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巷镇停在路边的多部车辆被推翻在地

　　6月1日，在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打工的四川籍工人熊汉江与父母到所工作的陶瓷厂讨要拖欠的工资。与老板发生争执后，熊汉江被对方指使的两人砍伤。之后的事件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从6月1日至5日，熊汉江的父母与同乡在为追捕凶手、解决拖欠工资与医疗费用奔走，6月5日警方已将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6月6日晚上又发生了打、砸、烧的聚集事件，闹事的主体与他们的诉求并不明确。公安部门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记者◎丘濂   插图◎老朱

　　出乎意料的事态升级

　　6月9日，当本刊记者联系上受害者熊汉江的亲戚曹书旺时，他即将带着妻儿踏上返回家乡四川的火车。几天来，他一直都在潮州市区解放军某医院和古巷镇政府之间奔波，帮助熊汉江的父母一起处理善后问题。“6月6日晚19点，我在医院看了凶手已经归案的新闻，心想节目播出后，老乡就应该知道事情解决得差不多了，我也可以放心回村睡觉了。往回走，没想到镇政府前的大路已经被人堵得水泄不通。”曹书旺说，他和家人度过了心惊胆战的一夜。按镇政府新闻中心提供的信息，当晚聚集事件造成街上1辆汽车被烧毁，3辆汽车被毁坏，15辆汽车受损，包括15名外来民工和3名本地人在内的18名群众受伤。“一开始是外地人袭击本地人，大约夜里二十三四点钟，本地人又反过来回击，甚至有人持钢管入户打人。7日白天，继续传来有无辜同乡被当地人打伤的消息，外地人都不敢出门上班。”曹书旺说他在7日下午就带着家人跑到了离潮州市40公里的揭阳市住下。“摩托车和上个月的工资我都不要了，就怕因为我们是受害者的亲戚，本地人认为当晚的事件是我们策划的，再来报复我们。”

　　谁也不曾想到一个家庭的讨薪悲剧最终会演变成一次群体性事件。今年才满20岁的熊汉江在2008年随父母一起从四川省中江县来古巷镇打工。这里有“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之称”，全镇有大大小小300多家卫生陶瓷企业。熊汉江和父母先一起在一家厂子做成型工，就是全家三人一起配合，往模具里灌浆，晾干后制成洗手池下面的盆柱。这期间熊汉江是家里的劳动主力，一个月这个家庭能有6000元左右的收入。“2010年我脑子里长了个小肿瘤，母亲陪我回老家动手术。今年春节后再来古巷镇，就想换个轻松点的工作，主要是父母做，我身体好就去帮忙。”熊汉江对本刊记者说。于是一家三口找到了村子里的华意陶瓷厂，同样是成型工，却是做体积较小的石下盆和台盆。“老板苏仰钿说得很好，我们做多少他就拉进窑去烧多少。因为只有烧过后才可以按生产的件数折算工钱，否则只是一堆无用的坯体。”然而，华意陶瓷厂的生意显然不如老板说得那样景气。没干多久，熊汉江就发现这实际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老板正在逐渐把厂房卖做他用。“4月20日那天，母亲对老板娘说，再不烧我们做的坯体，连放的地方都没了。老板娘就让我们把工具交回来，意思是叫我们不要在那里做了。她当时的许诺是把剩余的坯体烧完后再给我们工钱。”

　　华意陶瓷厂4月份烧了5窑，5月份又烧了3窑。5月28日，熊汉江一家便来到厂子结算工资。“我们做的坯体还有100个没有烧。一般在别的厂子碰到这样的情况，每件会按照烧好后工钱的70%来给钱。可老板娘的态度很差，说你们要算钱就自己放把火把它们烧掉吧。”在这部分坯体算不算钱上双方谈不拢，老板苏仰钿叫来了本村的治安队来协助调解。“最后双方约定6月1日早上来结算工钱，实际3009元，但之前熊汉江着急用钱，预先支出了1000元，所以总共是2009元。这里面并不包括那100个没有烧的坯体。”枫1村治安队队长对本刊记者说。

　　6月1日，熊汉江和父母又去到工厂。他们等到中午12点，才发现苏仰钿一直在厂子里，只是在躲避见面。“他见我们就拍桌子嚷嚷，把我们往门外推搡。”熊汉江说，苏仰钿的表弟苏锐浩正好来厂子回收废掉的石膏模具，“他听到这边有争吵声，就跑过来，拿起一把凳子要砸我的头”。熊汉江的头部刚做完手术，父亲本能地去挡，结果被打倒在地，顷刻血流不止。熊汉江在此时打110报警，接着苏锐浩叫来了另一古巷镇的朋友陈健荣，让他骑摩托车带两把砍刀过来。熊汉江说：“我心里一慌，在一处荒地摔倒了，他们就砍我的脚和手。”潮安县公安局法医对熊汉江的伤情鉴定结论是：“右前臂、左腕部和右小腿处被锐器砍伤，已构成轻伤。”古巷镇派出所的林斌副所长告诉本刊记者，熊汉江所受的伤是在追砍中形成，身上其他部位也有刀痕。不过熊汉江本人就认为是行凶者用一种残忍而专业的方式“挑断自己的手筋和脚筋”，这也成为这一事件在同乡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最让人愤怒的字眼。

　　当地派出所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某种程度构成了第一阶段四川籍民工的民怨。“我去现场的时候老板娘还在，可派出所民警没有任何作为。6月2日下午，派出所又通知我们说，苏老板的家属送来了3000元钱让我们去取。”曹书旺说。但林斌副所长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接到电话后出警的民警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先将熊汉江送到附近的卫生所包扎伤口。等到这批民警回到所里汇报情况，我们再派一批人去厂里，行凶者已经不在了。我们去村子里找不到苏仰钿，就让村干部去做他家属的工作，让他们劝说他自首。第二天，家属先拿来5000元钱，派出所采用分批支付的方式，先给了熊汉江家3000元。6月4日，苏仰钿来自首，6月5日，我们又在别处抓获了苏锐浩和陈健荣。”

　　古巷镇劳力所所长陈香明告诉本刊记者，6月2日晚便有一些四川籍工人陪着熊汉江的父亲熊中族来到政府。“熊中族提出3个要求，一是捉拿凶手，二是解决医疗费用，三是支付拖欠工资。镇长许诺，医疗费用会分批送到，不会间断，当晚便送去医院5000元。我又在3日早晨给了他工资，2009元再加上400元补偿未烧的坯体。”6月3日晚，仍有四川籍民工在镇政府门前聚集，后来又去了潮州市政府。因为摇动政府大门等过激行为，被公安部门带走了11人。“在医药费和工资都有着落的情况下，大家的要求就是严惩凶手。结果在交涉中，有些老乡遭到粗暴对待，有人摩托车被砸。这11人被带走后，再次激起同乡的不满。”曹书旺说。

　　6月5日下午，政府部门派人来到医院，希望熊汉江家能出具两份文字。“6月3日至5日仍有人去镇政府和派出所门口聚集。政府一是希望能有一份感谢信，谢谢老乡四处为熊汉江的事情奔波，并告知大家医疗费已经解决，凶手已经归案。二是希望熊家能写一份申请书，请求公安机关能释放被治安拘留的老乡。”6月6日上午，曹书旺等人便把复印好的签有熊汉江父子名字的感谢信尽可能多地送到了同乡手里，被拘留的人也在中午之前陆续释放回到家中。“但我听说，午饭过后，政府门前的大街就开始有人游行，直到晚上出现打、砸、烧的行为。我也想不通这些人的诉求是什么。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凶手已被抓住的消息？”曹书旺对6月6日晚上事态的升级仍感疑惑。

　　陶瓷工人的薪水

　　同样来自中江县的蒋振华也是一名成型工，他1993年便到了古巷镇，是最早一批四川籍打工者。“陶瓷生产的诸多环节中，收入最高的是喷釉工和成型工。喷釉要接触有毒的粉尘，长期从事会有患职业病的风险，因此收入略丰厚。成型工则最为辛苦，技术要求也高。成型工细分为做小坯，如石下盆和池盆，或大坯，像抽水马桶。做大坯的难度也更大。”在蒋振华工作的车间里，可以看到成排的已经成型的马桶坯体，他介绍说：“一个坐便器的模具至少由5块重达80斤的石膏板组成，板子要在涂抹好滑石粉后组装在一起，再向里面灌浆。坯体凝固成型后又要将板子拆开。整个过程搬上搬下，要至少两人配合，花费大量力气。完整的抽水马桶由坐便器和水箱组成，两部分分别灌注成型，将来要保证接合起来没有裂缝。”像蒋振华这样的熟练成型工，一个月和爱人一起能生产出300多件产品，按每件25元左右来计算工钱，两人月收入总和能达到7000至8000元。成为制作抽水马桶的成型工，是大部分四川籍打工家庭在古巷镇的选择。

　　此次作为群体骚乱导火索的熊汉江讨薪事件，是由于所在厂子濒临倒闭、发不出工资引起。但这不是当地最普遍的劳资纠纷形式。蒋振华告诉本刊记者，常见的“讨薪”有两种。“工资是计算合格的烧成产品的件数来给的。成品如果出现针孔、碎裂、杂质等质量问题，轻则不能按全价来支付工资，重则整件不算，甚至还要成倍扣除工资。质量问题有可能出现在成型过程中，或是烧制过程中，后者的话便和工人没有关系，需要技术人员来判定。工人有时还会觉得是瓷土土质不好所致。还有的时候，只是一些很小的瑕疵简单修补就可以，雇主依然不计算产品工价。这种对质量问题的认定有异议的‘讨薪’很普遍。另外一种是中途离厂而导致的欠薪。这里的厂子为了防止工人干一下就离开，有‘押工资’的惯例，一般是押40天左右，也就是3月10日才发1月份的。这样，被压天数的工资就需要你在下次的发薪日来取。但是假如你不在这个厂子工作了，就非常困难，一般能要到所欠工资的3/4就很满足了。”

　　蒋振华说他上一次和雇主发生劳资矛盾还是在1998年，“那时这里的外地人还不算多，本地老板对打工者不够重视”。蒋振华那段时间觉得胃总是不舒服，在一个厂子干了一年半决定走人。“临走管老板要工资，大概应该给我两个月的工钱。老板不愿意我离开，也就不想给钱，即使我说等下个发薪日过来拿，他也不同意。发生争执后，他给村上的治安队打电话，称有人要从厂子里拿东西走。治安队员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了我胸口一拳。”蒋振华最终从村委会手里间接拿到了老板支付的工钱，却没有得到治安队员或是老板任何一人的道歉。所以他告诉本刊记者，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当熊汉江的事情发生，便又会勾起他对那次不公正对待的回忆。“现在这种状况是不大会发生了。自去年‘用工荒’现象愈发明显后，老板一般都不愿意给外界留下‘拖欠员工工资’的恶名。如果能够提前一个月和老板提出申请离职，老板通常是可以结清工资让你走人的。即使突然提出离厂，当时不能立刻支付工资，也会在以后的发薪日陆续把钱给你。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有一点工资拿不到，现在的工人也不会很在乎。毕竟要是下个工厂工资高，很快也能弥补。”蒋振华说。

　　如果翻看春节前后关于潮州卫浴行业今年发展形势的预测文章，便会发现很多都是探讨“用工荒”给陶瓷企业带来的影响。年初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潮州卫浴企业，至少有20%的用工缺口。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副会长、安彼卫浴公司经理苏瑶广告诉本刊记者，以往每年员工工资的涨幅在10%，而今年和去年相比，涨幅则为35%。“原来我们对员工的出勤有奖惩机制。一个月满26天会发200元奖金，相应地如果旷工不来，则一天要罚20至30元。现在这些罚款已经取消了，为的就是能留住工人。”20%的缺工比例对于300人至400人的大企业还可以承受，而对于100人以下小厂，20%的缺失量意味着很多道工序没法正常完成，“所以今年，陶瓷厂老板其实比以往都要重视与员工的关系”。

　　日常冲突的解决方式：                    亲族与同乡的力量

　　古巷镇上，四川的打工人口最多，能占到当地总人口的1/6，另外还有来自江西、福建、湖北等地的打工者。虽然本地人与外地人有各自生活交往的圈子，但日常生活都相处融洽。走在村中可以看到，灰色的瓦房基本上都是外地人租住，间或有几间还住着本地老人。年轻人要么是陶瓷厂的老板，住在厂子里，或者住在瓷砖贴面的小楼中。一位四川妇女告诉本刊记者，有些本地老人生病，他们也会帮助照顾，老人们的儿女都很感激。“其实四川人能选择这里来打工，也是因为潮汕地区较慢的生活节奏，符合我们的休闲文化。”这位妇女曾在东莞工厂的流水线上当过工人，没干多久立刻对严苛机械的工作内容感到窒息，她说“在陶瓷厂做成型工，老板不会给出明确的件数要求，每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量力而行。就好像耕种自家的地，做多了或做少了自己能接受就可以”。因为语言的障碍，在闲暇时间，四川人很少和本地人走动，多是聚在屋子里和自己人玩麻将长牌。“潜移默化中，我们也被本地的生活习惯所影响。回老家都不那么能吃辣了，平时还会学着喝点功夫茶。”

　　亲戚与同乡构成了外地打工者最亲密的交往对象。蒋振华告诉本刊记者，他来到当地站稳脚跟后，再从老家带亲戚来，几乎都是一对一对夫妻往这里带的，就是因为陶瓷厂成型生产的这个环节，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需要两人配合，夫妻最为默契，陶瓷厂招工经常明确写出来‘要招夫妻’。”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些农村民房倒塌得很厉害，年轻人干脆就把留在家中的老人接过来，所以在古巷镇的村子里，有不少都是三代打工者同堂。一个个完整的家庭组成了更大单位的亲族，每个亲族成员又有各自亲密的同乡好友，于是相互之间便形成了一个人际圈子，它是每个异乡人可以依赖的一块最坚强的后盾。

　　古巷镇里，外地打工者与本地人最不融洽的时刻就是当问题涉及薪酬如何支付。无论是熊汉江、蒋振华或是本刊记者采访过的其他曾与本地雇主发生过肢体冲突的打工者，他们在危急时刻都会打两个电话，一个是“110”电话报警，另一个就是让亲戚或者同乡快来营救。然而前者又往往让他们失望。就像这次的讨薪事件，熊汉江和家人一开始对警方的捉拿行凶者的办案效率并不满意。古巷镇派出所副所长林斌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因讨薪发生的冲突中，打工者的受伤程度可能是轻微伤，也可能是轻伤以上，“轻微伤属于治安案件，我们倾向于调解来解决；轻伤以上则属于刑事案件，我们会按调查—立案—抓捕—破案—告知的程序来操作，最后法院还会追究刑事责任”。但在打工者眼中，一旦自己在讨薪时被本地雇主拳打脚踢，警察出面调解后，雇主承担医疗费就能息事宁人，又显得很轻易。执法者便有了“地方保护主义”之嫌。一位本地人向本刊抱怨，有一点他不太看得惯，就是一旦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本地人一定是报警或通知村里治安队，外地人则多半选择打电话叫许多同乡赶到现场，形成一种压人的阵势。从两个电话都打，到只是依赖于同乡力量的帮忙，这便是不信任感加深的结果。

　　本刊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并未发现有类似同乡会的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组织。也许是因为潮安县公安局仍在查找“6·6”事件的参与者和策划者，导致这样组织的成员担心自身的合法性。很多人都提到了一名四川人，他最初在6月2日晚四川老乡在镇政府门口聚集的场合出现，作用是“缓和老乡们对政府的情绪”。本刊记者也找到了这名四川人。他在镇上经营一家川菜馆，因为平时同乡摆宴席都在他的馆子里，所以他和许多四川人相识。又因为他有机会和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参加一些饭局，和他们关系不错，因而政府会安排他来进行调解。一位打工者就告诉本刊记者，那位饭馆老板平时也会利用自己的关系来摆平四川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事端，但要从中收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可以维护我们权益的组织，和一个有威信的人作为领导。这样以后在类似讨薪这样的维权行动中，就不会是一个无助的个体。”曹书旺说。■(文章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