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万佳欢

　　改革前：

　　个人利益与集体荣誉矛盾一触即发

　　2002年，中国网球在釜山亚运会上破天荒地全面溃败。李芳退役，易景倩、李心意等队员也状态下滑，女子网球彻底陷入低潮。

　　由此，网球运动投入不足，赛练脱节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时任中国网球协会会长张晓宁曾经回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们的运动员去职业化。我们的经费最多只能让主力队员每年打10站比赛。”

　　即使网球在中国一直属于弱势项目，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官方的极大重视。为了备战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协制定了“以女子为重心、以双打为突破口”的策略。虽然网管中心并没有明确提出职业化要求，但是在“多参战——挣积分——进奥运”的硬指标下，运动员们被允许大范围地参加国际比赛。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国家为女子选手出国比赛提供的金额为600万元，加上男选手，总投入达到1000万元。

　　由此，郑洁、晏紫、李婷、孙甜甜开始频繁参加国外职业巡回赛。一开始，她们的排名只处于300～400名；从ITF挑战赛和卫星赛打到WTA巡回赛预选赛，一年半后，她们已经挤进前50名，凭排名可以直接进入大满贯正选赛。

　　2004年，老女排队长孙晋芳入主网球管理中心。她以自己极大的诚意劝说天赋高、但在两年前退役的李娜重回国家队。此外，孙晋芳还一一解除了李娜对于未来困难的许多疑虑。她承诺为李娜创造条件和帮助，“一定会在个人层面上实现你的个人利益最大化”。

　　同年，李婷和孙甜甜在雅典奥运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得一枚意外的金牌，中国女网的发展道路似乎一帆风顺。然而，随着运动员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职业赛事，奖金和利益分配逐渐成为运动员们与管理者之间的最大矛盾。不仅运动员们的训练、参赛、经费使用必须由网球中心或国家队统一管理，必须将税后奖金的65%上缴，根据中国网协的规定，剩余的奖金也不会马上发给球员。

　　矛盾一触即发，曾被视为中国网球女单希望之星的彭帅成为最早的挑战者。2005年，她要求在教练、奖金和参赛上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享受充分自由；而孙晋芳则对她“只想奖金，不考虑大局”的态度予以严厉批评。

　　同样在2005年，卫冕冠军李娜在十运会网球女单半决赛中遭淘汰。赛后，她表示：“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

　　金花单飞，压力之下“摸着石头过河”

　　变革看来是必须的了。2006年，郑洁和晏紫在澳网获得女双冠军。孙晋芳和她负责的网管中心开始考虑改革。

　　改革的动因除了来自于网球运动发展的需要，也来自于网球运动员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与举国体制的冲突已经把这一项目推向了中国体育的风口浪尖。

　　对于如何改革、改革后怎么走、以后如何解决遇到的问题等等，孙晋芳为很多理论的探索和总结，做足了准备。而改革举措的推出一拖两年。一些人对于改革有很多顾虑，比如运动员放出去以后你怎么管理？奥运争光计划能不能落实？

　　用孙晋芳今天的话来说，“时机尚未成熟，而2008年奥运后是一个最好的节点。”此前，她就跟运动员承诺，“在2008年以后我们一定会采取很多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2008年奥运会之后，网管中心终于决定对运动员实行“金花单飞”政策，这意味着传统的举国体制将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和一系列极具说服力的大满贯成绩，网球中心也很难下定决心改革。

　　12月，中国四名最顶尖、同时“条件成熟”的女子球员——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终于成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批单飞运动员。这意味着她们将脱离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的网球职业的权利——可以自己制订时间表，选择教练和后援团队，只需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而且只用将奖金收益的8%～12%上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我们给她们选择：你要单飞出去也可以；有飞不动、留在体制内的，我们也给予很有空间的政策，”孙晋芳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比如说张帅，按照选择改革的政策她能够单飞了，但是她没有强大的保障团队和经济实力飞出去，所以她享受体制内最好的待遇。”

　　孙晋芳认为，这已经是“洋为中用、既走网球职业化道路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好方式”。

　　但是同任何一项改革一样，这一举动一开始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和质疑，这些运动员能否自己在WTA的大环境下生存？体制内的批评声音四起——尤其是一开始她们的成绩都不甚理想。国家体育总局一位负责人当时曾公开对媒体表示：“从目前来看，金花们单飞之后的表现并不理想。至少我个人认为，单飞目前不适合继续推广。”

　　对于网管中心和金花们来说，单飞两年来，双方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网管中心在摸索如何用新模式管理离开体制、但又与体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运动员，运动员们则在告别“家长”后面对巨额的教练、训练、机票和酒店开销，以及生存下去的巨大压力。

　　单飞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运动员。四朵金花中的晏紫就一直状态不佳，还传出怀孕消息，已退出今年所有赛事。孙晋芳曾表示，单飞后“有的金花在落后，说明不适应单飞模式，有的选手可能会回归国家队模式”。

　　但是，李娜和郑洁在2010年双双杀入澳网半决赛，打消了人们的疑虑；2010年上半赛季因伤状态一度不佳的彭帅，在广州亚运会上夺得网球女单冠军后也状态神勇，目前首次跻身世界前20名。

　　李娜从6岁起就开始接受举国体制的培养，李娜以她职业网球生涯里扎实的进步，回答了人们的疑虑。在“单飞”后的第三个年头，她用一座苏珊-朗格朗杯来肯定中国网球的改革努力。★

　　独家专访孙晋芳：

　　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

　　举国体制的最高意义和目标是为国争光，而职业化是利益最大化，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本刊记者/万佳欢

　　身为队长和主力二传手，孙晋芳曾经亲历过老女排“五连冠”的荣耀；整整30年后，作为管理者和推手，她将另一个更为国际化的项目推向了辉煌。

　　6月4日，李娜法国网球公开赛夺冠。这被普遍认为是“金花单飞”改革政策下取得的成效。而这一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自主参赛、自负盈亏的政策正是在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的坚持下实施的。这也被认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之下的突破之举。

　　在“走三步看一步”的改革推行两年后，孙晋芳感慨“家长难当”。在大多数网球运动员仍留在体制内、举国体制仍然存在的现实状况下，她既要对单飞的金花们实施管理，又要避免以前那种领导式的指示管理，与运动员进行协商式、契约性的交流。她把“单飞”的运动员比作嫁出去的女儿，希望对她们采取更“多元化”“最人性”的管理模式，“由你来选择，而不是我来命令你”。

　　毫无疑问，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上的胜利，证明了孙晋芳和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近几年来，在网球运动职业化方向上努力的成功。这种努力的可贵之处在于，李娜、孙晋芳和她们的同伴，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举国体制 ”的体育发展新模式。这是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顺应开放、多元的当今中国社会环境的体育运动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和“举国体制”有着很好的继承和结合，同时，又有着足够的、面向未来的创新和发展。

　　这次，孙晋芳以伤病之躯亲赴巴黎为李娜助阵。赛后，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光靠她个人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中国新闻周刊：李娜这次夺冠和当年郑洁、晏紫在温网女双夺冠，是运动员在体制内外两个阶段的成功，对网管中心和你来说，两者的意义有什么不一样？

　　孙晋芳：我觉得任何一种突破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李婷、孙甜甜的冠军到郑洁、晏紫两次大满贯的突破，7年来，中国网球一直在不断进步。

　　2008年以后，中国竞技体育拿到世界第一，可是国际上职业化、商业化、社会化很高的主流项目中国都不行。网球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是主流社会中职业化、国际化最高的项目之一。所以李娜取得的成绩是轰动世界的，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体现。

　　别人常问我，“你们女排在30年夺取冠军前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李娜如今夺冠有什么不同？”老女排夺冠时是刚刚改革开放，没有很多前人的经验，对于未来，人们需要一种精神的推动和鼓舞。

　　而今天李娜的突破，环境、政策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完全不一样了。与郑洁、晏紫的夺冠相比也是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李娜的成功是个人的胜利，你认为是这样吗？

　　孙晋芳：每个人的进步与个人奋斗肯定是分不开的。李娜的成功确实与她的艰苦努力分不开，但是这也离不开国家、政策、改革开放的形势，包括我们网球中心2008年以后进行的大胆改革。光靠她个人肯定是实现不了的。李娜自己在发布会上也说了这一点。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网球的改革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作为网管中心主任，你最骄傲的是什么？

　　孙晋芳：这两年来，能不断地创造历史，她们成熟了，我(为此)付出了努力，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一个世界冠军，然后在另一个项目的领导岗位上做管理工作，又取得了一个冠军，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高关注度的世界主流项目中，取得了这样的突破，这是最值得我骄傲的。

　　“她们那时已跟体制产生很大的摩擦”

　　中国新闻周刊：是你提出单飞改革的，当时的动因是什么？

　　孙晋芳：从2006年郑洁、晏紫的双打突破到2008年奥运会，我觉得她们已经具备了飞出去的商业价值。她们能养活自己，而以前养活不了。积累足够时，如果你不让她走，那是你不顺应这个项目的规律——过去的体制没有融入到国际氛围中，而这个项目是国际化的。

　　我觉得举国体制不是坏的，而是应该完善。尤其是网球，青少年阶段肯定需要举国体制，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而网球项目花钱很多，没有举国体制不可能培养出来运动员。但到了一定时期，也要顺应潮流，让运动员到国际市场上去拼搏、适应，再推动这个项目的发展。

　　另外她们那时已经跟体制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包括李娜当时炮轰国家队和彭帅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在改革之前，我就明显感觉到了这些碰撞，这说明现有的体制在这个历史阶段已经不适应网球项目的发展了。我们一定要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新闻周刊：允许运动员单飞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为什么这个政策在2008年奥运会以后才推出？

　　孙晋芳：这个事其实2006年就开始考虑，拖了好几年，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当然过程中碰到很多困惑和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们一直在反思和深思。

　　一个政策的推出得找到一个合适的节点。我们跟运动员也讲，在2008年以后一定会采取很多改革和开放的政策。

　　一开始叫李娜单飞是不可能的——她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团队去帮助她。另外，我们得保证运动员适应参加国际赛事时的语言、饮食、时差问题，甚至常年在国外奔波的孤独感。不具备这些，怎么飞啊？

　　中国新闻周刊：单飞对传统体制是一个挑战，你当时是不是顶着极大的压力？

　　孙晋芳：我确实压力很大。这个压力来自于多方面，一是放飞对现有体制的冲击很大，现有的分配政策、管理体制和机制跟它是格格不入的；二是她们出去以后，奥运争光计划能不能落实？第三，运动员放出去以后你怎么管理？这是更大的挑战。过去是领导对下面下指示，而现在是一个协商性的交流、契约性的管理，完全不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据说你当时非常努力地向上级申请和批准这项政策，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

　　孙晋芳：可能我经历了很多，我这个人无所求，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改革上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吧。

　　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一个相互理解、相互认识的过程。总局领导的支持也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到了这个阶段他们才能认识到。走到最后，领导非常支持我们的改革和解放生产力。

　　我们在一线上，面对很多困惑挑战，所以逼得我们要去改革，只能跟领导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改，我们改了之后干什么，改革的风险在于什么。改革只有两条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竞技体育很残酷，它用成绩来说明一切，所以我们很谨慎。

　　“这条改革的道路走对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单飞”改革之前，网管中心做过什么样的准备？

　　孙晋芳：在推动改革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理论探索和总结。举国体制的最高意义和目标是为国争光，而职业化是利益最大化，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甚至改革以后每一步怎么走，会出现什么问题，放出去以后怎样才能不失控。

　　就像女儿出嫁一样，你肯定希望她以后可以生活得更好，但是你要跟她讲很多道理——婚后生活不是像在家里面父母准备好三顿饭，而是要经营好自己的家庭，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同时还要呵护她，帮助她走好。

　　中国新闻周刊：网管中心具体怎样管理单飞后的运动员？

　　孙晋芳：我觉得运动员猛地被放出去后会感到很自由，就像出笼的小鸟，但她们也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过去我们给她们包办签证、旅馆、装备，而她们一出去，什么都是陌生的，都得从头开始自己做。在过渡时期，我们还得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她们每一次比赛回来我们都要交流、沟通，问她们需要什么。

　　另外，我们在大比赛中给予保障方面的帮助，治疗、帮助，国家在这方面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就像这次法网，我们团的人过来以后帮助她们按摩、治疗，让她们有归属感。

　　单飞以后不是不管理，而是改变了一种管理方式：更人性、更顺应这个项目的要求，给她们一种亲情、人文的关怀，我想她们需要这种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论目前几个单飞运动员的状态？

　　孙晋芳：就跟小孩一样，刚刚出去后不想回家。走了一段时间，就连机票都得考虑哪个是最经济的，她们突然一下子成长了。她们现在感到家里很好，觉得过去在体制内太舒服了。

　　郑洁、晏紫、李娜、彭帅都这样教育现在体制内的年轻运动员：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一定要珍惜呀。她们明确感觉到现在的年轻运动员就是条件太好了，所以没有紧迫感、压力和责任。

　　我曾对媒体说，我很高兴，嫁出去的女儿生活得很好，我很放心。我觉得她们从不适应到适应，从没经验到有经验，从不成熟到成熟，她从一个完全体制管束下的运动员到可以自我约束，因为她有生存压力。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实施了两年的“金花单飞”改革，你如何评价？

　　孙晋芳：我经常对运动员们说，你们飞出去以后我的压力非常大。你们是一个试验田，发展好了，说明我们的改革政策是对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走好。回过头来讲，我们现在这条改革的道路是走对了、成功了，对中国体育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示范作用。

　　现在的体制改革中会受到很多制约，我觉得一个项目要做到好很不容易，你要改变很多。就我这个项目来讲，我今后会考虑另外一些层面的问题：怎么完善改革，怎么构筑青少年培训，怎样出现更多的“李娜”和“郑洁”来为国争光。希望她们的突破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政府更大的投入，让更多的青少年走到网球场来，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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