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老区寻根
中共历史上党群关系最长久密切的革命老区，当下面临的挑战较为典型；到老区寻根，就是要寻回中共兴盛的力量源泉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不到“老区”，不能说读懂了中国国情。
丰州镇平家沟村，距离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省武乡县城不到1公里。放眼望去，是成片的土房子，多数人家屋门紧锁。“村里人大部分出去打工了”，70岁的村民郝彦维说，剩下的老年人靠种地为生，每年收入两三千块钱。
郝家的房子墙体已经出现几处裂缝，屋里没什么家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老式电视机。郝彦维说，因为家里穷，房子快塌了也没钱修，二儿子30岁了还没娶媳妇，“村里其他家的情况也差不多”。
建党90周年，一如党内高层所言，喜庆之际不可忘却忧患意识。本刊记者深入陕甘宁、鄂豫皖、晋冀鲁豫、川陕以及百色等革命老区，走村寨、瞻遗址、宿农家、听民声。即便自以为深知农村疾苦，一路走来，老区的贫困仍有些出乎意料。
因为贫困，因为干部作风的下行，中共历史上党群关系最长久密切的革命老区，存在一些失衡失落心理。晋西北的静乐县任家村，抗日战争时期有过当地群众“舍子救八路”的事迹，党群之间可谓血肉联系；如今记者在这个村采访，一些群众围住记者反映村干部的问题，拉着记者到家里查看煤矿开采造成的开裂房屋。
尽管有裂痕，老区对共产党的感情依然朴素深厚。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山西抗战主战场，走家串户看到最多的是堂屋里张贴的领导人画像。溯本追源，鱼水情深是历史上中共与老区人民关系的真实写照，凭借这一优势，共产党得以由弱小逐步壮大，而当时的执政党则走上一条相反道路。
新时期党执政面临的挑战，因此在这片土地上显得较为典型——应对挑战的方式，也可回到这个原点来找寻。到老区寻根，既是重新发现党和群众鱼水关系的精髓，也是要寻回党兴盛的力量源泉。
发展的“洼地”
环城镇杨庙掌村是革命老区甘肃省环县的扶贫重点村。全村317户中，60%以上属于建档贫困人口，有约42%的农户所在村组不通农用车，200多农户居住在危窑内。
35岁的村民谷彦虎的妻子因贫困离家，至今未归。谷家的窑洞早需要翻修了，但家里掏不出钱来。每逢两个孩子哭着想妈妈，谷彦虎就带着他们到村口大树下向村外张望，安慰孩子。但他认为，“家里太穷，她是不会回来了”。
在其他一些革命老区，类似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交通不便是多数老区脱贫致富的主要制约因素。没钱投入教育，四川省通江县铁溪镇初中一间只有12个床铺的简陋房间，住了40名学生，每个铺位挤3到4人。
纵向来看，老区群众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横向比较，老区发展与发达地区差距也在拉大。比如，革命老区陕西至今还有150多万贫困人口。江西赣州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广州的1/3，主要经济指标人均量不及后者1/10。
老区之所以成为发展的“洼地”，主要原因在于先天不足，也有历史透支的因素。在江西，当地党史部门向本刊记者介绍，中央苏区当年发行了480多万元革命公债，加上瑞金人民捐献的金银首饰、存在苏区银行的存款，折合当下货币约120亿元人民币。
因此有人提出，要把改变老区面貌提高到“还债”的高度来认识，加快老区脱贫致富，为改善党群关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也有一些老区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如何处理发展和保护生态难题令当地困扰。记者在陕西、山西等地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干部为资源枯竭后的替代产业担忧，有的市县领导从沿海地区不加选择地引进项目，“拾到篮里都是菜”。
部分老区存在失衡失落心理。江西瑞金一位干部告诉记者，瑞金当年12万人参加红军，5万人牺牲，如今这些烈士后代不少人生活贫困。一些从大城市务工回乡的青年，看到家乡贫困，内心失衡加剧。
细算“四本账”
老区群众生活贫困，当地干部感到发自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他们向本刊记者细算了“四本账”。
——历史账。赣南中央苏区石城县当年仅10万余人，其中1.5万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时仅存50人。湖北黄冈44万人为革命捐躯，在册烈士5.3万人。川陕苏区巴中市通江县，县城当年人口不足23万，就有近5万人参加红军，先后有4.6万人牺牲在各个战场上。
甘肃庆阳革命老区人民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创立根据地，到40年代后期解放战争，20多年源源不断为党和军队输送兵源及粮食、饲料、肉、蔬菜、军鞋等物资。建国后经清理，仅庆阳市华池县遗存的红军征用军需条据就有37斤之重。
“一粒米也要充军粮，一块布也要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也要送上战场”，全国各个老区都曾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江西赣州一位干部说，“没有老区就没有新中国”。
——感情账。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李永海曾深入50多个革命老区县调研，他说：“老区至今发展不快，我的良知像刀割一样痛。”记者采访的许多干部也表示，加快老区发展，是党和政府应尽的责任，如今老区发展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从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老区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那么大的牺牲，不把老区建设好，就辜负了老区人民的期盼。
——政治账。“老区是共产党的根，老区精神是共产党的魂”，老区的发展面貌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老区人民对党的期待与信任。在中央苏区、川陕苏区、大别山、太行山等老区，多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曾多次面对这样的质问：如果“共产党起家的地方”依然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怎么能说得过去？
此外，革命老区遍及全国多个省区市，没有这些地区的小康，也难以确保2020年全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经济账。老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市场庞大，内需潜力巨大。抓住贫困老区的突出问题，就是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难点和重点，抓住了推动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基本环节。积极扶持老区加快发展，对于抢抓当前机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没有干部关心”
山西省静乐县，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然而在沿途的一道山沟里，记者看到多数老百姓居住在依山而建的土窑洞里，十多公里的出山土路，车辆颠簸，尘土飞扬。由于机井设备损坏和水源短缺，数百名村民要到山沟里挑水喝。这里农民每年的人均纯收入2300多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成。
希后润子村的村民王尚德说，别看高速公路就在我们身后，实际上没带来什么好处，比如修路拆了80多户人家的窑洞，一孔窑洞的赔偿款只有4000来块钱，连个地基都买不起。修路还把村民到北面山上种地的路给隔断了，只留下一个涵洞通行，而且一下雨就没法走，种地很不方便。
圪洞岩村的数十名村民因高速公路建筑垃圾堵塞村前排洪沟的问题，多次到县里上访。他们指着沟里堆积的水泥块、土方等垃圾说，这些东西若不清理，一旦发生山洪，村子就要被淹了，可是“没有干部关心”。
在老区的采访中，谈起大企业、大项目、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等情况时，某些基层领导干部说得头头是道、眉飞色舞，而一旦论及农村发展和民生保障，则以“我们是穷县、农村发展很难”等话语一言带过。
有些干部作风浮躁，引来老百姓担忧。采访中，一些老区群众对时下有些干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十分痛恨，时常回忆起战争年代党员干部的纯洁与无私，以及当年党群干群之间的亲密联系。
本刊记者在与延安市洛川县部分领导干部座谈时，听到普遍反映，农村地区的党群关系不如以前协调。经济的繁荣不能掩盖局部地区党群关系疏离的现实，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村干部不知道怎样服务农民，多数农村党组织负责人还停留在“管农民”的认识上，跟不上新农村发展的步伐。
江西寻乌、湖北红安、陕西延安等老区基层干部反映，毛泽东当年深入群众调查，走街串户交了许多市民、农民朋友，与他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现在有些地方领导干部下来，车队浩浩荡荡，前呼后拥，普通群众根本接触不到。“蜻蜓点水”式的调研多，实事求是的精神少，自然难以跟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呼唤“苏区干部好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分田地，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源自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民谣，至今仍常常引起江西、陕北等地群众的怀念。
“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提倡这种精神。”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宣教部部长徐强国说，革命老区需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的价值，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把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群干群雨水关系等优良作风薪火相传。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湖北黄冈、江西赣州、陕西平顺和广西河池等革命老区市县，继承传统，开展形式多样的干部下乡住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等活动，不仅带动老区脱贫致富，也重新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党的号召力。这其中，有三点启示。
启示一：干部下乡住村重在建立长效机制。凡是下乡住村活动搞得好、获得群众好评的地区，都建立了常态化制度。比如，规定结对联户干部每年最少的住点时间，市县两级成立督察组定期不定期督察，对干部“走读”、随意脱岗、不执行请销假制度、工作效率低、作风漂浮等不良现象进行重点查处。以此确保干部个个沉得下去，避免“一阵风”。
启示二：干部下乡住村效果如何，由群众说了算。一些地方干部在下乡住村时公开承诺，接受群众监督。干部承诺的事项、解决问题的措施、完成时限等，在包扶点上予以公示，年终“交账”。江西中央苏区一些县要求活动结束时下派工作组和干部要向当地群众述职，接受满意度测评，对未完成承诺且群众评议满意率低于60%的，给予批评并限期整改。群众的考核和评议结果与单位奖励性工资、个人评先评优挂钩。
启示三：干部下乡住村重在为民解忧。赣州市的下乡住村干部有的举办各类产业技术培训班培训农民，有的在村民赶农贸大集日组织专家为群众免费义诊和送药，有的帮助农村小学解决缺少课桌椅问题，有的帮助村里解决了多年未解决的群众饮水难问题。下派干部在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事、解农家难的过程中，强化了服务观念，与村民建立起互信联系。瑞金农村一位村支书感慨地说：“苏区干部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凝聚力面临挑战
近年来中央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加强老区党建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老区农村党员老化、后继乏人等依然不容忽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面临挑战。
本刊记者走访的100多个行政村，大多数农村党组织的党员结构和整体素质呈现年龄老化、知识老化、作用弱化的倾向。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通江县田咀村为例，全村891人，有13名党员，但是40岁以下的党员只有2名。
“一方面农村党员老化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村党组织后继乏人。”宁夏盐池县花马池镇杨柳堡村支部副书记陈自仁说，在一些村屯，每年主动申请入党的年轻人不多。“杨柳堡村70多名党员，30岁以下的只占20%，十年来，村里没有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发展一名党员。”
年轻一代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甚至功利化，也是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下降的一个原因。山西平顺县是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战斗的地方，当年，加入党组织是平顺有志青年最大的理想。如今，对63岁的平顺县阳高乡东平村党支部书记魏松科来说，年轻人不关心党的建设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告诉本刊记者，部分老区农村党建仍然存在“空对空”的状况，农村党员干部的待遇、素质不高，致富无门、带头无力。“党支部只有带领群众致富了，群众才会跟着你走。”
“农民最讲实惠，日子过好了，他们自然会拥护你。”湖南省株洲县县委书记王建平认为，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要让党员先干起来，富起来，让群众看到跟着党走有甜头、有盼头，让群众都能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市长白尚成说，在当前农村利益格局大调整的情况下，眼前和长远的矛盾叠加，给新时期密切党群关系带来冲击。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找到切实可行的利益联结纽带，使党组织“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信”。
找准党建新“抓手”
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新机制是关键，尤其要进一步探索加强新时期老区农村党建工作的有效“抓手”。
百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林认为，农村党建工作要找到一个结合点、一种管用的长效机制。以百色为例，针对山区广大群众到乡镇办事不方便的问题，百色探索了“农事村办”制度，把乡镇服务窗口前移进村，把60%以上的干部放到村级服务站负责“农事村办”工作。
尽管仍然面临一些体制障碍，但从目前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转变了干部作风，提高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威望。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则以“农村党员双带发展基金”为抓手，多方筹资，以小额无息贷款扶持党员和致富积极性高、有诚信的入党积极分子，包括优秀农民工、青年团员，开创了农村党员带头创业、带动群众创业的局面。
看到党员在“双带”基金扶持下脱贫致富，当地很多农民的入党积极性以及对村党支部的认识有了明显提升。固原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樊大学说，如何扶持农村党组织发展，使之成为融洽党群关系的坚定力量，是新时期农村党建工作的难题。平阳县“双带”基金的建设就是要解决“致富无门、带头无力”的问题，让农村党组织、党员的腰板硬起来。
彭阳县委组织部部长董永强认为，通过建立“双带”基金，彭阳找到了党建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有助于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激发了农村党员的荣誉感，提升了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影响力；二是形成了党员带头、农民致富的良好氛围；三是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提高村级组织为民办事的能力；四是解决了村级后备干部、发展党员的难题，一大批农村能人正向党组织积极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