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陆 铭

　　融合还是分割？已经到了抉择的时刻。

　　先打个比方吧。你开车进了一个隧道，堵车了。就在你着急上火的时候，前面的车动起来了，你会觉得很高兴。这个“隧道效应”的比喻常被用来理解收入差距的影响，它说明，如果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人们拥有同样的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这未必是让人不愉快的事。

　　让我们把这个比方稍微变一下。你开车进了一个双车道的隧道，堵车了。就在你着急上火的时候，边上车道的车动起来了。这时，你会更高兴吗？答案是，要看你能不能变道。如果能变道，那么，边上的车和前面的车动起来是一样的。如果不能变道，那么，别人的机会你却没有，当然不高兴。

　　当前，在我们生活的城市，这样的故事正在发生着。人们在生活里拥有着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正在影响着人们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差异。而在所有身份中，最为与百姓生活相关的，不是你爸爸是不是“李刚”，而是你拥有不拥有你所生活的城市的户籍。

　　城市百姓和地方官员的逻辑是，要控制外地人进城，否则，他们要分享本地居民的利益，抢占工作岗位，而城市已经拥挤不堪。这些任凭直觉形成的观点，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无论是国际上的移民研究，还是国内有关农民工的研究，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外来移民会增加本地失业。相反，却有大量研究发现，移民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利于增加政府财力，有利于持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城市“新二元结构”这件事上，人们往往严重地忽略了城市规模扩张的好处，而对于为限制城市扩张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却严重地低估了它对于城市和谐发展的负面影响。让我们再回到隧道效应的比方上来。如果堵车时，你在的车道动了，边上的车道不能动，也不能变道，你觉得你一定会因为有优势的身份而更高兴吗？恐怕也未见得。如果边上车道的人向你扔石块，你会感觉如何？

　　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状况。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外来劳动力进入较高收入的行业和职位的机会更小，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也与当地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福利待遇的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教育差距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城市居民也未能幸免。与当地城市居民相比，外来居民的幸福感更低。不仅如此，外来居民还表现出更低的对于政府、社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买房和租房的市场化，收入较低的城市外来居民出现了聚居在一起的现象。我们曾研究某个中国特大城市的聚居情况，发现非城市本地户籍人口聚居的现象如此触目，几乎接近美国大城市中亚裔人口聚居的程度——这还没有包括城市远郊居民和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外来人口。非本地户籍家庭的居住条件明显更差。在非户籍家庭比例较高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居住条件、安全、信任、健康及子女成长环境等方面的评价明显更低。应该警惕的是，如果这种居住区分割的问题延续下去，将使外来居民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更差，造成贫困的代际遗传，并加剧身份而形成的裂痕。

　　户籍制度的紧迫性根本不在于“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镇落户，而在于解决逐年积累起来的外来常住人口落户本地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城市要促进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在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已经在全部常住人口中超过30%。在不少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全部常住人口的50%。这提醒我们思考一个被人们严重忽视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在城市规模扩张中会出现拥挤问题，房价和各种生活成本也更高，但为什么还是有企业和居民迁往大城市，并且，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都仍然在长大？中国古话说，“人往高处走”。经济学家已经有证据告诉政策制定者，大城市具有更强的创造就业和提升收入的能力，也能够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和生产、消费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的城市成了一个拥堵的隧道，而城市居民能够驶出隧道，那么，就让边上车道的车能够变道，哪怕找到一个可以被人接受的规则来，给一部分人变道的机会也好，否则，愤怒、混乱、事故，都会渐次出现。遗憾的是，最近出现的趋势却恰恰相反，一些大城市收紧户籍、清退外来人口的政策只会把原来可以变道的规则甩掉，把一道玻璃幕墙竖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

　　这不是正确的未来，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