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我们（右：大骐，中：小骥）和父亲在新疆帕米尔高原。

1978年父亲考入兰大，曾入选兰大篮球校队。

　　王大骐(本刊记者，双胞胎哥哥，生于1985年)

　　父亲总说我和弟弟是他的阴阳两极，分别代表感性和理性，不知道这是15分钟的出生时间不同导致，还是基因中已注定，总之这都是我们第一次动笔写自己的父亲，一个用26年时间采访的对象，其过程可谓艰难。

　　这篇稿件刊发前的一个星期，我的爷爷刚刚在贵阳去世，王家的最后一个老人就这样走了，葬礼上我并没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去梵净山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邀请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惊讶于他的“伟大”，认为这太不可思议。

　　我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骂。

　　关于死亡

　　火化结束后的晚上，父亲请亲戚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以示答谢，摆了足足4台，喝了不少茅台酒(他只喝茅台)，最后在酒店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缺席，他说他相信的是厚养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死后一切从简，并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认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才能彻底与山川湖海相容，并且他也知道自己当天不能出现在现场，因为那会导致很多老板来送大礼，这一下就坏了规矩。

　　父亲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鄙视葬礼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赏放浪形骸的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放声歌唱，纵情大笑，以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我在葬礼上恰恰有几次差点大笑出来，一次是装神弄鬼的法师带着我们一帮孝子贤孙绕着爷爷的灵柩奔跑，一次是面对台下七十多号人，听大伯念悼词的时候，死亡带给我最多的竟然是一种滑稽感。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灵，而流于形式了。

　　狼性

　　父亲是小县城里出来的人，全家总共6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贵，也许是太多了，根本无暇顾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几个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一次走远路去亲戚家参加婚礼，那时才十来岁，大人们作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了麦堆里，整整睡了3天。一个好心的农妇用水把他浇醒，给他喂了些饭，缓过劲后接着上路。进了家门，迎接他的只是一句“回来啦？”

　　父亲于是也这样教育我们，从小就把我们踢到水库里学游泳，小学的时候给了我们几十块钱，让我们独自在昆明城里玩，10点前不让回来。六年级被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闭，一待就是一个月，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学完跆拳道，父亲曾让我和弟弟对打，最后我一个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当其他家长都在机场哭成一片的时候，他只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当母亲多次担心我们就此消失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可惜这些都没培养出我们的狼性，我们小时候从来就不像父亲，我们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领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园小学，因为是“北佬”，我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用水淋湿，冬天洗澡的时候门常常被踹开，然后哗地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淋过来。初中时，弟弟每个星期都被同一个人按在地上，当众羞辱。这些事我们从不跟父亲说，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人家有几个高年级哥哥，我只能学古惑仔，认了一个喜欢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佬。

　　巨大的沉默

　　我很少跟父亲在家里吃饭，他总是抱怨饭菜跟猪食一样。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国永远都是一次次精彩纷呈的旅行。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强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台面上几乎都能见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如今，每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每次去也还都是一桌桌陌生的面孔，虽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国一副副活生生的权力金钱脸谱。

　　多年以来，这些饭局的内容千变万化，但主角却只有一个。我有时会为父亲的滔滔不绝感到窒息，这彻底挤压了其余人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让我成为了众多沉默者中的一员，丧失了与父亲交流的机会。

　　父亲曾当着众人在饭桌上毫不留情地数落我，以致我因为羞辱差点哭了出来。这样的场景重演几次后，父亲又开始大大地夸奖我，他把我出的一本关于留学经历的书说得天花乱坠(这是他的强项，不管你怎么定义，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绘事物和远景的能力)，一激动甚至说我的镜头感很强，以后应该搞电影，他先给我砸两个亿。

　　可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混沌无所知的中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给自己打鸡血，希望自己能跑到最后，而不至于被这个飞速旋转前进的时代抛弃。

　　父亲在我们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了新华社内蒙分社当记者，一去3年，偶尔回家。平时只靠和母亲通信，如今一大摞的信件还保存着，里面竟然没有丝毫肉麻的情爱，充斥着的是关于工作和未来人生的讨论。于是乎，从小我就认识到记者的行当注定是要“妻离子散”的。我的姥爷当年在新华社甘肃分社也是无暇照顾妈妈，反倒是母亲从小在家里做饭等姥姥姥爷回来吃。

　　新闻

　　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父亲从来就拒绝把新闻做成“易碎品”，他总惋惜我做记者两年多，并没写下太多有文献价值的文章。而每次见面，他总能一口气说出10个新闻选题，听的时候兴奋，可具体落实却是无比困难。当我抱怨印度之行并没采访到重头人物时，他说这并不重要，好的新闻记者眼里处处是新闻。

　　1986年，当他成为新华社总社小分队的一员时，被分配到的题目是：开放改革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惯例：手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可他却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在完全没有找过任何一位省市领导人采访的情况下，只靠与基层干部和群众打交道，就写出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

　　而当我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未来的消极论调、对老板的不屑一顾时，他总说我是“一根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俨然一个愤青。

　　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落来证明阴暗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地立体地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

　　之后的《中国走势采访录》是在70天纵横中国的采访中写出来的，那时我们住在五羊新城的家里，广州炎热的夏天没有空调，熟睡的我半夜起来，睡眼朦胧地总能见到屋外亮着灯。那是父亲在“爬格子”，伴随着他端起水桶冲湿自己几次的声音。那时没有谷歌和百度，资料全靠自己手抄，写这篇文章时，我的电脑旁摆放的是尘封已久的一摞摞采访本，里面潦草的字迹记录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年轻人无比活跃的思想历程。

　　年轻的父亲仰慕政治家般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和范长江。他曾说，“真正的记者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他也从不满足于“一问一答”的旧办法，而必须与采访对象以争论的方式，撞击反射，刺激出新的思想。

　　如今的父亲开始变得柔软，他每个星期会主动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工作，还会在微博上关注和评论我的留言，当我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也不说我“日鼓鼓”(大概是很二的意思)了。

　　一次在香港，他突然塞给我一些港币，让我吃些好的。接着在我独自一人去夏威夷前，他又给了些美金给我，最近一次是在悉尼的赌场里，当我输完了桌面上的筹码之后，他把自己的分了些给我，临走前又塞给我300澳币。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课本里的那篇《背影》：父亲冒险翻过铁路路基，为的是到站台另一边去给远行的儿子买几个桔子。

　　林小骥(《中国企业家》记者，双胞胎弟弟，生于1985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于中国的一切认识几乎都源于我的父亲。

　　游船从葛洲坝的水闸中缓慢地驶出，来到了宽阔的江面上。月光下，两岸的山脉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悠长的汽笛声在峡谷中回响。站在船头，父亲逐一背诵起那些关于中国大江大河的诗词，从前后赤壁赋，到李白、杜甫描写三峡的诗篇，每背一段，他都会跟当时仍在上初中的我绘声绘色地解释诗词的意思和出处。我似乎感受到了古人游弋于山水之间的豪迈。

　　从小到大，父亲跟我相处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类似的旅途中度过的。琐碎的家庭生活从来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喜欢在外面跑，以至今日他还以自己“每年坐150次不同的飞机，睡200张不同的床，吃300顿不同的饭”而骄傲。上小学的时候，就曾跟正在拍纪录片《北方的躁动》的父亲转遍了胶东半岛，青岛蔚蓝的海水、烟台的苹果及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炸蝉让我至今难忘。

　　上了初中，父亲也已下海3年，在市场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从“王记者”变成了“王老师”。每到节假日，父亲就会趁着某地邀请他去看项目的机会把我们一起带上，他从不用操心安排行程，到了当地总是有人盛情款待。对于居住的城市深圳，当时我们知道的很少，甚至连商场都没逛过，然而初中还没毕业，我和哥哥却已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除了频繁的出差，父亲在家中的日子也时常有来自各地的人登门拜访。如果是炎热的夏日，父亲就索性穿着件白背心、大裤衩，踩着拖鞋在会客室里和朋友神聊。而我一般则会搬个板凳坐在旁边听他讲各种出差见闻、老板成功的幕后故事。回到学校宿舍，再把从父亲口中听来的新鲜事添油加醋地转述给同学，很快，在班里我就获得了“水王”的外号——广东人把吹牛叫吹水，他们对我所讲的各种见闻总是半信半疑。但在父亲面前，我却始终只是一个聆听者。

　　也许是在外面见的东西太多了，到了高中，面对中国课堂上老师刻板的讲课，我兴味索然，每天在课桌底下看着从家里带来的各色书籍。到了高二，学习成绩已是惨不忍睹，于是被父母送上了飞往英国的航班。没想到一出国就在外面呆了6年。国外虽然有蓝天白云、保护非常完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也大多不愁吃穿，但生活却仿佛是停滞的，感觉不到在中国那种身处巨变中的冲突和矛盾。

　　每年暑假回国，父亲照常会带着我们在全国各地转。那时父亲公司的大部分业务已变成了为中国各个城市及区域的发展出谋划策，这就意味着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不仅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还能听当地官员讲述他们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父亲经常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跟随父亲，我们在四川甘孜州和康巴汉子一起在草场上狂欢，他们的马队在我们的车边驰骋；在东北的黑河，我们渡过黑龙江的河水来到对面俄罗斯的远东重镇布拉维申斯克，与当地政府商谈两座边疆城市未来的合作；在新疆的喀什，我们起个大早在市里古旧的清真寺外聆听阿訇洪亮的诵经声。

　　跟随父亲，走遍中国。这块土地对于我来说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分拆成许多独特区域的集合体，每个里面都有鲜活的记忆。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立刻回到了国内。

　　父亲说：“你在全中国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让人兴奋的工作。”于是我进入了父亲的公司，开始奔波于中国的各大城市之间。在同事面前，我从来不说“我爸”，也开始称呼他为“王老师”。但被经理、同事照顾却仍然是躲不掉的。更重要的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的认识完全源自父亲，缺失了自己寻找的整个过程。

　　“他说你要逃离他的阴影。”父亲公司的一位区域经理向我转述时，我能够看到文章说这话时的失望心情。在父亲手下工作两年后，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在媒体圈没有多少人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他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记者之一。

　　义乌国际商贸城，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站在里面面对数千家店铺，很容易让缺乏目的的人迷失其中。来到这个被媒体报道过无数次的中国改革的样本城镇已经第三天了，我试图找到它最近的变化。之前在父亲公司工作时，轻易能见到的各部门政府官员突然变得异常繁忙起来，以至于无法接受采访，惟一接受我采访的一位外贸局处长惜字如金，不断地问我到底想报道什么内容，我真希望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

　　在快捷酒店的房间里拨打了n个电话却无法约到采访对象，不知所措了两个小时。这时手机显示父亲来电了。他问我采访进行得怎么样，我含糊其词。他接着告诉我，他正跟吴晓波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老总秦朔在上海一个会所里聊天。“晓波在那边认识一个编辑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帮你联系一下他。”还没等我回话，电话那边已经传来了吴晓波的声音，让我过10分钟打电话给《南华早报》的编辑。“动用那么多资源帮你，再写不好就说不过去了。”父亲说完这句话就挂了——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