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南昌县一处防洪材料堆放点

九江市都昌县多宝乡鄱阳湖畔的渔民

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

　　要做一个地方的水资源分配方案，首先是要弄清楚，这个地方有多少水可以来做分配。杨永生告诉本刊记者，江西省年供水能力是280亿立方米，其中鄱阳湖流域占据了70%。而其中有30%是不可控的洪水资源，每年随汛期流走，无法为人类所用。剩余70%的水量中，还要留出近一半的生态用水，以保证河流水系的平稳运行。因此，“实际可以拿出来分配的水量，不超过总量的40%。其中政府还要预留15%的机动水量”。杨永生对本刊记者说。

　　而且这些水量分配的数字看起来还像是纸上财富。鄱阳湖丰水枯水泾渭分明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水资源并不是一个恒定值。在丰水期水量供过于求，似乎无需锱铢必较地进行分配。而枯水期的水量尚在持续变化中。闵骞告诉本刊记者，近10年来鄱阳湖水位持续走低的态势极为明显，尽管新一波干旱频繁期的气候干旱严重程度远不及20世纪60年代那一波频繁干旱期，但近10年来湖水位下降速度明显大于60年代，说明人类活动扩大了水位对气候的响应，加剧了湖水位的下降，甚至出现“鄱阳湖低水位与入、出湖流量不协调的情况极为显著”的情况。

　　以水位变化最为明显的都昌县为例。2006年以前(1952～2006年)都昌水文站历年最低水位8.62米，而近3年来先后于2007年12月3～27日、2008年1月1～23日、2008年12月25～28日、2009年1月4～20日4次出现低于8.62米水位的极枯水情，表明都昌水文站冬季水位较过去有显著的降低趋势。“我在多次实地调查的时候，与当地老渔民攀谈，他们提到了航道疏浚对湖盆的形状影响很大。”闵骞对本刊记者说。1998年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与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共同对鄱阳湖湖盆进行了1∶10000地形测量，至今已10年整。但由于受航道疏浚、湖区采沙等活动影响，这10年正是鄱阳湖湖盆中低水部分的形态发生变化最大的10年。“船民和渔民告诉我，东水道都昌县城以北和西水道大部的航道与洲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过去湖口水道最深处在蛤蟆石附近，而现在星子县城以南、老爷庙以北的位置比蛤蟆石附近更深；过去屏峰—长岭卡口在水位8～9米时，主航道仅50～80米，2007年实地测量时达200～300米，这导致主航道内水深成倍增大。诸溪口至都昌县城航道的进口处，过去在水位8～9米时，宽仅80～100米，深1米左右，而现在此口门宽度达300～350米，水深达3.5～4米。2008年4月鄱阳湖水文局对湖口水道一段长45公里、面积292.1平方公里水下地形进行了全面测量。测量成果表明，主航道普遍拓宽加深，根据电子成图量算的屏峰—湖口段水道在星子水位8米以下的容积占1998年测量的全湖容积的90.0%，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表明鄱阳湖低水部分，特别是星子多年平均水位(13.40米)以下部分的容积显著加大，可见10年前测量的鄱阳湖高程—容积关系成果在今天完全不适用。”

　　闵骞告诉本刊记者，湖盆形状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民间和官方为了航道通畅，都在进行的航道疏浚；另一方面则是鄱阳湖畔沿路可见的河床采沙。自从长江干流采沙被禁止后，鄱阳湖区就成为采沙重镇。虽然近年来政府的整治之声不断，但采沙的巨大利益让偷挖屡禁不止，并且正规采沙船的能力也突飞猛进，“以前采沙船的挖掘能力只有25米，现在能挖到50米”。闵骞对本刊记者说。当地一位采沙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村在赣江边，有20来户人集资买了一条价值上千万元的大采沙船，“20多米宽，50多米长”。水枯的季节，就在岸边用一种被称为“吸沙王”的取沙设备，“两小时能吸到1000多立方米沙子。汛期则到江心，挖沙机能深入到50多米的距离”。在他们村所在的十几公里水路上，有正规采沙证的竞争对手就有大大小小50多条采沙船。

　　政府规定采沙只能在夜间进行，“超过规定时间1分钟，要被罚200块”。白天的赣江边和鄱阳湖畔看起来宁静安然，只有河中心时常可见的满载河沙的运沙船，提醒着这里的河道内隐藏着巨大的财富和竞争。这位采沙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从晚上19点到早上7点是政府法定的挖沙时间。“12个小时一刻不停。我在采沙场做过收款员，挖两个小时的沙，就能换这么厚一沓钱。”他张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比画着。巨额的经济价值，让偷采的沙船屡禁不绝。同样位于赣江与鄱阳湖交界处的新建县水务局水资源处的胡建华告诉本刊记者，自己曾担任采沙执法大队的队长十几年，这一片区域是执法任务最重的。

　　采沙、疏浚，这些行为拓宽加深了鄱阳湖的通江水道，进一步加大了湖区枯水。因为河沙运输通常也通过湖口进入长江，因此位于通江水道边的都昌县成为最明显的受害者。“供水十分困难，时刻都有供不上水的危险。”闵骞对本刊记者说，“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都昌县城自来水供应公司的取水口，已多次向湖心延伸，目前已较正常情况下向西南延伸300余米，但仍需要采用农村家用小型潜水泵向主管道抽水的办法，人工解决取水问题。”有一年春节闵骞在鄱阳湖湖区做枯水期水文调研，看到都昌县的“取水口搭建了一座可容纳十几个人的临时工棚，十几个技术人员和十几个民工一道日夜守护，随时根据都昌水文站发布的枯水水位监测信息和预测成果进行清淤、扒口、延伸作业，艰难地维护着都昌县城和周围地区20多万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当时都昌水文站水位已退到8.25米，且仍在退水，直逼历史最低水位”。

　　闵骞告诉本刊记者，根据水位部门降水监测资料统计，表明今年1～5月鄱阳湖流域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近60%，五河入湖水量比正常年份偏少近70%，均列近60年来倒数第一位，说明流域降水偏少造成的入湖水量大幅偏少，是导致今年鄱阳湖春季严重枯水的最主要原因。闵骞利用水文学中的水量平衡法和河道流量演算法对枯水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今年鄱阳湖严重枯水的形成，降水偏少致使入湖水量减少的贡献率约为85%，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对枯水反制作用(指对都昌水文站水位的抬升作用)的贡献率约为10%，但江河湖泊的底床下切对枯水的贡献率达到25%。”

　　如何分配？

　　气候、湖盆形状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鄱阳湖枯水期水位下降，让杨永生和同事们在制订水资源分配方案时，必须要面对一个矛盾：枯水期的水量减少与生产生活领域用水的绝对增加。

　　按照王浩对鄱阳湖环湖区的用水量的研究数据，从2003～2008年，环湖区的年用水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平均年用水量为42.72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29.8亿立方米，占69.9%。工业用水占18.8%，生活用水10.2%。鄱阳湖区是平原地区，被称为江西的“鱼米之乡”。农业用水占据了水资源利用的一半以上。但在新的水量分配方案里，传统的利用比例将被改变。

　　杨永生告诉本刊记者，江西省水资源分配方案在尊重现状基础上，考虑发展硬件指标的变化，比如人口、耕地面积、工业规模。“生活用水是必须要增长的部分。目前的人均耗水量是每人每天180升，制订分配方案时增加为每人每天200升。”虽然人口增长是必然趋势，但生活用水在水量分配时并不是增加的重点。“与农业、工业的用水量相比，生活用水是微不足道的。都昌县10万人取水，一天也就只需要8万吨，每秒一个流量都用不到。”闵骞对本刊记者说。

　　最显著的增长还是在于工业。杨永生告诉本刊记者，工业用水的增长率定为8%～10%，这是与江西工业发展速度相吻合的用水增长。“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增长，一部分要靠农业的节水来实现。”杨永生说，在分配方案中，只有农业用水的总量被削减了。作为鄱阳湖区的第一大耗水产业，一亩水田的年均耗水量为600～700立方米，在分配方案中，将被压缩掉20%。看起来，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杨永生认为并不是不可实现。“江西省传统的农业灌溉方式并不节水。农民在春耕时通常采用漫灌的方式，一块田灌满了，再漫到下一块田里，这种方式对水资源浪费很大。引水工程质量不好，比如水渠失修，也会浪费掉不少水。在既定的水量下，地方政府要想发展工业，就必须改良农业水利设施和农业的耕作方式，以节约出更多的水资源。”

　　但这些理论要在分配方案中落实为可以为各县市接受的水资源数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资源的分配量，实际就决定了一个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萍乡市曾想搞一个电厂，但由于耗水太大，超过了分配水量，没有获批。”杨永生告诉本刊记者，在水量分配方案制订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让各市县接受分配给自己的水资源量。“水量分配方案的制订分两个层面，一是技术分配，二是行政协商分配。每个市的秘书长，分管副市长都到会，提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分给我们的水这么少？”

　　每个城市的年分水总量方案最终在2008年得以通过，一方面是根据行政协商会上的意见做了部分调整，“调整总量约占分配总量的5%”。杨永生说，另一个原因是，目前还缺乏落实水资源分配方案的技术手段，因此接受一纸协议，对地方政府的用水约束力并不强。在一个水资源相对丰富的省份，进行水资源分配，这是一个直到今天都还不太能为当地人所理解的事情。本刊记者在沿湖采访时，不管是技术人员还是水资源处的管理人员，都认为这是个难以实现且并不具备现实意义的话题。“水就在那里，我们要用随时可以取，这怎么控制呢？”在赣抚尾闾的一位县级水资源管理官员指着水位日渐上涨的河流对本刊记者说。

　　杨永生和同事们正在进行的新课题是将每个县市的分水总量按月进行细化，这对不同季节水量差异极大的鄱阳湖区，显然有更现实的意义。“我们每年度还要对流水的断面进行监控，监控流量的变化。如果一个地方过多取水，将会在径流量上有所显示。全省市要建22个监控点。”杨永生说。如果这两项工程完成，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水资源分配，可能才不再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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