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贵仁

　　为政之首，贵在力行，重在履责。推进教改，首先须从教育系统和教育部自身的改革入手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文丽 张凤安 马若斌

　　2011年高考刚刚落下帷幕，由南方科大引发的中国教育制度革新话题仍在发酵。中国的教育改革正步入深水区。

　　2009年11月履新教育部部长的袁贵仁，从19岁起投入教育事业后从未离开，对中国教育体制的优势与症结看得清楚，其上任之后，大力推动新教改进程。

　　酝酿多年的新教改，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拉开帷幕。新教改明确了未来10年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蓝图：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

　　袁贵仁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是：一方面，中国实现了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与此同时，教育发展不够科学、总体质量不高，导致了“大”而不“强”的现状；解决了“有学上”的难题，但“上好学”的问题仍然突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推进，但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

　　对于外界诸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1年6月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直面教改的重大机遇以及面临的挑战。

　　4%的意义

　　《财经国家周刊》：这次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比例4%的目标。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意味着什么？

　　袁贵仁：教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了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为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新方向：一是强调了教育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只有办一流教育，出一流人才，才能建设一流国家。强国必先强教；二是突出了教育对人的发展意义，提出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三是突出了教育的民生意义，提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四是突出了教育的长远意义，提出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

　　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保障的重点。新形势下继续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实现4%目标，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全面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已成为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十一五”期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累计4.45万亿元，年均增长22.4%。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2012年实现4%，并保持稳定增长。

　　最近，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工作。会议要求今明两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以更大的决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新增财力着力向教育倾斜，更加突出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一要严格落实教育经费法定增长要求；二要进一步增加公共财政预算对教育的投入；三要拓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四要合理安排使用财政教育经费。

　　国务院有关部门已密集出台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进一步加大地方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生拨款水平等8项措施。现在关键是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办学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

　　改革与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教育事业本身的改革和发展也同时在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袁贵仁：我们既要充分肯定中国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教育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不完全适应。

　　未来1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两基本、一进入”的战略目标，即“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二是细化为五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即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健全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三是具体指标，表述在教育规划纲要文本关于教育事业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的两个专栏中。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了两个指标：一个为约束性指标，即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2015年达到93%(2010年为89.7%)；一个为预测性指标，即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2015年达到87%(2010年为82.5%)。

　　《财经国家周刊》：从教育部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将采取哪些变革与措施，来确保改革的成功？

　　袁贵仁：为政之首，贵在力行，重在履责。推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首先必须从教育系统自身改革入手，从教育部自身改革抓起。实践证明，规划可以复制，思路可以借鉴，唯有落实者的精神状态不可替代。

　　转变职能，是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抓好落实的关键环节。一要增强服务职能。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切实履行公共教育服务职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二要坚决简政放权。坚持依法治教，界定好政府、社会和学校的责、权、利，把该管的切实管好，把不该管、管不好的坚决放开，克服缺位、越位、错位现象。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行政审批事项，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要求的教育类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该清理的清理，该废止的废止；三要改进评估督导。健全质量保障体系，落实好教育规划纲要的规定，按照管、办、评分离的原则，完善监测评估体系，提升教育督导能力，加大教育问责力度。

　　《财经国家周刊》：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问题的两个根本途径是教育和创新。如何通过改革确保创新人才的培养？

　　袁贵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推进的思路是“三个坚持”，即坚持德育为先、坚持能力为重、坚持全面发展。

　　应看到，我国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将从德才兼备、文理兼融、独立思考的要求出发，更新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因材施教，推进大中小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改革社会人才评价及选用制度。

　　去年，我们选择19所高校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20个部委、7个行业协(学)会参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批准64所高校开展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综合改革试点。今年还要在部分高校设立试点学院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综合试验，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争取近些年有所突破，取得较大进展。

　　《财经国家周刊》：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全社会对此十分关注。特别是如何克服“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等问题，大家充满期待。对此，你有什么打算？

　　袁贵仁：高考上接高等教育，下连基础教育，对素质教育的实施和人才培养选拔影响很大。经过多年探索，高考制度不断完善，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高考招生制度必须坚持，同时也必须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要完善多渠道升学途径，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多种选择机会。要改进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办好开放大学，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推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相互沟通，探索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

　　要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综合考察学生高中阶段多方面才能和日常学习中所反映出的素质，为高校招生选拔录取提供依据。推进高校选拔录取模式改革，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破格录取等方式。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

　　要进一步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学生的素质和能力。逐步实施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分类考试，以不同人才需求标准选拔不同特点的人才。应当指出，不能简单地把考试与素质教育直接对立起来，一说素质教育就是取消考试，一说考试就认为违背素质教育。考试是检查和评价学生学习质量和教师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推进素质教育不是要不要考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探索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与素质教育要求的有机结合，促进素质教育各项要求的贯彻落实。

　　考虑到高考涉及面广、敏感度高、政策性强，今年将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考试招生改革方案，指导改革有序推进。

　　教育也是民生

　　《财经国家周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促进教育公平是这次新教改的一大目标和任务。新教改将如何着力解决这一问题？

　　袁贵仁：促进教育公平，关键是保障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一要着力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加强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发展差距。重大发展项目的实施要针对薄弱环节，坚持雪中送炭；二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全覆盖；三要切实解决特殊群体的上学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努力不让一个适龄儿童少年因家庭经济困难、就学困难或者学习困难而失学；四要着力促进教育制度规则公平，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坚持用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

　　《财经国家周刊》：“入园难”问题是社会各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将怎样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袁贵仁：目前学前教育仍是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个问题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需求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加速，人民群众对孩子接受教育特别是接受优质教育更加重视，对学前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空前提高；二是供给不足。过去一些年，根据我国教育发展实际，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加上企事业单位改革，停办了一些幼儿园，造成了学前教育资源短缺。

　　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学前教育发展。去年1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召开了专题会议，要求各省(区、市)以县为单位编制和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下一步，主要是贯彻落实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以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多措并举，在四个关键环节上下功夫。一是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多种形式办园，增加城镇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二是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建设一批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加强幼儿教师培训，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切实维护幼儿教师合法权益；三是多种渠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建立健全政府投入、社会举办者投入和家庭合理负担的投入机制；四是多种措施加强幼儿园管理。主要是规范办园，提高保教质量，抑制过高收费，治理乱收费。

　　《财经国家周刊》：最近在美国畅销的《虎妈战歌》引起了中西方教育方式的讨论，其中就涉及到对学生负担的看法。素质教育推行多年，但减负依然是各方面关注的一个问题。要怎么减？

　　袁贵仁：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由来已久，各地各校在减负问题上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但这个问题依然是困扰基础教育发展的顽疾。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既有就业竞争压力层层传导到中小学的社会因素，也有以升学率考核学校、评价教师的管理因素，还有教育教学以及考试考核方式不科学的培养因素，再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因素。其中有些因素短时期内可能难以完全消除，必须持之以恒、下大力气推进减负工作，尤其是小学生的减负工作，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实践创新能力。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从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出发。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科学设计课程和教材难度、建立监测公告制度、规范各种社会补习和教辅市场等措施；学校要做好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丰富学生课外及校外活动等工作；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合作。

　　减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给学生留下更多了解社会、思考问题和动手的时间，去学习探讨感兴趣的东西。

　　《财经国家周刊》：前面我们提到教育公平问题，作为教育公平问题的体现之一就是择校。择校的代价不仅仅是择校费，甚至还包括转移户口、购买房屋等费用，甚至有些学校将此作为学校创收的重要来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袁贵仁：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义务教育普九目标已经实现，“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随着义务教育实现“不花钱、有学上”。但“上好学”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大中城市出现了“择校热”。主要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配置不均衡，以及管理不规范。

　　化解“择校热”的根本措施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抓住了均衡发展，就抓住了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均衡发展。今年我们将制定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导意见，出台督查、考核和评估办法。目前，教育部已与17个省(区、市)政府签署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确定各自任务，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督促各地加强统筹，落实均衡发展责任；二是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主要包括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均衡的目的不是削峰填谷，把好学校变差。而是加强薄弱学校建设，把差学校变好，缩小校际差距，发展学校特色；三是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根据城镇化进程、新农村建设和人口流动状况，稳步进行学校布局调整，防止因学校撤并出现新的“上学难”问题。今后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重点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

　　再问“钱学森之问”

　　2009年底，袁贵仁刚履新教育部部长时，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向这位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布公开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位被公众舆论寄望全面、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新部长当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主导推动了酝酿已久的教育规划纲要的出台。

　　对于高等教育改革，教育规划纲要的回应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2009年底以来，高等教育领域颇多改革创新。

　　但公众面临的心理落差是：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内地大学上榜数越来越少，高校行政化越来越浓厚，高校招生腐败、学术造假失范、就业大学生能力匮乏、心理素质薄弱等问题，接踵而来。

　　不仅公众困惑，教育界人士也深感忧虑。中国已实现了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职业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正面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前述诸多问题。应如何分析、如何解决？考验着中国教育执政者的智慧。

　　首先是政学分权的高校自我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率先按照大学科系组建教育学部，旨在学校与学院之间增加一个学术组织层次，分解高校行政部分的权利和责任，为高校去行政化，进而为治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严重失衡找些新出路和新办法。

　　其次是正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其鲜明的去行政化理念、路径设计和地方政府行政不干预宗旨，颇受外界关注。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因将学校章程在深圳市人大获得法律地位的关键举措，得到进一步彰显。

　　再次是九校联盟悄然成势。由九大著名985高校结成的联盟，旨在人才培养、学术科研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交流，优势资源共享和互补，开启了高校人才培养的一个新局面，或将为一流大学的创建积累一些经验。

　　九校联盟，应是高校改革自省的一个结果。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十年发展规划来看，九校联盟还需要在办学自主权创建与发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再进一步，肩负起重任和使命。

　　但一些有识之士忧虑九校联盟或实质上垄断了优质高校教育资源。

　　针对“钱学森之问”，高校还有不少改革举措：南开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淘汰制，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创新，北大的中学校长推荐制，一些高校的招生联考，等等。

　　教育规划纲要统筹的十年，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观和教育发展观大转型的十年。这十年间，高校料将进一步大众化，问题也将进一步暴露，这将考验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胆识，考验的是其是否“爱教育、懂教育”、能否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魄力。对此，公众期待甚殷。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李鹏)

　　袁贵仁简历

　　男，汉族，1950年11月生，安徽固镇人，1975年2月入党，1969年5月参加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教授。1995至1996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1996至1998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98至1999年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兼市教委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99至200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2001至2005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2005年至200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09年至今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是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