假上报如果获准并得以分配新用地，朱有云将获利高达500余万元。

　　朱跃贤开始举报。

　　实名举报遭受三次实名殴打

　　2010年3月19日，在邮寄完举报材料回家的路上，朱跃贤遭遇村干部朱志明的殴打，朱志明一边打一边说：“我警告你，不要把事情闹大了！”朱跃贤报警后，在警方的调解下，朱志明赔偿朱跃贤医药费、误工费等共计7500余元，不过，他告诉记者，因为朱志明的行为是朱有云安排的，这笔钱最终由董事会报销。

　　生性耿直的朱跃贤指天发誓，他举报朱有云并无私心，“我就是看不惯这种腐败行为。”他也从未想过通过举报朱有云会得到什么好处，否则早就与朱有云私下和解了，“不过，依照我对他的了解，我已经没有退路了，除非把他告倒，否则他对我的报复会更加猖狂。”

　　朱跃贤执著举报终于在2011年2月16日有了成效，稠城街道经调查确认朱有云哥哥朱有田与父亲朱桂行的本证是同一宗土地。不过，朱跃贤认为一房多报只是冰山一角，朱有云弄虚作假，虚报土地1800平方米，按照市价合计7200万元。比如93岁的五保户朱池池此前一直由大塘下村出资6万元在稠城街道敬老院生活，旧村改造启动后，朱有云等人却将老人从敬老院领回来，以老人的名义土地确权审批90平方米，“这些面积被村干部瓜分，说是老人以后将由他们负责赡养，但此前多年他们对老人漠不关心，谁能相信他们的承诺？”

　　为了进一步揭露朱有云，朱跃贤递交了他从董事会偷偷复印出的一系列材料，甚至查阅了族谱，证明朱大四是朱有云的亲爷爷，而非朱有云向上级部门所述的“堂爷爷”。这个过程中，因为看到了希望，参与实名举报的村民发展至9人，他们发现在旧村改造过程中虚报面积的40多户多是村干部或者村干部的亲属，甚至还有更高一级的领导。

　　3月4日，朱跃贤差点丢了性命，被举报的村干部带人挨个到举报者家里殴打，而朱有云则把他骗至办公室，拿起桌上两斤重的烟灰缸就砸向朱跃贤的头部，朱跃贤当场昏倒在地。20多天的治疗，朱跃贤花费3万多元，4月11日，经义乌市公安局稠北派出所调解，朱有云赔偿朱跃贤9万元。朱跃贤不解，为何只见调解而不见追责。

　　他发现朱有云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更为猖獗。从4月4日开始，朱有云牵头董事会非法买卖集体土地，他们将大批集体土地非法卖给村民甚至外地人，朱跃贤等人发现，只要朱有云签字，就有机会在旧村改造中通过暗箱操作多获取补偿面积，市价4万元每平方米的土地只要花费6000元至12000元不等就可以买到，一些温州炒房客甚至通过关系找到朱有云购买大塘下集体土地。按朱跃贤的统计，非法买卖土地高达4500平方米，一些购买土地后的村民偷偷将证据提供给朱跃贤，“都是有据可查！仅这一项就给集体经济带来近2亿元损失。”

　　朱跃贤实名举报却遭遇实名殴打的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的高度关注，并为此专门批示要求查处。4月6日，稠城街道主持召开听证会，会上，朱跃贤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举报问题属实。紧接着4月15日，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发文确定朱跃贤举报的一房三报问题属实，撤销朱大四等人的虚假土地确权。这对朱有云等人而言意味着上百万元到手的利益没了，“因此怀恨在心，有了5月12日的第三次对我全家的殴打报复。”

　　然而，这次殴打在朱跃贤看来另有目的——朱有云等人眼看腐败行为要曝光，急着将土地通过非法招投标的形式分下去。

　　“他们试图通过殴打阻止我进一步举报。”

　　离奇招标会

　　朱跃贤的弟弟朱跃正同样因为举报遭受打击报复，他认为大塘下经济合作社没有设立经济财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缺失导致朱有云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他与朱跃贤等人共同的担忧是，朱有云不仅在村里聚众赌博，还到澳门、缅甸豪赌，他们统计朱有云赌债高达1200多万元，光讨要赌资的电话，朱跃贤在董事会工作时就接到好多次。“我们担心他以权谋私，刮足了油水就开溜。”朱跃贤揭露，朱荣尧、朱建文、朱宝宝也是长期赌博。

　　朱有云放弃了为自己解释的机会，他断然拒绝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称上级部门正在调查，而对于土地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稠城国土所也不予回应。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主任李荣俊表示，义乌市目前已经牵头就大塘下旧村改造问题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大塘下所有已经确权以及尚未确权的土地都将进行重新调查、核实，对骗取行为将根据造成的后果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鉴于媒体频频报道，社会广泛关注，义乌市委宣传部将整理统一的回复意见。不过，朱有云等人似乎依然坚挺，除了殴打报复举报者，在最近一次殴打朱跃贤的过程中，朱有云还带领护村队对前来执行公务的稠北行政大队执法人员动粗。甚至，新华社旗下某媒体记者前去采访时遭受不明身份男子围攻，当着警察的面将矿泉水瓶砸向记者。

　　就在工作组查处问题的过程中，5月13日、16日、18日，不顾朱跃贤等村民的竭力反对，大塘下村旧村改造村民安置招标会仍旧举行，而这三场招标会上的异常表现耐人寻味。按照在现场参与投标的村民描述，这场招标会没有街道办、国土局、建设局等人员的参与，甚至连公证员也没有，整个投标现场，只有拍卖师与村干部在内的竞标村民，不过，但凡举报过董事会干部腐败的村民均被取消了竞标权。

　　招标会对旧村改造后的店面房、住宅、连栋别墅进行招标，目前的土地价值是4万元每平方米，如果后期建设，增值更为可观。然而，确如朱跃贤等人事先的担忧，这场招标会完全按照朱有云等人事先的安排，沦为了村干部暗箱操作、非法招标串标，借机敛财的闹剧。

　　村民们偷拍的录像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以13日拍卖店面房为例，当一号地块第十至第十八号这几间位置最好的店面拍卖时，坐在第一排的朱有云将竞价牌高举起来，此时站在通道两旁的几十个护村队员有秩序地向两边分开，将意欲举牌的村民制止住。更为戏剧性的一幕紧接着上演，拍卖师一改常态，加快语速：“一次有没有，两次有没有，三次有没有？”就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拍卖师已经一声“成交”一锤定音。朱有云就这样以起拍价拿到了地段最好的9间店面。随后，朱有云在协议上签字、盖章，并在挂在台上的大图纸上标注、签字、按手印，村民们窃窃私语却无人敢站出来质疑。

　　这样的一幕此后每当几个关键的村干部举牌时都会上演，甚至于拍卖师都懒得多问，一二三就落锤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普通村民竞标时，拍卖师叫喊的频率却变得很慢。在13日这场招标会上，几名村干部都以最低价拿到了至少5间店面，而村民的成交价却数倍于村干部。

　　5天之后的最后一场别墅招标会更是蹊跷，大门紧锁，普通村民禁止入内，只有包括村干部以及村干部亲友在内的24人入场。当天共拍卖10套连栋别墅，事后的成交公示图表明，朱有云、朱荣尧、朱文卫、朱建文等村干部共投标拿到其中的7套。

　　朱跃贤事后了解到，这7套别墅的投标过程与13日如出一辙，村干部在拍卖师的帮助下只不过是象征性举牌，至于成交价格，村干部是以60多万元不等的起拍价拿下，而剩余的非村干部拍走的3套，成交价格均十多倍于村干部。

　　如此，在大塘下旧村改造中，朱有云已经拿到了9间店面、6间高层套房与1套别墅，即便按照他的成交价格与土地指标价格计算，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朱跃贤不解。

　　掩盖在大塘下村旧城改造和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之中的黑幕究竟还有多少？目前，浙江省委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经进驻大塘下村，并与举报与被举报者进行了约谈。

　　朱跃贤又看到了希望，不过他难以释怀的是，为何此前他们一直在举报，有关部门也一直表态会认真查处，朱有云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倒愈演愈烈。

　　这让他对接下来的走势仍存一丝忐忑。

　　如何真正造福于民

　　按照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5年5月下发的《关于全省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意见》规定，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民主、公正”的原则进行，坚持条件、先搞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进。但丁关良教授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股份经济合作模式的推行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他指出，股份经济合作社能否运行好，包括董事长、理事长在内的经营者的素质与奉献精神最为关键。

　　作为经营者理应尽力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尽可能保护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一些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独自掌控集体经济决策大权，对外进行企业运作，对内进行村务管理，包括土地买卖大权在内的一切决策权都归其所有。董事、监事、村民股东的权利都形同虚设。而很多股份经济合作社表面上由村民选举产生，但实际上贿选、内部操作等顽疾依然存在，跟许多地区的村官选举没什么两样。

　　没有制约的权力总会导致腐败。丁关良教授认为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制度的设立要完善，要杜绝腐败的机会，至少腐败的难度会更大。另一方面监管也必须要跟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上级单位往往是乡镇或者街道办，这些上级机构能否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也将直接决定股份经济合作社能否正常运行。”

　　“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的在试验阶段的基层经济组织方式，其在集体资产确立、财产分配、民主决策、领导人监督、税收等多个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为此，丁关良呼吁通过一些地区的试行，赶在推广前立法，很多地方可少走不少弯路。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朱跃贤谈及朱有云等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中饱私囊、打击报复等行为时，除了愤懑外，也不无懊悔之意。他认为如今董事会内部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腐败网一旦形成，举报愈加艰难。不少村民也噤若寒蝉。

　　而今日的这一切也是当初村民们不重视手中的选举权“养虎成患”亲手种下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