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宝案”、“错字门”、“会所门”等一系列事件，把北京故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评论和审视北京故宫的同时，难免会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那里也有一个故宫。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在不同的体制和观念下，本是同根生的兄弟，长出了怎样不同的样貌和气质。

　　北京故宫的危机时刻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汪昕 肖尔亚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美国找拉丹用了近10年，我们抓获‘江洋大盗’只用了58小时。气死奥巴马！”

　　5月27日下午，北京故宫的天空阴云密布，几欲摧城。在东华门内一块布告栏上，出现了以红白粉笔写就的一段文字。附近办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每经过此处，都会看到这则醒目的所谓“好消息”。

　　“这是我们一位老员工写的，我还看到有警察在此欣慰地驻足拍照。”一位北京故宫工作人员说。

　　然而，在北京故宫展品失窃、赠锦旗错别字、建福宫被指建会所敛财等一系列席卷社会的负面事件爆出后，如此 “好消息”，也成了讽刺之语。

　　从管理体制、安保制度、商业开发到危机公关，这座古老的紫禁城在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后，猛然发现：世界变了。

　　如同一位沉疴在身的老人，在初始的无知与傲慢之后，北京故宫暂时失去了招架之力。

　　没有危机公关

　　对建福宫原市场开拓总监甄妮来说，这是梦魇般的5月。刚刚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8个月，就发生了“建福宫会所”事件，因被怀疑属下出现“内鬼”被辞退。

　　“是高层领导作的辞退决定吧。头一天我们还在开会。17日，人力资源方面的负责人就宣布这个解职的决定。”

　　甄妮没有问为什么。她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一来，公司都这样了，完全做不下去了，眼看着明天就关门了，我还留着干什么？二来故宫也发出声明要求整改，这也是符合精神的。三来，我的部门内部出现所谓的内奸，最后的10天，我挺别扭难受。身边最信任的人谁都不能信任了，惶惶不可终日。”

　　她的家庭算是“故宫世家”，父亲一直在故宫做行政工作，她小时候就在故宫上幼儿园，1999年赴法国留学，专业是国际艺术管理，其中有一门课是文物古迹的经营管理。去年10月，甄妮入职成为建福宫的市场开拓总监，负责公司形象、战略策划、营销企划、合作和媒体关系等事务，她戏称自己是“二进宫”。

　　不过，一系列“丑闻”爆出之后，故宫陷入舆论旋涡，甄妮成了牺牲品。

　　在“建福宫会所”事件之前，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估计价值数千万元。案发58小时后，警方宣布案件告破，疑犯竟然是临时起意的“小蟊贼”。

　　“这是丢人现眼的事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文保专家谢辰生说，故宫展品失窃、被指建会所敛财等事件，都出乎他意料，“我感到很伤心。”

　　而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看来，故宫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今天的防盗技术是不能破解的，“不像过去，你看偷盗博物馆的，拿剪刀剪啊，什么红外线你拿个红布它就不反应，或者人在红外线之间穿梭啊。现在是电脑比对，一上警报，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东西就固定了，一旦有移动马上报警。”

　　即使盗贼石柏魁被警方抓获，马未都仍觉疑点重重。“你说他飞檐走壁地跑了，从哪条路线上去的？故宫所有的建筑都离墙远着呢，那墙不是咱家里的墙，那墙三四层楼高，你怎么跳下来啊？”

　　故宫这次为何“丢人”？马未都说，不是因为它写错了字，而是不承认，还去强行解释。“这不明摆着的错了，他居然敢咬着说这字厚重。当时看着我都愣了，他们还真敢说。”

　　如果以现代传播的思维来看，无疑，故宫没有危机公关。

　　“它不像国际品牌，碰到危机后做漂亮的公关。”甄妮承认，“故宫是大家都了解的国有事业单位，它到今天还能开新闻发布会，道歉这个事，倒退几十年是不可能的。体制下的单位，这已经是个进步了。”

　　其实，故宫并非很多人心目中的“老朽”形象。它开了微博，并在一系列争议事件中作了互动。可惜的是，因为缺乏经验，这种互动尝试几乎沦为十足失败的公关行为。

　　5月17日，“故宫官网”反击批评者蔡成平，称“第一波想出名的人已经出名了，您晚了一步，下次赶早”。几乎在同一时间，此官网ID又与《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展开争辩，并质问“北青有多少无良记者”？

　　如此尖刻的回复，惹恼了更多的网民。“故宫官网”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并公开道歉，“今天对蔡先生不尊敬的后果由我小编一人承担……真的跟官方的态度无关。”

　　甄妮对此也是摇头，“操作的人可能不专业，不是我们要求的专业发言人的水准，未必他发表的言论能代表故宫，这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乱子，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文博机构一样，也有公关处理、面对危机的能力？”

　　记者几次拨打故宫宣传部门的电话，均无人接听。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故宫现在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领导已经提醒我们，在网上不要跟网友争论，只能用时间来冲淡网友对故宫的关注。”

　　对文物缺乏敬畏感

　　在此之前，关于故宫“流出文物”的猜测与传言就流传甚广，而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曾表示，故宫在文物管理方面的疏漏可能还不止于此。

　　古画复制专家王开儒，曾在1995年底开始进行《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工作，这也让他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进入故宫库房的机会。“从延禧宫北门进入，第一道岗，都是穿着他们内部衣服的武警把守，登记携带什么东西，有没有铁器、火、烟等物品。右拐走过长长的胡同，在第二道岗前检查……里面会有录像，要注意自己的呼吸不能与画距离太近，不能动手摸。”多年后，他还记得进入库房令他兴奋心跳的感觉。

　　但这次1小时15分钟的“亲密接触”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1973年故宫揭裱此画时，将距画首80厘米处的补绢揭下。王开儒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文物缺乏敬畏感，即使有时代原因，也应承认错误。他于2002年发表《〈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文，对故宫权威开始质疑，由此，与故宫的关系逐渐僵化。

　　故宫方面对王开儒的论点并不认同，发展到后来不予回应。

　　“故宫本应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权威单位，但在国宝上挖了一块，又接了一块，有失学术品格。老祖宗的东西，想添就添，想删就删，没有了对文物的敬畏感。”他还认为，说要听专家的不要信民间的，有“学霸”的意味。

　　故宫老研究员杨静荣说，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故宫一直有行政上的优势。“好的东西那个时候都往故宫送，包括改革开放以前，文物商店，他们收的东西好多都往我们那送，为什么？故宫那有钱，国家给拨专款，像我们要买重要的东西，专门打报告，财政部批，专款专用。”

　　但这种专款的使用也会出错。他回忆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陶俑事件”，当时北京潘家园出现据称是北魏的陶俑，有人跟文物局汇报说这是出土文物，应该赶快收回来。故宫当时“花了好几十万”去收了，结果“收完了以后全是假的”。

　　此次爆出的一系列事件，更是让故宫的管理运行机制遭到了空前质疑。

　　“设备是现代的，组织是严密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愤怒的谢辰生用这三句话表达自己的看法。博物馆被盗本来不算新鲜事儿，文物被盗窃，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问题是这次很严重，错误在人。”

　　在他看来，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设备问题。“人抓着了还让跑了，这不像话呀，回家睡觉去了。所以你有再先进的设备，有再先进的组织，你人不负责任，那什么东西也得让人偷掉。所以，悲哀，就悲哀在这儿。”

　　他觉得故宫的管理出现了问题，“这是严重的失职，故宫负责保安的这个领导应该负直接责任，主要领导人负领导责任。他要是个大盗还好，这完全是开玩笑的事情，简直是低级错误，犯了这种错误我觉得是不可饶恕的，这不能容忍，这必须严肃处理。”

　　隐秘的“猫腻”

　　故宫专家上电视，或者做拍卖公司的顾问，这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谢辰生说，“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客观上对这些文物犯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把文物当成什么呀？就是值多少钱，错了就拿锤子砸了。我对这事很反感，我觉得中央电视台《鉴宝》许多问题是整个文物工作出现偏差的一个推手。”

　　在体制上，不仅是故宫，内地的博物馆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为谁服务？马未都说，像他创办的观复博物馆是“赞助人的博物馆”，而故宫博物院属于“纳税人的博物馆”。所以，“我们怎么运作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他们那个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事儿。” 言下之意，故宫的所有展览都应该是公益性质的，不能接商业品牌的活动。

　　而一些变相的商业活动，如果不是业内资深人士，根本不会发现其中的“猫腻”。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表示，最近嘉德在北京拍卖的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其实就是曾在2006年故宫展览上出现的展品。

　　“他们那东西本来就值几千万，花五百万(在故宫)搞一个展览，它卖好几个亿。卖的是谁？卖的是故宫。如果它不在故宫展，保证卖不到这个钱。这是不是利用？很多人说故宫没受损失啊，故宫当然受损失了。这么多钱是纳税人支撑的，你白用了故宫的品牌嘛！”

　　“他们就是想挣小钱。就是在国家身上躺的时间太长了。在外国，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敢拿着纳税人的钱，还干这事儿，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故宫只能做一种展览，比如，对方是博物馆，没有商业利益，谁也不会说什么，对不对？因为它不会拿去卖。”这位人士表示。

　　国内博物馆的资金利用效率，也是马未都一直耿耿于怀的。“我们私人博物馆由于经费紧张，所以每次都精打细算，我们用的展览费用，要是跟国家博物馆比起来，几分之一的花费就可以完成了。”

　　对于称故宫出事的原因在于经费不够的观点，文保专家谢辰生愤怒地在记者面前拍了桌子：“胡说八道，怎么经费不够？人跑了，你看着他让他跑了，该给你多少钱你才去抓？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

　　不过，即使被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辞退，甄妮仍然坚持，商业开发的路子没有错。她说，国外一直讲的观念是古迹的“活化”，而中国一般对古迹都是“封化”的概念，文物可能会尘封在地库里或束之高阁，古迹是关进大门才叫保护，“其实不然”，“我们之所以害怕开发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经常是过度开发，不良开发，实际上它是中性词。”

　　“我一直难平心里的遗憾，其实也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士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支持的。”她感到遗憾的是，被指建福宫建会所事件时候，迫于舆论压力，刚刚启动的故宫商业开发之门不得不就此暂时关闭。

　　“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副教授施静菲也说，世界博物馆的一个趋势是，以前博物馆是文化事业，是不赚钱的，非营利性的，由政府作财政支持，但现在自筹经费的部分增加了，大英博物馆等为了吸引观众，也都做很多商业开发。“比如展览开幕邀请名流参加VIP酒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他们的赞助捐赠会增加。”

　　体制下的蛋

　　“到故宫去的人很少是去欣赏故宫的，他们主要是看皇帝老儿怎么生活，大家带着这种好奇。”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说，“我们做博物馆的宣传也不够，这是双方的问题。”

　　即使很多博物馆有解说词，也都写得非常简单，参观者进去看的时候一头雾水，看完出来还是一头雾水。“我们国内讲解员一般比较注重于相貌上的，小姑娘长得标致一点，声音比较清脆一点啊。”但台北博物馆的讲解员，大部分都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

　　此类细节，最能体现博物馆的服务意识。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有一点让参观者好评如潮的，是其6个版本的门票设计。参观者交五十块钱可以随意挑一张门票，如果多交十块钱，就可以获得纪念版，包括六张不同的门票。

　　“这就叫服务。一开始我设计这票的时候很多人说卖不出去，说国家都免费的，您这五十块钱就挺贵的，你还加十块钱谁买？但是我们票卖得特好。”马未都说。

　　古瓷专家、前故宫研究员杨静荣则表示，从参观服务方面来说，故宫有些地方应当是退步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学生参观故宫是免票的，很多人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到故宫看瓷器，一画就画一天。“现在参观故宫都成了逛庙会了”。

　　一所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在施静菲看来，除了有一流的设备、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专业的推广人员，还应该有“以观众为优先的服务精神”。

　　甄妮早看到了故宫老体制的一些弊病。“这些事业单位是体制下的，中国发展太快，可是我们体制没有跟上。不是不要经营，而是体制下经营得不好，不到位，所以公众看到的就是不能经营，一经营就是过度开发，就变味。”

　　一篇题为《“故宫丑闻”是官办文化下的蛋》的评论就指出，故宫在回应外界对其错字的微博中称，锦旗乃保卫部门负责，制作后未交院里检查，发现错字后未向领导请示。其中出现的“未交院里检查”、“未向领导请示”等用词，就表现出故宫的官僚等级何其森严。

　　即使在一些细节上，故宫博物院也给人“老态”的感觉。副研究员周京南从1991年开始进入故宫工作，办公场所搬了三次，都是平房，他自嘲这样工作才“脚踏实地”。即使现在，办公条件依然拥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上外网的电脑，每天提着那种老式的暖瓶去锅炉房打水”。

　　“要想真正做到国际化的文博单位的水平，肯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长期在欧洲做文化遗产的经历，给了甄妮答案，“光靠国家的拨款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是国家的拨款、基金会的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这才是以后的出路。”

　　作为副部级单位，故宫博物院有着浓重的官僚机构色彩，在遭遇“建福宫会所”事件之后，这条“出路”走得也许更加慎重，更加步履蹒跚。建福宫注定无法办成私人会所了，但那些低层次的商业尝试，命运又该如何？

　　有一次，马未都去故宫，穿过一扇门时，看到了一家小卖部，门口贴了张A4白纸，映照着古老红色的宫墙，纸上有两个黑字—“冷饮”。

　　“啪！贴在这儿，多难看啊！”马未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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