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专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
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做民意调查，但实际上民意是这个决策时代的一种方针，“以民为本”需要有一些可衡量的东西来支撑，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就成了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文｜《小康》记者 鄂璠
“民意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民意管理的问题。”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称。
与1992年 “零点调查”刚成立的时候相比，如今，中国已迎来了一个“民意时代”，各类民调机构大量兴起，各种民调结果每天都在发布，民众在其中渐渐养成了表达意见、提炼观点、建言献策的习惯，这对于政府了解民众的真实想法大有帮助。然而如今，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却是：很多民调的结果与民众的感受大相径庭。
作为一家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的掌门人，近20年来，袁岳一贯强调，“真实是民调的生命”。从2002年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以来，“零点”尝试着梳理民意对政府的评价，在民意研究介入中国公共政策与政府表现评估的发展历程中，10年来，中国的民意调查经历着怎样的社会角色转变？
“我们不想扮演操控民意、或者是利用民意的角色；更不想借民意调查来达到自己某方面的政治目的，我们就想扮演比较温和的、能够利用民意研究的结果来推动公共管理革新的这样一种角色。”袁岳表示。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小康》：为什么从2002年起，才算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
袁岳：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我们做的只是个标志性的行为，我知道它代表了一个“民意调查新时代”的开始。以“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研究作为起点，后来有地方利用民意来做政府部门的公众考评，中组部也通过民意调查来对高层党政机关干部进行考评。
只有在关键政治人物开始感受民意压力以后，民意才会真正地在他的施政行为和施政取向上占有更为重要的权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在做民意调查，但实际上民意是这个决策时代的一种方针，“以民为本”需要有一些可衡量的东西来支撑，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相对独立的民意调查就成了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
《小康》：所以在2002年第一次做“市长公众支持度调查”之前，都只能看作是中国民意调查的“苏醒阶段”？
袁岳：对。做民意调查要有政策水平，也要学习政策的发展，2003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怎么才算是“科学发展”呢？要反映老百姓的权益，但这些权益必须是可衡量的，所以这些为我们民意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环境。
民意调查在其他国家的发育也是这样。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民意调查的起点，是1945年盖洛普针对美国总统竞选所做的民意试验。在这之前，一般性的市场调查在美国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所以，对于政治人物的支持度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也就是说，过去你只做一般性的问题研究，而只有在你开始能够对关键政治人物的公众支持度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民调对于政治甚至是实际决策的影响才开始加大。
《小康》：在这些年当中，随着经验的累积，调查理念和调查手段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袁岳：调查理念方面，如果从民意调查的角度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对行为习惯的研究转变成为以满意度的研究为主导，目前在市场上，满意度研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更加愿意在施政之前就了解民意，或者是在施政之后来关注民意的满意度。
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查的方法也正在实现快速的转变，正以过去的面访为主转变成现在的以电话访问为主，未来的三到五年之间，电话访问将成为访问的绝对主流，而面访成为辅助的方式，网络调查则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调查方法。
关键取决于开明的领导人
《小康》：你认为在城市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在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应该如何转变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
袁岳：能否转变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关键取决于一个开明的领导人，我们在全国与56个地方政府合作过，有些政府是长期合作，差不多快10年了，例如北京和上海；有些地方是中间某一任领导在位的时候与我们合作，换了新一任领导后就不与我们合作了；还有的地方政府是象征性地每隔几年做一次；也有的市领导态度非常明确，觉得民调的用处不是很大，干脆不做。所以说，领导的施政风格和施政模式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小康》：地方政府如果有获取民意的愿望，通常会采用哪种方式来选取民意调查机构？您认为哪种方式比较好？
袁岳：有的政府部门设有专门的民调机构；有的领导有自己信得过的民调机构，就会直接委托这个机构来做民调；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我认为，真正的公开招标是比较好的方法。
《小康》：美国在1967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法律，规定所有的政府部门自己不能针对老百姓去做民意调查。但在中国，政府部门做民意调查的还很多。
袁岳：当年，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不只局限于民意调查，是所有的政策研究都不可以由政府部门自己来做，政府可以列出这方面的预算，但是一定要委托外面的机构做，而且要用竞标的方法选定机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自说自话。
过去联合国一些机构援助中国的项目，都是中国的各个部委自己去做，后来我们作为独立调查机构，开始介入其中的一些项目。记得其中有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项目，是针对贫困地区妇女的，为了防止在生育过程中感染，帮助她们到医院去生产，而不让她们去找接生婆生产。
按照原评估单位的说法，这些资金都用到了计划投入的地方，但现实情况是，该地区妇女到医院生产的比例并没有多大改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就研究出来了，因为相关的工作还没有开展，从省、市，到县，每一个层级都把钱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真正剩下的用于开展项目的钱就很有限了。
当时，如果要请外国机构评估，平均每个人要给470元的费用，而给我们的费用，只需要十几元，人家当然乐意找我们这样的机构了。而且，过去到贫困地区做评估，外国人往往受不了农村的露天厕所，所以难免会接受当地政府出具相关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形成报告的方式。
也就是说，真正要做好民调工作，除了要做到客观、避免自说自话外，还一定要能够到达基层，反映实际情况。从立场、观点、方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竞争性，才叫真正的独立政策研究。如果政策研究不独立，就是有本位的，也就是在拿纳税人的钱自肥。
民调的前提是信息公开化
《小康》：有评论说，在南京梧桐树事件中，虽然政府表达了愿意倾听民意的谦卑，但却并非主动、积极的倾听。你认为在类似事件中，政府在什么阶段进行民调比较合适？
袁岳：在我们做过的很多公共项目中，民调一般都是分三阶段进行的，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这是最典型的做法，国际上通常也是这么做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事件的不同阶段，民意是会有变化的。另外，事件的直接关联者和非关联者的民意也是有差别的，比如建垃圾焚烧厂、拆迁、低保政策等，在进行这类公共事件中的民意调查的时候，就要鉴别关键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
为什么要做民调？从本质上讲，就是人们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对同一个政策持有不同的态度，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通过了解民意，来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民意要得到充分的反映，不只是做一次民意调查这么简单，而是在民调的基础上，要允许民意公开地辩论与交流。有的人可能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了解的信息并不多，经过公开辩论与交流后，获取了更多的信息，很有可能就会改变最初的想法。所以，民调的第一步应该是信息公开化和民意公开化，公开才有助于民调的准确和稳定。
做民调不是抽些人进行访问这么简单，国外有种民调方法，叫“认知性民意调查”，是请受访者坐下来，先对他们进行一次访问，再把相关的政策讲给他们听，然后再次进行访问，最后看他们的意见有何变化。
《小康》：在一些著名的司法案例中，民意曾经对司法裁决产生过相当大的作用力，甚至直接改变了判决本身，比如辽宁黑老大刘涌一案、许霆一案。最近的三起热点司法案件中，民意趋势大致为“李庄无罪、吴英不死、药家鑫必杀”，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司法裁决与民意的关系？
袁岳：我个人认为你举的这两个案子中间的民意影响方式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同罪不同罚”等法理，司法里面的很多规则是沉淀了很多年才形成的，这使得司法机构不是一个能够随人们的意愿而随波逐流的机构，它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行为准则。有的时候像这种所谓的参考民意的行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是很荒唐的，因为它违反了人们能够判断的标准。就像你从大海中舀出一瓢水，然后去问老百姓，“这水有辐射吗？”民意在这些问题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回答不了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国外民意调查的体验
调查机构多如牛毛，调查报告和消息发布频繁，人们几乎生活在民调之中。民调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汇编成一部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在国外体验民意调查，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
文｜《小康》记者 鄂璠
“人民的声音即上帝的声音。”这是西方社会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法国思想家卢梭强调，民意不能在被逼迫的情况下产生，而政府可以藉民意间接地影响世道人心。美国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也曾说过：“民主政府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的。”
尽管你可能在书中、在报刊上读到过这些语句；尽管你可能在电视中看到过各国总统大选前硝烟弥漫的民意测验景象；尽管你可能听说过盖洛普、AC尼尔森，但如果你真的去某个国家了解，民意调查事业还是会大大超出你的想象。
调查，无处不在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柯惠新与民意调查打了20多年的交道，她虽然自信对发达国家的民意调查业还算了解，但每每到国外与同行们探讨、交流、合作时，她还是会接触到许多更新的东西。
还是在中国民调事业刚刚被国人所接触的1994年，柯惠新作为国家教委派出的高级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她对那次的访问经历记忆犹新。刚到美国，柯惠新希望去几个调查公司考察参观，她试图先通过电话进行查找，“打开电话簿，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柯惠新回忆说，“仅仅在我居住的康州的小镇汉顿附近，就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商业性的调查公司。”
要从几百个调查公司中进行选择，谈何容易。人生地不熟的柯惠新只得求助于美国同行，一位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从事民意调查工作的教授，热心地帮她联系了十来个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调查公司，“不管是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还是精干单一的小公司，都有一套适用的调查技法和配套的管理人员及设备。”柯惠新说，“美国不仅调查机构多如牛毛，调查报告和消息发布也非常频繁，在美国的半年中，我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广播、电视和报纸中听到和看到关于民意调查的消息或报道。”
柯惠新所在的一所仅有3000名学生的私立大学，每年却要由学校出资进行十几个项目的民意调查。特别是在州政府选举期间，要对候选人及现任主要官员进行评价，并对选举结果做出预测。当地电视台还会免费提供30分钟的播出时间，让这所大学的民意调查研究所负责人报告调查的结果，同时回答各方的问题。
每天晚上5点半之后，就是学生调查员的工作时间了，在一个约20平米的房间里，12位调查员面对12台电脑，头戴耳机，紧张地与受访者对话。柯惠新常常整晚整晚地呆在这里观察，她发现，因受访者滔滔不绝而使访问难以结束的情况并不少见，“本来十多分钟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访问，有时要花掉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
柯惠新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叫NNSP的全国州调查网络，是由进行州范围民意调查的机构组成的，到1994年年底，共吸纳了来自美国39个州的49个调查机构作为其会员，会员有私人市场／民意调查公司，但主要都是各个大学的调查中心或民意调查研究所。令柯惠新惊讶的是，加入这个调查网络并不需要交纳任何会费，“唯一的要求是对州范围的民意调查感兴趣并愿意与其他调查机构分享调查结果。他们还以新闻信件的形式发布近期的州范围民意调查的消息和主要结果，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索要该资料，结果很快就收到了最新的信件。”
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数据常常令柯惠新喜出望外，在她1996年与刘红鹰共同编著的《民意调查实务》中，列举了一些摘自1994年第18期NNSP新闻信件中的部分调查结果。例如：
问题：克林顿夫人表现如何？
在克林顿就职初期，67%的人对她评价很高；此后，男性对克林顿夫人的评价有些下降，但女性的评价保持在高水平。
在1月和9月盖洛普调查中，49%的人认为她不应该介入制定政策，46%(1月)、47%(9月)认为她应该介入。
公众认为克林顿夫人是有才有智的(40%的人认为她比她的丈夫聪明)，有野心的，强硬的，但又是热情的和可爱的。
盖洛普1993年9月的调查中有47%的人说她有资格在将来胜任美国总统，而45%觉得她不够资格。
2006年至2007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冯薇也感到，英国人似乎就生活在民调之中，“民意调查问卷很多，在大街上、公园里，会有很多人过来找你帮忙填问卷，而大家也并不反感。”冯薇说，在英国，很多老师、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以发放问卷的形式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有时候老师需要做的调查问卷比较多，就会雇用学生当访员，帮助自己去做调查，“我上学的那会儿，一般是做一份调查问卷，能得到1英镑的报酬。此外，老师还会给我们一些钱，让我们买些小礼物，送给帮忙填写问卷的人。”
因为忙于学业，冯薇并没有参与过政府所作的民意调查，她说，这类民意调查通常会占用受访者比较多的时间，“估计半小时都打不住吧。”她说，那些问卷通常设计得非常细致，通过严密的问题设计，来调查某个政党或政坛人物的支持率，而相关的民调机构会把设计好的问卷先交给学校的学联，再由学联负责找学生来做测试，“因为学联有学生数据库，清楚地知道每一位学生的状况，可以按照民调机构的要求来寻找受访者。”
民调问题像是“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把国外各个机构所做过的民调问题汇编成一部书，估计厚度不会亚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而且问题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在美国，最让柯惠新感到吃惊的是调查所涉及的内容，“小至养猫养狗、喝咖啡、骑自行车；大至克林顿、州政府，甚至上火星登月球，无所不有。”
一位在私立大学民意调查研究所工作的教授告诉柯惠新，在1993年一年之中，他除了讲授四门大学本科的课程外，还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为学校、州政府和其他非营利机构主持完成了17项民意调查，内容有“对州政府官员的评价”、“当地安全问题和犯罪情况”、“官员赌博问题的看法”、“在中小学开展性教育的情况”，等等。
国外学生参与的许多调查也会令中国学生感到新鲜和有趣。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中国女孩舒夷白在参与了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民情观察室”的一项调查后，饶有兴趣地告诉《小康》记者，最近，她在学校学生会参与了一次民调，内容是关于学生对ROTC(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看法。而平时，因为一些课程要求学生做调查，学生组织，比如Stanford Daily就会在网站上挂出一些相关的问题。偶尔，学生宿舍、食堂也会通过电子邮件，向学生们征询“是否开新食堂”之类的问题。
在日本青森大学读书的宋钰经常接受的调查大多和他的学业有关，他告诉《小康》记者，校门口常常有当地教育机构主管高校收费的部门工作人员，看到学生，他们便会迎上去询问“你觉得学校的学费高吗？”等问题。到了每学期期中和期末的时候，学校还要求学生用手机登录学校网站，在专门的页面上，给自己的每一位任课老师作评价，“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位老师讲课清不清楚’。”宋钰说。
为了保证自己设计的问卷能够得到有效的反馈，让收集到的数据更科学、更真实，国外不少大学都开设了调查统计课或是数据分析课。冯薇学的是体育管理专业，但数据分析却是她必须完成的一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