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6日，基辛格再度访华，在1971年秘密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会面的照片上签名。 本报记者 朱炜/摄

　　1982年，基辛格这样问邓：“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头衔称呼您？”邓则说：“我现在头上有太多帽子，我想把它们给别人，我想尽量少干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熊争艳发自北京40年前的一个闷热夏日，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突然“肚子疼”，被送往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远在深山的官邸。而他的实际目的地，则是数千公里里之外的中国北京——一个当时和美国愤怒相对的东方对手。

　　40年后，同样是炎热的夏日，这位望九老人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时，隔着浩瀚太平洋相望的两个大国——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已走过重启交往的“不惑之年”，正在致力于打造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尽管中美间分歧乃至争执不时可闻，但这位中美政坛上影响力依旧的88岁老人对两国关系远景充满信心：“美中关系无需也不应该变成‘零和游戏’，两国的合作还会更精彩。”

　　豪迈之语背后更多的是温情。“再次来到这里，我无比感动，因为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家’。”6月27日，基辛格踏进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时，感慨良多。

　　首次访华“躲避”毛泽东

　　5号楼，正是1971年7月基辛格首次访华的下榻地，他与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握手会谈，这是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破冰之旅”的序曲。

　　细心的中国主人特意选择了这幢充满怀旧气氛的建筑，举行纪念基辛格首次访华40周年座谈会。百余位亲历中美关系发展的官员、学者济济一堂，抚今追昔。作为压轴发言的基辛格，则讲述了当年秘密访华时“躲毛(泽东)”的一段插曲：

　　当时，任何一位到访中国的外国政要，都以受到毛主席接见为最高礼遇，但基辛格却避之不及。“因为我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希望成为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美国官员。尽管访问中，我知道中方的态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将会见我，如果我不主动提，毛就不见我。但考虑到一旦见了毛，我回美国后会让尼克松不悦甚至动怒，我还是按捺住了见毛的强烈愿望。”基辛格解释道。

　　尽管首访没有见毛，但在1972年至1975年的多次访华期间，基辛格与毛一共见面5次。在前不久出版的新著《论中国》中，基辛格这样回忆初次见毛的情景：“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的书房。这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杂乱无章地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

　　在这次会谈中，尼克松恭维毛泽东使一个文明古国改头换面，毛泽东却回答：“我改变不了它。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这让基辛格大吃一惊。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是一位“王者哲学家”，耐心大气，从长远出发。

　　基辛格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当时毛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尽管如此，毛仍不失幽默地说：“我浑身都是病，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函了。”但毛对世界形势的判断依然清醒：“小问题是台湾，大问题是世界。”，“你们美国的优先顺序，最重要的是苏联，第二是欧洲，之后是日本……”

　　邓小平说“想尽量少干”

　　基辛格与毛的每次会面都是短暂的，而与周恩来打交道的时间却长得多。基辛格很欣赏周恩来，他说：“周在谈话时带有孔圣人般自然的优雅和过人的智慧。即便是他的谈判对手也能感受到他真切的关心。”

　　而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基辛格眼中是一个“有着忧郁眼神的勇敢小个子”。《论中国》专门有一章写邓小平，题为“打不倒的邓”。基辛格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1974年在纽约，当时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合国会议，基辛格设宴款待。此后福特总统访华等事件又让两人有了共事的机会。基辛格说，不同于毛的哲学家风范和周的优雅外交家形象，谈判桌上的邓“严肃而务实，言辞锋利，不愿意浪费时间在客套话上”，邓的态度是“我们见面是为了处理国家间的问题，都应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对待分歧，而不会认为是针对个人的攻击。”

　　基辛格在书中描述了邓小平及其家庭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基辛格认为，在重返政府工作岗位后，邓小平设法摒弃文革对意识形态纯正性的强调，代之以“秩序、专业和效率”的价值观。基辛格称赞邓推动了将“毛泽东时代乏味的农民公社”转变为繁忙的经济大国的现代化进程。

　　到了80年代初，基辛格在北京再见邓小平时，发现耄耋之年的邓，正在为这个国家新老领导人的有序接替做准备。1982年，基辛格这样问邓：“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头衔称呼您？”邓则说：“我现在头上有太多帽子，我想把它们给别人，我想尽量少干。”

　　在基辛格看来，邓小平从不把自己当成某一领域的天才，他总是信任和支持下属去创新。 基辛格说，邓说自己是经济领域的“外行”，对经济问题有过一些讲话，但都是从政治角度谈的。虽然提出过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但如何执行等细节，他说他真的不懂。

　　力挺中国的那些往事

　　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卡特总统上台执政后，基辛格便再未直接参政，但他仍以学者、民间智库思想家、政治评论员等身份，继续担当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促进中美合作。每当中美之间出现危机时，基辛格总是频繁穿梭于两国间，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的特殊关系，与中国坦诚对话，化解矛盾。

　　1989年，由于中国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两国关系全面倒退，高层交往戛然而止。但这年深秋，基辛格到访中国，江泽民、邓小平等中国新老两代领导人分别与之会见，赞赏他在两国关系面临困难的严峻时刻，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战略家的远见来到北京。

　　90年代中期，针对美国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前往访问的外交挑衅，中方举行导弹发射和军事演习等一系列反制措施，台海局势骤然紧张。这时，基辛格一方面私下对美国领导人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在美国大报上发表《对华关系利害攸关》等文章，呼吁美国政府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此后，在“李文和核间谍案”、“白宫打算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等关键节点，基辛格都站出来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他告诫美国领导人“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那实际上会切断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从而使我们总体关系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再比如，他多次引用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话：“中国不会向压力屈服……这是我们的哲学原则。”

　　掐指算来，如今美国已更迭8位总统，中国也历经四代领导人，但基辛格依然活跃在中美舞台，为两国政界、学界、商界牵线搭桥。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时，基辛格还主持美众多友好团体为胡锦涛访美举行的盛大欢迎午宴，因为这位老人说，“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遥想当初，周恩来和基辛格就中美联合公报稿达成一致后，周恩来说：“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而基辛格则在想：“如果在40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一道建设这个世界，而非震动这个世界，这将是怎样的辉煌顶峰？”

　　40年荏苒而过，基辛格一直为此笃行。

　　记者观察：中美是否需要“新的基辛格”？

　　【作者】熊争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基辛格为何在中美关系中享有如此地位？

　　不仅因为他是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大战略家、大外交家；是8位美国总统对华政策的直接参与者或资深顾问，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结下友情；是70多次访问中国、走遍华夏大地的“中国通”。更因为过去40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论在两国交往顺利之时，还是遇到困难和挫折，基辛格都在努力寻求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促进中美交往合作的契合点，做中美之间的友好使者。

　　如今基辛格已88岁高龄，但中美重启交往才刚刚走入“不惑之年”。难怪很多人感叹，两国未来的漫漫长路上，需要打造一批致力于中美友好的“新基辛格”。

　　这批人不等同于“亲华派”。事实上，40年前力主撬开中美关系坚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共和党右翼，是死心塌地的反共者。但他有成熟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洞见，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被意识形态牢笼左右，不在一时一事上锱铢必较，在国际格局这个大棋盘上纵横捭阖、谋棋布子，做出了与中国重新接触的历史性决定。

　　这批人也不等同于“知华派”。较之普通人，“知华派”的确对中国国情、发展道路、崛起方式抱有更多理解，但不能因此就想当然以为“知华派”会对中国更温和、更友善。仔细分析一下美国政坛，不难发现有不少说着流利汉语、通晓中国历史和现实、与中国有着渊源深厚的政治家，往往高举着强硬的反华旗帜。究其原因，因为这些人担心自己身上的“中国因素”会让民众怀疑其对美国的忠诚度，所以，往往越是“知华”，越是叫嚣着“反华”。

　　中国有一位资深外交官的话，曾道出基辛格最难能可贵的特质：“在世界政治家当中，有谁比他更了解中国？有谁像他那样深深爱着中国人民？” 所以，对那些以基辛格为职业楷模的美国政治家而言，也许就应该向基辛格学习如何了解并真正爱上这个东方古国。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中美的未来需要靠“新的基辛格”来推动，甚至基辛格本人也持这种观点。

　　近日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今后的中美关系是更多地依靠像您这样有宏才伟略的外交家，还是依靠两国之间日益完善的磋商机制？”提问时，基辛格表示，时过境迁，当今的美中关系已与他40年前首访时大不相同。“两国关系不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行动，而是以美中人民各个层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基础。”

　　中国古语说：“时势造英雄。”时代变了，也许未来的中美关系历程中，不再有基辛格那样的英雄式人物横空出世，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美国人，可能都要扮演外交官的角色：交往、沟通、说服。外交，就在我们大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