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起来，指挥部与福海居民之间的拉锯战尚控制在“对话协商”的轨道上，但草海项目基础性工程延期的压力，已然压向了昆明的政府融资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昆明报道

　　号称昆明发展史上投入资金最多、征地拆迁改造面积最大的“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项目”(下称草海项目)，在项目启动的基础环节---房屋拆迁上，遭遇挫折，既定拆迁计划已经被迫延期。

　　这个项目的另一头，还紧紧拴着昆明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个庞大的融资计划，而这项融资又直接关联到昆明“史上投资最大的单体工程”---地铁建设。

　　如此举足轻重的项目，方始启动，便遇梗阻，这无疑让正处风声鹤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曝出另外一层险情。

　　征地拆迁超期1年未完成

　　昆明143路公交车自北而南贯穿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的多个居民社区，乘车从此经过，一路上窗外景色尽现凋敝。

　　沿线两旁成片居民房屋，多已拆掉窗框、门板，或揭掉屋顶，砸断楼梯，墙体上伸出的钢筋已经锈迹斑斑。

　　公交车静静前行，这些破败的建筑和建筑上绷缠的各式反对拆迁的标语，像无声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划过去。

　　除了眼前这些痕迹，这里的居民为了抵制拆迁，不久前还闹出过“公车上访”的新闻。

　　现在，“公车上访”早已被百度百科收录为词条，该词条下的事件简介为：“2010年12月17日，89岁高龄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坐着政府专配用车，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

　　词条中所说的12名代表，便来自福海。6月23日，福海街办韩家湾社区维权代表张桂仙告诉本刊记者，她们的维权行动早从2010年1月份就开始了。

　　“拆迁公司的人1月份就在村里乱窜，4月份开始拆，我们8月份起来阻止，拆迁才基本上停下来，一直到现在。”

　　张桂仙透露，现在社区8个组都自发选举了维权代表，并安排专门人员守住各个街巷路口，防止拆迁公司突然进村。

　　韩家湾社区的大片土地位于滇池草海东岸，而草海项目所规划的范围，囊括了草海东、北、西三方水岸。

　　实际上，三岸进入规划之内的街办总共有5个，涉及47个居民小组，但来自福海一地的反对，已把草海整个项目的推进拖入了泥潭。

　　西山区滇池草海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指挥部(下称指挥部)，是西山区委、政府组织成立的负责统筹实施该项目部分具体工作的机构。

　　6月27日，指挥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官员坦承，草海项目的拆迁进度，“确实比原先预计的推迟了。”

　　《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 2009年12月28日草海项目正式启动后，曾对外公布了昆明市委、政府对项目进度提出的要求：“(征地拆迁工作)2010年3月前完成80%的拆迁协议签订、6月前全部完成拆迁协议的签订和80%各类建(构)筑物的拆除。”

　　但据本刊记者掌握，截至今年6月份，草海项目往上汇报的进度为：拆迁协议签订完成90%。这意味着，草海项目的征地拆迁进度在比原计划超期一年后，仍未达标。

　　另一方面，目前针对草海项目征地拆迁工作提出反对的，为数众多都是已经签过拆迁协议的居民。这一部分人的存在，无疑使呈报上去的签订协议的完成量也充满水分。

　　“我们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

　　福海居民与草海项目之间的抵触，在“公车上访”之前即已进入昆明市主要领导视线。

　　已经公开的消息是，2010年8月14日，昆明市长张祖林现场调研草海项目。调研之后的室内总结会上，张祖林提及，“我们的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

　　这句市长名言一度占据了国内媒体的评论版头条，而事实上，福海居民反对征地拆迁背后，其初始利益诉求也并非无端。

　　“为什么别的街办没闹，我们调查过，有些社区10个人就有8栋房子，一栋就是80平米的地基，每栋最矮的是4层，最高的是8层，而我们社区，3600多人，总共房子才980多栋，每栋房子最高只有3层。”

　　张桂仙说，在这种既有房屋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形下，别的街办居民接受拆迁后将拿到巨额补偿，而福海人一旦接受，就吃了大亏。

　　居民更把这笔窝火账记在政府头上。“10多年来，政府说要搞滇池治理，不给我们批建新房，加之前后区划调整，导致一些人已批过的宅基也未能建设。”

　　张桂仙告诉记者，这是导致她们社区缺房少房的根本原因。

　　这个至关重要的利益诉求，终于在今年5月获得指挥部回应。指挥部提供的一份《关于草海东岸征地拆迁实施过程中具体事项的处理意见》印发于5月13日。

　　《意见》认为“福海居民自1998年至今，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未新批宅基地、未加建、未翻建，情况极为特殊。”

　　《意见》承认了“已批未建宅基地”、“只有一幢房屋且居住困难”、“无房户”、“老房属危房拆除后未能新建”、“小房子”等情形，并分别给出了处理意见。

　　例如，“此次草海片区改造中有部分村民的老宅原属土木结构，由于年代久远成为危房，自行拆除后又响应政府号召，没有进行翻修”，其对应给出的补偿方式为：按照土木结构、原面积，可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置换。

　　尽管这份意见所拟方案仍需和社区居民进一步对接才能达成一致，但前述指挥部官员对此表示自信，“政府在做这场事情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方式处置事情，都是在进行协商解决。”

　　该官员亦向本刊记者透露，另有一些社区还提出别的诉求，政府也正在给予考虑。

　　环环相扣的“昆明轨道”运营链

　　表面看起来，指挥部与福海居民之间的拉锯战尚控制在“对话协商”的轨道上，但草海项目基础性工程延期的压力，已然压向了昆明的政府融资平台。

　　昆明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下称昆明轨道)是昆明市政府国资委下面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昆明市政府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领域重金打造的投融资平台。

　　作为政府投融资体制“昆明模式”的豪华阵容之一，昆明轨道自昆明市2009年前后正式启动“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工程”---地铁建设以来，便已经为筹款忙得不亦乐乎。

　　筹款之初，昆明轨道的脚步几乎踏遍了银行、信托的门槛，并试图通过撬动银团贷款解决资金饥渴。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昆明轨道已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内9家银行签订449.8亿元贷款协议，目前累计到位资金233亿多元。

　　本刊记者注意到，这些已经到位的资金，其来源构成当中，国家资本金仅3亿元、项目资本金33.84亿元、省、市财政安排前期费用1.45亿元，而银行借贷为177.6亿元、融资租赁18亿元。

　　上述数据已不难看出，昆明地铁的建设推动实系于借贷融资。而其大举借贷的本钱，就来自于草海项目等政府专项配置的资源。

　　据《昆明日报》披露，“1、2号线首期工程概算总投资约231亿元，目前由政府配置用于建设的土地有草海北片区、东风广场及兴仁街片区等29个地块，共计约4万亩。”

　　这种“配置”具体到操作层面，即昆明市采取“土地+银行”模式，通过政府赋予昆明轨道上述地块的土地一级开发权，“进行统一开发后，所得增值收益用作建设资金。”

　　这也就是说，昆明轨道正是草海项目的开发主体。一般开发商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它已经身背数百亿巨债，其对于项目快速运转所带来的资金周转，饥渴程度超乎想象。

　　“过去开发商不太怕征地拆迁久拖不决，因为土地越往后拖越值钱，但现在不一样了，银根收紧，地产后市不明，任昆明轨道也拖不起。”昆明一位关注过草海项目的地产业界资深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草海项目推迟一天，昆明轨道的还款压力便增加一天，这种压力继续传导，其在银行巨额贷款的金融风险无疑也会逐日加成。在近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接连曝出“无力还款”的境况下，昆明轨道在实体项目运作上的现实困境，或是对政府平台信用风险的一次具体描述。

　　那么，当前草海项目计划延期，是否已然影响到昆明轨道正在进行的庞大融资计划，如果项目一再推迟，其是否还有针对金融风险的应急预案。

　　对于本刊记者的疑问，6月28日，昆明轨道宣传处以单位要求“凡是涉及草海开发以及轨道沿线收储土地的事情，原则上不提轨道公司”，婉拒采访。

　　昆明轨道一位部门干部日前告诉本刊记者：“政府让修地铁，钱肯定由轨道公司来出，轨道公司要拿钱，说好听点就是投融资土地开发，以此来满足资金的需要。”

　　“但公司的意思是，虽然草海的开发是交给昆明轨道来搞。但如果把这一块提得很明，让草海居民都知道是我们轨道公司在出钱收他们的土地拆他们的房子，这就很容易把主体引导到我们身上来。”

　　因此，公司自去年被福海居民找上门一次后，就专门与西山区政府办过交接，尽量不要把矛盾往昆明轨道方面引。

　　拆迁户老人租房难住进猪圈

　　现在把视线拉回到福海韩家湾社区，再看另外一幅场景。

　　拆迁至今1年半，在社区先后死去的20多名老人中，年过九旬的张琼珍之死，状况最为不堪。

　　“身子趴在泥塘坎，头也在水边上。”6月24日，张根国跟本刊记者说起9个月前母亲死亡时的场景，面色戚然。

　　张根国是韩家湾社区的原住民，但从2009年底草海项目正式推开后，他不得不搬离自己的房子，举家外出租赁临时住所。母亲则留下来，搬进了自家废弃已久的猪圈里。

　　水电皆断，张根国坚持每天给母亲送去一日三餐，还买来蜡烛供她照明。不过，这样的日子坚持没几个月，2010年9月27日中午，母亲就被发现死在家跟前的泥塘边上。

　　“她跳了泥塘(寻短见)。”张根国始终认为母亲是自杀，他确信母亲自杀与她的尴尬处境有关。

　　2010年4月30日，张根国跟拆迁公司签订拆迁协议，领了补偿款，然后在周边租赁房子，一时竟难以租到。

　　“房东问有没有老人，我说有的，人家就不租房子。”张根国告诉本刊记者，他知道房东是怕老人死在家里面，因此，接下来他就骗说没有老人，才租到房子。

　　但他仍没能把母亲带进租来的房子，“人家不给(让)带进去，这才住回来。”这时家里房子门、窗都已被拆通，没法住人，张根国只好把一间原本用来养猪的房子稍作收拾，让母亲住进去。

　　“租不到房子的情况，她也知道。”张根国说，老人活到这把岁数，忽然在家庭大变动的时候，她觉得成了后人的“绊脚石”，“她肯定会有想法，但又没跟我们说。”

　　拆迁之际，老人因搬迁、租房怄气的情形，并非张根国一家。据福海社区老年协会资料，2010年至今的1年半中，社区已有20余名60岁以上老人先后在租房地、医院死去。本刊记者日前走访这些死者家属，尽管死者各有不同疾病，但家属们都认为，正是拆迁带来的居所动荡，才引发老人接连死去。

　　6月27日，前述指挥部官员坦承，上述情况，指挥部业已收悉，并已经安排街办、拆迁公司积极协调处理。

　　但实际上，截至发稿，仍有为数不少的老人还在拆迁街巷的临时建筑中居住，他们的起居处境和已经死去的张琼珍老人并无两样。据家属讲，这些破旧住所，亦多是废弃猪圈或柴房。

　　年近90的杨小玉老人，神智稍有不清。她一人住在水泥砖搭砌的偏房里，也是靠在社区做清洁工的大女儿每天回来给她烧火做饭。

　　6月25日下午，本刊记者看见老人拄着一根棍子独自在家附近的荒草中玩，她身边的房子已拆得千疮百孔，房前屋后的道路上建筑垃圾充塞。

　　本刊记者在这片几成废墟的街巷中穿行，看见像杨小玉一样生活的，还有年约80的韩绍金、杨学城(音)老人，以及66岁的陆有才。

　　老伴刚死的董秀英老人70多岁，她和年过6旬的杨琼芬、阮桂芬3人组成一个临时家庭，住在已被拆下大门、窗户的楼房内。她们还在隔壁一间废弃的房子里圈了灶，用柴禾烧水做菜，生活条件极为艰难。

　　这些老人的问题，也势必构成草海项目推进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恐怕已非简单的资本输入所能化解。

　　要修地铁、要还贷款、要运作土地项目，上关系到银行贷款，下联结着居民生计、安全，昆明轨道或许只是中国城市化跃进潮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一个现实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