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低待遇不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想法
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就业、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盼更强烈。
作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尊严感究竟如何？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特别策划组织了“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大型调查活动，从就业状况、在城市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公民权利实现等方面全方位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尊严感受。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278份，调查地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还纳入了在三线城市和一些小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覆盖的农民工户籍包括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本次调查中，被访者对影响尊严感的因素做了排序。他们认为影响尊严感的首要因素是工作情况(39.8%)，职业发展仍然是他们最具梦想和期待的。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依次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城市中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提前，工作趋于稳定；半数通过老乡朋友介绍求职就业；超七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劳动强度大；工作满意度一般，工资待遇低和发展前景不明是拉低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限接近6年(5.96年)，64.1%的被访者外出打工时间不超过6年。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经历刚刚开始，满怀热情理想，在职业发展上仍存在较大变数。
结合调查样本平均年龄26.8岁，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与传统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平均年龄26岁(全国总工会调查数据)有大幅度的提前。本次调查中16至20岁的被访者比例达到10.1%，这些重要的年龄特征意味着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普遍缺少农业劳动的经历。
被访者大多做过2至3份(平均2.8份)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不太高，76%换过1至4次，整体就业状况比较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较低，与城里人地位差距的感受强烈。
本次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语句量表测试，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一方面，他们表示已经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3.66分)，还表达了比较强烈的城市融入的热望，“愿意参加社区活动”(3.56分)，“希望能在城里生活”(3.67分)。但是同时，他们不太认同“我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2.98分)。
这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边缘性的体现，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近半数被访者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住在一起的比例仅有23.9%，情感孤独现象严重。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的居住情况也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惑，与亲人朋友相隔两地，造成的心理失衡、情感孤独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近半数的被访者表示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居住，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和孩子居住的比例只有23.9%和12.0%。其中的情感缺失及深层次问题非常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照顾。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政府就业扶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满意度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享受与城里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感受比较正面，总平均分达到3.3分。具体的，他们最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对“治安环境好”和“看病方便”的打分分别达到3.5分和3.4分。
但是孩子的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政府就业信息提供、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认可程度一般。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扶助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需要更好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公共服务的认可度
此外，在回答“其他影响你尊严感的因素”时，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自主填答，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五类：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教育不公平等。
城市融入和公民权利实现超过与亲人、朋友的关系，成为尊严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引起特别重视。这首先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的转变，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谋求更好发展，希望未来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家庭，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意识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仅在劳动权益的维护方面有较高的诉求，还希望获得更多的途径和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对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相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且认为这些权利的实现与尊严感的获得密切相关。(《半月谈》2011年第12期)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新生代”农民工们选择重新定义自已的人生，但事实上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改变……
“不去了，谢谢。”在收到汕头工长问她是否回厂的短信后，吴小玲用五个字迅速地做了回复。
眼看着工厂周围的田地变成了马路，变成了高楼大厦。吴小玲离开这个城市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她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
“民工荒”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民工们却不慌，他们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该休息休息。“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出现了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那些在城市中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对自己人生的选择与父辈不同。事实上，当中国经济酝酿转型的时候，率先开始转型的正是这些在底层生活的人们。
除了“面包”，还要“面子”
来自河南农村的吴小玲此前在一家小服装厂做普工，流水线式的工作状态让她厌烦不已，“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吴小玲说她希望进入一家大型企业，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有升级的空间。年前她辞了原有的工作，然后每天在各种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工作不难找，难的是符合要求的。”
吴小玲的心态颇具典型性，对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他们要的不止是“面包”。广东志高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兴浩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深的体会，在他眼里，这些孩子们拥有比前辈更高的文化、更多的梦想，他们对管理严苛、生活枯燥的工厂生活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维权意识强，要求成长空间，希望快乐工作，以能否使其成才来衡量工作岗位。
期望值增高的吴小玲们，在今年春天让南方的老板们尝到了苦头。据此前广州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最为严重，缺工量预计达15万。而今年以来，不仅是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安徽、河南、湖北这样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农民工紧缺现象。
农民工真的减少了吗？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从监测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还略有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也逐渐成为求职者的主力。数据显示，他们在广东农民工数量的比重上已经达到了全省总量的75%。而他们对于前途的期望加重了“荒”的形势。很多企业发现，原有的企业计件薪酬和超时轮班工作对他们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广东惠州市长李汝求在参加人代会前，刚访问过一个毛毯厂，那里缺高级拼花工人，但工资开到4500，还是没有招到人。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李兴浩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农民工人力资源评级机制的议案。李兴浩指出，从企业层面讲，应当建立人性化管理模式，改变对外来工只会“吃苦耐劳”的传统印象，对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诉求的新变化，给予切实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