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领导东北“抗联”9年   家人把桦树皮当传家宝

　　来源：湖南广播电视台-《法制周报》

　　《法制周报》特派记者 赵雪浩  文/图 发自河南郑州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这几句铿锵有力的歌词，来自一首名叫《西征胜利歌》的歌曲。也许这首歌很多人都没听过，然而这首歌的作者却是家喻户晓，他就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将军。

　　“这首歌是我爷爷在1936年创作的，当时为了同北上抗日的红军取得联系，他派部队进行了第一次西征。为了鼓舞士气，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6月23日，在河南郑州市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内，年过半百的马继先向《法制周报》记者声情并茂地述说起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爷爷的感人故事，“到现在爷爷已经牺牲了70多年，但他却一直活在我们这个家庭里。”

　　这时，坐在旁边的杨靖宇烈士的儿媳妇，现年87岁高龄的方绣云老人指着桌子上红布包裹着的一段桦树皮说：“这块树皮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她爸爸(指马继先的父亲、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在世的时候，逢年过节总会拿出来教育家人，后来是我拿出来给家人讲公公的感人故事，以后这个任务要交给孩子们了，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老人的声音不大，言语中却满是坚定。

　　为革命两度改名

　　说起杨靖宇，大家都知道他是鼎鼎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然而说起马尚德、张贯一，知之者却甚少，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905年的2月26日，伴随着清王朝的风雨飘摇，在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一户马姓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马尚德。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打小就调皮捣蛋”的男孩日后会成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从小就很倔，认准的事儿，谁说也不中。”杨靖宇的大孙女马继先现已经退休在家，关于爷爷的故事，她已经能“倒背如流”，5岁的时候，杨靖宇父亲病逝，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反而让杨靖宇格外要强与上进。

　　“性子里满是正义感”的杨靖宇在1919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年仅14岁的杨靖宇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

　　1925年，他在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街头演讲学生运动；1926年，他受党派遣回确山老家当农协会委员长；1927年，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豫南农民起义，率领5万农民武装占领确山县城，打垮北洋军阀第八军的一个旅。这一年，杨靖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此时，他只有22岁。

　　1928年4月，正受警察通缉和搜捕的杨靖宇偷偷回家，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儿子不孝，让您吃苦受累了……”当妻子抱出刚刚出生5天的女儿让杨靖宇给起名时，杨靖宇无比愧疚地看着妻子，“就叫小躲吧，躲藏的躲。”

　　“我姑的名字就叫马躲，后来才改名为马锦云。”马继先回忆说，“我爷爷在我爸刚2岁、我姑出生才5天的那天离开了家。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要干什么，我奶奶和老奶奶都不知道。”

　　这一次远离家乡，谁也没有想到，竟是杨靖宇与家人的诀别。

　　1929年8月，杨靖宇被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化名张贯一。在抚顺，他因领导当地矿工罢工，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被组织营救出狱，历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

　　“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他后来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改的，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在抚顺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用过张贯一这个名字。”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绣云，说起自己公公的事情，如数家珍。

　　牺牲10年后家人方知

　　1932年11月，杨靖宇被组织派往吉林组建武装部队进行抗日斗争。按照党的指示，杨靖宇结合当地实际，决定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史料记载，在组织“抗联”一事上，杨靖宇采取了写信、发传单、主动联系等手段。孙女马继先说，“爷爷是大高个，一米九多，顶天立地，令人信任。载入史册的是，16支不同的武装力量齐刷刷凝聚在了杨靖宇的游击队周围，共同围攻大兴川、八道河子、破坏吉海铁路……”

　　东北被日军视为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但东北抗日联军队伍日益壮大，犹如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

　　“抗联”牵制了数十万侵华日军，使之无法入关，成功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因此日本人对杨靖宇“恨之入骨”，下决心一定要除掉这个“满洲治安之癌”。

　　从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动军警6万余人，“对于捕杀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强调“同时遇‘抗联’和抗日山林队，专打‘抗联’，不打山林队；若是同时遇到杨靖宇和其他‘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不打其他‘抗联’。”

　　“可以说，日本鬼子为了除掉我爷爷，打击‘抗联’，真是啥招都用过。”马继先回忆说，“就在这样困难的境况下，他们还是继续坚持战斗，是民族的信仰、抗日的决心支撑着他们。”

　　1940年2月23日，日军在吉林省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包围了孤身一人的杨靖宇，讨伐队劝他投降，他不予理睬，不停用手枪射击，讨伐队遂猛烈向他开火，杨靖宇壮烈牺牲，终年35岁。“爷爷牺牲后，日军还残忍地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

　　说到这里，看着桌子上祖父被剖腹的照片，马继先数度哽咽，良久无语。

　　“我18岁嫁到他们家来，根本就没见过公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方绣云感慨地说，“解放后党组织找到我们，我们才知道公公在东北打鬼子，牺牲快10年了。”

　　桦树皮成了传家宝

　　杨靖宇壮烈牺牲后，日军用铡刀把他的头颅切下，并拍照片示众。最后他的头颅被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用药水浸泡在瓶子里藏匿起来。

　　“公公牺牲后，举行过三次公葬，前两次不知道，最后一次我参加了。”方绣云告诉记者。

　　据史料记载，在杨靖宇壮烈牺牲后，伪蒙江县政府曾于1940年3月在保安村北门外的山岗上搭建起祭祀灵棚，为杨靖宇主祭安葬。(安葬仪式按日本习俗，在木碑前横拉着两头细中间粗的草绳，上面挂着白色的纸条，焚香供酒，日本僧人礼拜念经。但当时不论在场或不在场的蒙江老百姓却是以此为祭台，默默地真心悼念抗日民族英雄。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蒙江县建立了民主政府。新政府在1946年初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会上，动员募捐为杨靖宇将军修墓，县政府作出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的决定。

　　1948年，长春解放，被日伪军保存长达8年的杨靖宇烈士的头颅也终于被找到。1952年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在通化市修建靖宇墓。

　　“1958年，我们去东北，当时看到公公的头颅，我丈夫当时都哭昏过去了。”方绣云回忆说，“那次公葬是将公公的头与遗骸合葬在一起，他牺牲十几年后，才能得以全身安葬，实在令人心痛。”

　　此后的几十年里，方绣云和老伴马从云带着儿女们，曾多次去杨靖宇墓前祭拜，虽然每去一次，“都要难受好长时间”，但她认为“难受也要去，让后人们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人用鲜血换来的”。

　　1953年，是方绣云第一次和老伴马从云去东北，那一次他们辗转前往公公战斗过的很多地方，并特意带回来一段东北的桦树皮。

　　“当时在那里，我和孩子他爸一起还特意尝尝那些草根、树皮的滋味。”方绣云回忆说，“实在是难以下咽，可公公就是靠吃这个打日本、干革命。”

　　而这段桦树皮也成了马家的传家宝。

　　“打我记事起，每当逢年过节，我父亲都拿树皮出来，给我们讲述爷爷当年的故事。”杨靖宇烈士的二孙女马继传回忆说，“父亲过世后，就是母亲拿出来讲，再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就是我们拿出来给孩子们讲。想着自己有这样一个英雄爷爷，一定不能给他脸上抹黑，也一定要将他的革命精神告诉后辈，让他们继承先人遗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杨靖宇将军的唯一“遗产”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献身后，现场留下的遗物有一身破衣、3支手枪、230发子弹、钢笔、怀表、指南针和现金6660元。

　　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并没有给自己家人留下任何遗产、遗书或遗言。1942年，杨靖宇的妻子在老家病逝，临终前曾拉着儿子马从云、女儿马锦云的手说：“好好藏着你爹的照片，将来等红军打回来了，拿着这张照片找你爹去。”而这张照片是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留给这个家庭唯一的“遗产”。

　　记者手记

　　“红色家书”报道是在传承历史

　　《法制周报》记者 赵雪浩

　　回想做“情系红色家书”系列报道这3个多月以来，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一份对历史的尊重。

　　“你们是在做一件对革命烈士和民族都有益的好事。”我清楚记得，这是5月26日，远在新西兰的邓邦镇通过越洋电话给我说的一句话，他是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子。5月24日，《法制周报》在16版刊登了《邓中夏：仕宦之家走出的革命者》，这是“情系红色家书”系列报道之三。邓邦镇的赞誉之词，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

　　其实在这之前，“红色家书”系列已经推出了方志敏、夏明翰的故事，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特别是本报刊发《夏明翰女儿口述一家五烈士红色故事》后，引来不少同行关注，《北京青年报》、山东卫视《天下》栏目、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都纷纷赞扬这篇报道“有血有肉、饱含深情”。夏明翰女儿、85岁高龄的夏芸老人通过儿子告诉记者：“这是近年来，我看过的有关我父亲报道的最感人的一篇。”

　　而对于我来说，采访夏芸，印象最为深刻。

　　在江西九江，我特意买了鲜花，带上家乡人的问候，来到了夏芸老人的家。

　　已经85岁高龄的夏老，因为年前跌跤一直卧床不起，但听说是家乡媒体来采访，十分热情，要保姆将床摇起，半躺着和记者叙话。

　　我明显能感到她的吃力，她有时候会想很久，并不断重复，并多次叮嘱我“对照史料，别出错了”，那种认真让敬佩油然而生。

　　“我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能多一次机会向媒体说说我们一家五烈士的故事，是我的责任。”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老人拉住记者的手，一再嘱咐，“我们后人没什么，烈士们不容易，要好好记住，别忘了他们。”

　　在采访左权女儿左太北的时候，老人家总是讲着讲着就哽咽起来，采访不得不几次中断。我能切身的体会到，他们作为一个烈士之后，所承担的压力、肩负的责任和被寄托的希望。

　　“不能给烈士脸上抹黑。”这是众多烈士后代最为一致的想法。

　　事实上，很多烈士亲属都在这样默默践行着。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左权的女儿叫上记者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黄公略将军的外孙女在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打工，而杨靖宇的儿媳与两女一儿挤住在普通的三居室里……

　　这一切都让我感动，感动他们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感动他们平凡的生活，他们没有以烈士后人自居，没有“给烈士脸上抹黑”。

　　当一切见面的场景、谈话的内容、追忆的历史成为文字时，读者们的评价才是最好的脚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法制周报》推出‘情系红色家书’系列报道。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读者品出了蕴含其中的希望、乐观、坚强、艰苦奋斗、迎难而上……”这是5月30日，湖南省委宣传部第63期《阅评简报》给予我们这个系列报道的鼓励。

　　“《情系红色家书》的策划报道做得很好，篇篇都是自采的，而且每篇都有很强的可读性，也很震荡人心。这期的《女儿追忆“向蔡同盟”铁骨柔情》也是相当的感人。”这是6月8日，来自长沙市开福区的读者刘毅对我们报道的评价。

　　看到这些，作为该系列报道的记者，感到自己是在完成一项历史使命，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