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南科大首届教改班仓促开课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书院——南科大老师学生居住交流的地方

2月28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迎来首批新生

　　朱清时曾说，南科大没有绿灯放行，也没有红灯叫停，一路遇到的全是黄灯。这一次高考事件触碰了“红灯”开关，来自内部的预警甚至比外部更猛烈。高擎改革旗帜的南科大再启程之前，或许应该先回到一所大学的出发点。

　　记者◎贾冬婷

　　“不高考”

　　6月7日，南方科技大学304、305教室，特殊的高考考场里空无一人。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45个学生用行动表示了对高考的拒绝。

　　请假回到山东的学生李方(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班20多个同学都“躲”回家了，为了避免在学校“被高考”。在他看来，高考是底线，“参加高考，就意味着迈出妥协的第一步，以后象征性的妥协就会变成实质性的，一步步地被拉回到体制里”。

　　“高考”以及它背后的“体制”，成为学生们心中“教育改革”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似乎“考”就是背离改革，“不考”就是支持改革。“在学生们看来，他们是壮士，甚至会成为烈士，我们则是改革的叛徒。”南科大一位内部工作人员无奈地对本刊记者说。其实，南科大并非在真空中，作为一所公办大学，深圳市政府是“老板”，教育部是监督方，建立一个三方互信机制也是为改革赢得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在6月3日一封学校老师给学生们的信中写道：“今天，大家的分歧在于‘改革中是否要尽量减少风险’，而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二元对立。”

　　在这位工作人员看来，教育部一直对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亮“黄灯”，其实就是一种默许，而亮“绿灯”是要看成效的。一年多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还曾表态：“我认为文凭应该是学校负责……如果各国都有经验，可以考虑让南方科技大学去试。”不过，南科大在实际运行中发现，“高考”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南科大首届实验班45人中，一批人和李方一样，没有读完“高三”，就参加了南科大今年春天的“自主招生”考试，而另一批，则由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考落选的学生中挑选而来，最小的只有11岁。他们在进入南科大时签下了《自愿申请就读南方科大教改实验班协议书》，做好了南科大“自授文凭”的准备，但他们甚至都没有高中毕业证书，毕业后没有教育部承认的学籍和文凭，如何与户籍、医保、公务员、就读研究生等一系列社会体系接轨？

　　出钱办一所具有示范意义的研究型大学，深圳市显然也不期望它一出生就陷入不被承认的境地。这位工作人员介绍，深圳市就高考的问题一直在与教育部谈判，5月中旬教育部令下，仍然要进行高考，但采取一个变通之法，这次高考被称为“高等学校注册考试”，而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考试”。也就是说，这次高考只是补一个“注册”手续，南科大已录取学生只需走走形式，不管考分如何，依然是南科大的学生，毕业后的文凭即可获得认可。在教育部看来，这已经是在高考红线下的最大让步，没想到南科大不买账。这位校内工作人员说，如今南科大陷入一种“可怕的寂静”，他们都在等待7月1日理事会制度的实施，或走，或停。

　　高考风波暴露出南科大内部的危机。漩涡中的校长朱清时选择了回避，但他显然与校内大多数工作人员并未达成一致。他侧面通过媒体表达：“这45个青年拿他们一生的前途来参加我们的教改实验，现在突然叫他们去参加马上要举行的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那3天，李方说他徘徊在本来会身在其中的山东省实验中学考场门口，问门口紧张等待的家长们，“除了高考，你们有没有想过孩子们其他的选择？”家长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没想过”，这让他感到孤独，又隐隐有一些超越感。

　　李方之前是山东省最好的实验中学“实验班”中的尖子生，最佳辩手，校报记者，原计划是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或者香港大学。他还清楚记得3月12日的情景，他已经作为南科大新生参加军训，晚上23点还做了80个俯卧撑，因为那一天是香港大学面试的日子。让他改变这一既有轨迹的，是2月份看到了朱清时慷慨激昂的南科大自主招生启事，还有铺天盖地的媒体赞誉。“记得那时看到一篇《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出格’和‘难’的事都是我喜欢的。”李方说。考试时接触到一些院士级教授和他们出的新鲜考题更让他义无反顾，对公务员父亲喊出来“我以后不会做啃老族！”“我或许会为这一选择放弃很多，但不这样，怎么能行驶在现在这样一艘船上，与校长、与南科大改革绑在一起，经历风浪，上吐下泻呢。”

　　南科大教工食堂热闹的午餐时间，朱清时校长一个人在落寞吃饭。内外交困的校长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做下去：“《易经》中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那些曾说要和我一起奋斗的人，后来都走了。”他觉得，“真正理解我的，正是这45个孩子。”

　　“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甘愿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小白鼠。”在得知组织高考几天后的5月30日，李方曾以“一个南科大学生”的名义发出一封公开信。他对本刊记者说：“小白鼠有两种，一种是伤了亡了，被人扔到焚尸炉里；还有一种是金贵的，生活在一个理想环境中。我们当然想做第二种，但如果失败了要做第一种，我也甘愿。”他的那封网上公开信以“殇”作为背景音乐，他后来觉得有些不吉利，“‘殇’的意思是未成年就死去”。

　　一场事先张扬的改革

　　从一开始，南科大就被视为教育改革的探路者。深港产学研基地副主任张克科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关于办这第二所大学已经讨论了十几年，统计过的名字就有20多个，一个1300万人口的城市，怎么可能就一所大学？香港700万人，已经有8所了。而且扩张至3万人的深圳大学已经沦为一所替深圳学生“兜底”的地方性大学，不能再重蹈覆辙。2007年，深圳市政府终于开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期望甚高，“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张克科告诉本刊记者，南方科技大学颇有些“生不逢时”，当时教育部正处在“扩招”过后的反思中，“大学只能用地名，不能用虚名”，“整顿期不再批新大学”。但这并未浇灭特区的改革热情，比如动用猎头公司全球招聘校长。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十几年来一直作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推动南科大筹建，也是这次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他对本刊记者披露，这一“与国际接轨”的遴选在实际操作中大打折扣。“说是全球招聘，但因为中国的校长是学校法人，所以必须是中国公民，很多海外华人都被排除在外。说是几百人候选，但遴选委员会在第一轮并没有主导权，因为猎头公司拿给委员会成员的名单上只有6个人。放在国际上，遴选委员会要开无数次会讨论，但委员会只开了一次会就确定了最终人选。”吴家玮说，他当时觉得，由教育专家占70%的委员会遴选，不是像以前那样由党委拍板，就已经是一大进步了，所以没再坚持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做法。“现在看来，就像轨道只铺设了一半，这时候开动高速列车，有脱轨的危险。”

　　原中科大校长朱清时列在6人候选名单中，吴家玮认识他有20多年，觉得他敢想敢干，况且又有中科大10年校长经验为保障。吴家玮说：“当时应该多问问他：‘除了口号外，有哪些具体计划？’”

　　彼此朱清时已经62岁，打动他再出山的，是这些年从未放下的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索。“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他说，“去南科大，就是做实验。我把世界一流大学建校的理念和做法完全照搬过来，就是要试试这些东西在中国体制下会遇到什么困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朱清时一上任就抛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并给出自己的答案——“高校去行政化。”

　　作为一所历经3年才被批准“筹建”的大学，招生就是一步迈不过去的坎。“按照制度，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1到5年时间。再从专科开始，升到本科，一步步申请硕士点、博士点，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至少要二三十年。”朱清时说。中间也有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办学、中科大协助招生等方案，但都不了了之。“比如联合招生的学生规定必须是中科大学籍，那我们改革实验的意义就很小了。”朱清时决定“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进而绕开高考及背后的整个教育体制。

　　南科大和朱清时的改革者形象赢得了外部舆论的支持，但曾加入这场改革实验的朱清时老友、物理学家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朱清时是一个战略家，但战术上需要人辅佐。改革是寻找更完善的更具可行性的方法来替代，这一次，朱清时太急功近利。”

　　因理念不同撤出南科大核心团队的香港科技大学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在发给本刊记者的公开信原件中指出，这些喧嚣的改革口号严格来论，也是哗众取宠的。比如，任何一流高校都有一个庞大的规范的专业的层次分明的问责清晰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实质是大学内部的行政架构和行政体制的角色定位问题，“去行政化”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概念，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也绝对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他们说，臭名昭著的“西太平洋大学”与誉满全球的哈佛大学，最大的相同点是二者都有“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最大的不同点是哈佛大学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管理体制并提供一流的教育，而“西太平洋大学”没有。因此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 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本质。

　　在张克科看来，南科大面临着和当年深圳大学类似的问题，“南科大的创新和当初深圳大学的改革创新不是一样的吗？20年之后深圳大学走过的怪圈，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能不能走出去？”

　　事实上，如今被视为失败案例的深圳大学在建校之初颇有突破，甚至是当年邓小平口中“深圳速度”的代名词。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的梁湘指着南山后海湾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校园，今年秋天就可以上课。”

　　某种程度上，如今南科大的创建条件还不如深大当年。深圳大学创校校长罗徵启对本刊记者说：“1983年初深圳向中央提交建大学的报告，5月就得到批复，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还有清华大学一批人的协助。这次南科大等‘准生证’就用了3年多，我也觉得很奇怪。”

　　在罗徵启看来，“黄灯”不是坏事，意味着还有很大改革空间。“比如当年我们想给高校职工办一所夜大学，可是报上去广东省高教局没批，我们就想了另一个名字，‘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对教育局辩解说，这个不是夜大学，在教育序列里没有的。但实际中采取‘宽进严出’，在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加锁把好出口’。一直到1987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里离蛇口开发区很近，照袁庚教的办法，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这个学院的事。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多星期就批下来了。”罗徵启告诉本刊记者，“某种程度上，‘准生证’是自己给自己加的。”

　　“中国的改革走的是边缘路线，你不注意，我走出去一步；你咳嗽一声，我再退回一点。慢慢地‘黄灯’就变成‘绿灯’。南科大这几年说得多，做得少。”罗徵启说。

　　张克科认为，南科大要办一所“在深圳的大学”，而不是一所“深圳的大学”，如今的优势在于深港教育合作。吴家玮也曾给朱清时建议：“可以先考虑跟香港高校合作办学的方法，比如跟有博士点的大学先合作，人家发学位南科大发文凭，当教育部允许设博士点的时候，再由文凭到学位。既不冲击现有制度，又能达到目的。”

　　“不要做英雄，也不要做烈士，改革是为了把学校办好。”南科大一位内部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否则，谁来为45个孩子的利益负责？谁来为教改失败的社会代价负责？”

　　水土

　　“听到学生说要做小白鼠，我觉得很心酸。”陈应天对本刊记者说，“想想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愿意他规规矩矩、漂漂亮亮地走过人生的每一段路。最基本的一点，不能用孩子们做实验。”

　　与学生们关系很好的陈应天即使在离开南科大后，也不断有学生找他咨询，“为什么我们进了大学还要高考？”陈应天劝他们去考，“考一考没关系”。他说，国外研究生进不进来是老师说了算，可是要拿博士学位，也是要参加基本资格考试的。而且南科大作为公办学校，不是私人实验室，也要考虑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也认为：“统一考试的成绩是英美所有大学‘择优录取，自主录取’的基本依据之一，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在美国，是SAT 成绩，在英国，是AL 成绩。我国的高考体制由‘考试’和‘录取’两个重要环节组成，最根本性的弊端出在‘录取’环节，不能用‘录取’环节的弊端去否定‘考试’环节的合理性，或者用‘考试’环节的不完善性去否定‘考试’本身的合理性。”

　　高考事件成为导火索，让已离开南科大数月的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下决心指出南科大那件“皇帝的新装”。2010年2月朱清时上任不久，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李泽湘就来到南科大，主动请缨成为建校团队的一员，随后他又把港科大同事——化学系主任李晓原、数学系主任励建书也拉进来。在建校20年已位居QS亚洲大学排名第一的香港科技大学校园内，李泽湘对本刊记者说，他们三个人都是从内地出去读书的，对内地高教改革总有一份情结在。早在1986年，李泽湘就和很多同学自发编写了一份关于高校改革的建议书寄至教育部。他对朱清时说，为了“一代人的高教改革梦”，他愿意回来帮忙。

　　2010年，在港科大与南科大签订的合作协议框架下，三人来到南科大协助筹建，参与人才引进、学科架构、课程体系设计、薪酬体系设计等工作。20年前也曾参与港科大筹建的李泽湘说：“虽然一直说南科大要以港科大为模板，但我们并不是照搬港科大，而是把港科大和其他学校的各种经验、教训都详细列举出来。”

　　李泽湘、励建书对本刊记者说，大学创建的基本流程是：先组建一个骨干团队，根据团队理念制定一个学科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去聘请最好的老师，组成学术团队，然后用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来制定教育培养大纲和方案，并同时制定基本的内部管理规范和运作程序。这也是港科大走过的流程，用了4年仍觉太紧张。吴家玮回忆说：“院系怎么定，怎么进行课程设置，政府给你多少教师，怎么分配，招聘老师时候怎么招聘……讨论得非常仔细，一伙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然后就是找人，研究型大学起点一定要高，学科带头人一定要是国际一流大学的人，所有的教师一定要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因为来了就要立刻能做博导。一开学就需要100位符合要求的教师，压力非常大。”

　　朱清时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做法，“一个萝卜一个坑”。两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先有计划，还是先有人才。“以我在中国做10年校长的经验看来，这种做法行不通。现在南科大找人难得多了，远没到想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的程度。全国都在抢人才，清华、北大、复旦，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条件不比我们要好吗？所以来了一个人才，我就要赶紧抓住，由他来设计学科。”他说，“民国时期都有很多兼职教授，鲁迅在日记里面就写几点钟去哪个学校上课，几点钟又去另一个学校上课。只要请到好的教授，不管他归谁所有，用这种方式来过渡一下不也很好吗？”

　　李泽湘说，南科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张白纸，没有老大学的包袱，这对于踌躇满志要回国的青年学者来说很有吸引力，现在内地的大环境也比当时“97”来临前的香港要好多了。况且，深圳给学科领军人物开出了110万元年薪，这在内地是很有竞争力的。他认为，支撑一所研究型大学根基的，不是耀眼的大师，而是一个扎实稳定的中青年教师群体，这需要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去评估和监督。

　　开学临近，按照朱清时校长的思路，他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个人人脉，临时拼凑请来的老教授大多来自中科大，多为兼职或者帮忙。

　　“这不是水土不服或者模式之争，而是基本常识。南科大说要学港科大模式、加州理工模式、普林斯顿模式，其实只是看到了它们头顶的光环。”李泽湘说，“比如一个城市的高科技园区要引进企业，首先要把基础设施建好，电子、生物、制药等工业区域先有清晰规划，再请专家进行筛选、评估。现在不像20年前，无论多么污染的企业想来都可以，不考虑工业结构、环境代价等。而且，摸着石头过河，也得有石子，也得有章法啊。”

　　“开学前一晚，图书馆馆长通宵把所有的书码到书架上，让同学们一开学就能用。20年前港科大第一批学生进来时，除了没有食堂和运动场，课程、老师、仪器、实验室等等统统齐备，就好像学校早已存在，这一天只是暑假过后又一学期的开始。”吴家玮说，“现在看，南科大没有按照港科大模式，甚至走了100%相反的路。”

　　“朱校长一直说要‘建一所世界一流的别墅’，但现在‘砖瓦’都没垒好，怎么能请‘住客’入住？”即便在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出之后，看到课程体系、教师聘任、实验室等都漫无头绪，3位港科大教授做了离开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上、中、下三种策略：上策为取消招生，已录取的学生可以照常参加高考；中策为延缓至9月份开学；下策为3月开学。

　　但是，45个学生仍然在3月来到了南科大。

　　教育的原点

　　李方第一次看到靠近二线关的这4栋棕红色小楼，印象中“荒草遍地，楼不高大，有点像个中学。活动室甲醛可能超标，去隔壁科学院借羽毛球场用”。这里原是深圳“拿来主义”思路下大学城的一个校园——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后来废弃了。

　　未来的南科大校区离这里几百米远，占地1.94平方公里。中标校园规划的建筑师冯果川对本刊记者说，深圳市原计划南科大的规模是1.5万人，首期5000人，但朱清时校长上任后决定，首期一两千人，又希望采用低楼层、“书院式”，全盘更改了他的方案。朱清时期望一种加州理工式的“小规模效应”，“他们每年只招生2000人。因为如果教师队伍没有扩大，而学生迅速扩大，就像盐放在水里，水扩了很多倍，那么盐就淡了”。在朱清时的个人理想中，好的大学是像这样拥有“小楼”与“大师”。

　　但在南科大实际运作中，却逐渐偏离了教育的原点。陈应天还记得朱清时亲自去锦州他搞太阳能产业的基地送聘书的情景，打动他的，是朱清时当时的观点——“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培养尖子生的土壤。现在重点学生没有得到重点培养，都大批量生产了。”陈应天觉得他这一点看得很准。陈的儿子13岁半就考上北大少年班，后来考美国大学，虽然受英语影响SAT总分不高，但因为数学拿了800分满分，仍然被加州理工物理系录取。陈应天本人当年在剑桥大学也深有体会，对好学生的培养不计代价，什么规则都可以打破，比如他还是学生时，已经是学院研究员，博士论文只用了1年3个月就拿到了，虽然规定最短是2年。

　　陈应天已经回国七八年，也希望带一批学生年轻时就进入科学研究。他很喜欢这一班45个孩子，他在面试时出的考题涉及马赫原理、牛顿经典力学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理论和应用，没想到绝大多数的人都回答得很好。最小的11岁苏刘溢的答卷，竟是满满一页纸的英文阐述。“我的课只要考试通过了，不想学也可以，想去搞科研没有设备或者没有经费，我都可以帮助。如果是好的苗子，在这种环境下很快就会出成就。”

　　他最看重的，是帮南科大建16个物理实验室，每一次见到校长都问：“实验室东西买了吗？”却一次次失望。他把自己好几千万元的实验设备拉过来，用了10辆卡车装运，但实验室一直没踪影，只好又失望地拉回去了。陈应天不明白，南科大本来要创造培养人才的土壤，后来怎么不去循序渐进做事，而是越来越陷入改革口号中了呢？”

　　“南科大首届教改实验班第一学期共开设微积分、线性代数、普通物理、计算机科学、英语、国学经典导读、社会学以及比较现代化8门学科。这些课程的内容堪称完美。”李方在公开信中写道。但是，第一次出现在名单中的耀眼名字，很多已经在开学前消失了。作为朱清时的老朋友，陈应天也最后一个失望离开。

　　港科大3位教授在公开信中说：“完全临时拼凑的寥寥数个教学人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几个早已身兼多职而且主职在其他院校、年过70的院士，南科大挂名只是使他们的兼职又多了一项而已；另一类则是几个早已从科研一线退休的其他院校的教员。第二学期第二学年课程的教员还没有着落。”

　　本刊记者了解到，除了从清华退休的张贤科教授和从华中科大退休的李元杰教授，与南科大签订了全职合同，其余教师全是兼职。比如陈国良院士教授计算机课程，但他还有其他兼职，于是又请来了3位教授组成“教学团队”。临走前，看到数学最重要的基础课程微积分面临无人开课的尴尬，励建书仍帮助南科大找到一位靠得住的教授，“按课时，认认真真上”。

　　前几天，一个学生已经退学。陈应天很担心，“南科大不要半途而废，也不要一下子又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