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偷、情妇、妻子、女儿等纷纷成为“另类反腐大军”后，中国民间的反腐行动又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继不少“网络罢官”的案例成功后，目的更直接、目标更清楚的一些民间反腐网站正在出现：“我行贿了”、“我贿赂了”、“我行贿啦”……仅从名称上看，其凸显的不只是中国社会存在腐败的老问题，还有民间力量直接与腐败宣战的新现象。

　　“‘群众路线’一直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经验财富，规范运营的民间网站可以成为顺畅的民意表达渠道和合适的反腐舆情收集平台。”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委会委员、昆明市人大代表李春光说，“民间反腐网站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反腐事业的发展，国家的反腐机关应当积极研究，进而对它们正确引导，预防其偏离正义目的和法治轨道。”

　　“我行贿了”网站的负责人“笑笑生”表示，自己在6月初看到一则报道：印度两位归国留学生建了个叫“我行贿了”的反腐网站，一时间大受欢迎蹿红网络。由于自己本身从事网络工作触动比较大，因此决定也模仿着在国内做一个类似网站。

　　事实上，这则关于印度民间反腐网站的报道在中国国内“一石惊起千层浪”，同一时期至少有3家类似网站冒出。

　　网络力量强大

　　“我们相信用人民的力量可以遏制腐败的蔓延，印度反腐网站创始人拉马什和斯瓦提说的这句话对我触动比较大。”笑笑生说，“我了解网络的快捷、方便更利于表达民意，民意如果能正当地释放出来，会对腐败起到很好的监督和威慑作用。”

　　的确，那个创办于2010年8月的印度反腐网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汇聚了1万多条腐败案例，印度政府依此惩处了20多名官员，印度中央监察委员会还邀请创办人去交流，赢得了振奋人心的成就。网站创始地、印度卡纳塔克邦的交通部长巴哈斯科尔·拉奥已经成了该网站的“粉丝”，他表示想利用这个网站来清洗自己的部门，如果只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可能会遇到很严酷的局面……后来很多官员意识到，如果再行贿，那就不仅仅是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事情了，这种丑事会走出办公室，甚至传遍全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说：“使用实名或虚名的网络举报事件已经在中国层出不穷，网络监督是继传统媒体监督后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是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一部分，体现了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特征。”

　　他表示，在现行体制下出现民间反腐网站是好事情，其对公民言论自由、监督政府的权力以及群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都可以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从2009年初的“周久耕事件”，到2010年初的“香艳日记”、2010年9月的“北大女生自称被州长强奸”网帖事件，网民借助互联网的技术越来越娴熟，致使一批批问题官员先后落下马来……“笑笑生”说：“中国网络反腐斗争一直在进行中，不过大多分散于各类网站或论坛当中。目前国内专门做这种曝光行贿，反对腐败的网站很少。”

　　想到就干，他首先选择了一套简洁的开源程序，然后搭建到服务器上，调试通过。至于网站名称也取为“我行贿了”——与印度反腐网站的中文译名一样，他表示是以此向印度的互联网同行致敬。

　　“我行贿了”正式上线后，笑笑生先是推荐给网上好友，然后又发到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隔了不到两个小时，当我还在研究程序代码时，就不断有网友告诉我，很多人已经发微博介绍了我的网站”。

　　“就像连锁反应一样，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流量汹涌而至，开始有人发帖，网站开始变慢，我一直在找让网速变快的办法。”他说，“当天大概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网友说《联合早报》都报道我的网站了。我很惊讶，认为这不太可能，网友于是发过来该报的网址，果真上面有‘我行贿了’网站的截图，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国内记者的采访请求。”

　　因为借力于网络，整个事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也让笑笑生感慨，“说明老百姓对行贿受贿是多么的憎恶”。他表示，网友发的帖子越来越多：为生孩子行贿、办结婚证行贿、为考驾照行贿、为给孩子上户口行贿、为改名字行贿……治病行贿、当兵行贿、上学行贿，律师行贿法官，还有送钱、送购物卡、送烟、送酒、送女人，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有些事情我本人也闻所未闻，比如‘没有给医生送红包，只割一半痔疮’：痔疮动手术，没给医生送红包，手术之后觉得不舒服，复查发现只割了一半留了一半。”笑笑生说，“现实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也令人反省和深思。比如有网友评论：我们是在行贿还是在被行贿，你是在花钱买本不该属于你的权利，还是花钱买本该就属于你的权利？”

　　新华社随后对印度“我行贿了”网站发言人进行了专访，在问及“对效仿的、中国版的‘我行贿了’网站有何建议？”时，该发言人表示：让公民参与反腐，在印度之外的其他地方同样适用，不仅要给公众提供讲述经历的平台，也要告诉他们如何从自己做起，拒绝行贿；同时和政府的合作也很重要，因为政府内部总会有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他们也希望获得支持，消除官僚和腐败作风。

　　运行困难重重

　　虽然“我行贿了”网站开张就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其运行并非一帆风顺。笑笑生表示，前两天网站就太慢打不开，想了许多办法才解决。而另外两家同类网站，也不时出现打不开、网速慢等情况。

　　这些窘状的背后显然与网站的性质有关，其基本上没有人财物的保障，与其它强大的官方、商业网站无法并论。在被问到“有好心人捐助你们会不会接受？”时，笑笑生回答：“现金的捐助目前不考虑。但如果有志愿者帮着开发程序，调调代码，还是非常欢迎的。”

　　他表示，目前是一些老朋友和一些热心网友在出力相助，但主要都是技术层面上的帮助，可以说都是免费帮忙的“志愿军”。

　　刘德良说：“网站的运行、人员的劳动自然会有经济开支，尤其将来做大了这方面的情况会更加明显，因此类似的网站该不该考虑赢利模式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只要有了赢利的需求，其反腐作用就会被削弱。”他建议，未来可以对一些公益资金和募捐进行考虑，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否则将功亏一篑。

　　如果算上此轮新出现的民间反腐网站，这方面的力量已经逐步在壮大。笑笑生表示，与其说其它同类网站是“竞争者”，倒不如说是“同行者”，自己希望他们做得更好。

　　对于“假如文章内容以后引起官司怎么办？”笑笑生表示：“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帖，把涉及隐私的内容都隐掉，目前在规范这块工作。”

　　显然，类似的民间网站遭遇运行困难是可以预见的。另外一家“我行贿了网”的负责人“dudu”也表示，“怎么才能将这个网站做得更好呢？我个人力量有限，诚邀朋友们出任版主，如果大家能抽出一点点时间的话。”

　　压力还来自方方面面，已经有不少新闻媒体、学者认为这类“我行贿了”网站不适合中国国情，起不了在印度那样的效果。笑笑生说：“再小的改变也是一种力量，涓涓细流就能汇聚成江河大海，我国公民社会意识的觉醒，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哪怕只是围观。”

　　此前，独立域名的民间廉政网站和各种网站内的网民自由论坛已经数不胜数。比如温州一家民间网站一度成为全国关注的“最猛料网站”：温州原副市长杨秀珠出逃、鹿城原区委书记杨湘洪滞法不归、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一些高官成为高尔夫协会会员等，它的爆料甚至数次引发温州官场动荡。不过这个网站刚成立时，相关部门常以“涉嫌金融诈骗”或“非法运营”的名义欲将其彻底关闭。

　　另外在重庆市万州区也出现过“万州反腐倡廉卫士”的二级域名网站，“曝光”了部分领导干部涉嫌的经济问题及相关证据，致使万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区人事局局长贾在云等多名官员受到了相应处理。不过，这些网站现在也遭遇不详，经常出现找不到、打不开的情况。

　　一开始，有不少网友担心这些中国版的民间反腐网站会不会被有关部门叫停，笑笑生认为政府应该会支持，他还引用了温家宝总理曾说过的话：“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

　　“既然印度交通部长都能成为民间反腐网站的粉丝，那中国人民的反腐斗争也一样能生长在阳光下。”笑笑生以口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信心。

　　事实证明，这是过于乐观了。6月21日，“我行贿了”网站即遭关闭。多家类似网站也已无法打开。但是，只要民间反腐热情不减，网络反腐的力量就不会衰退。

　　最核心的力量

　　热心网民对民间兴起的这股反腐激情很是兴奋，认为民间反腐网站应运而生是官方网络反腐平台的延伸与补充。有网友认为权力、法律和民心是构成中国现实社会的三大基石，而民心则是这些基石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力量。

　　不过，网络举报的结果，最终仍然需要公权力出手处置才能形成，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尽管短命的“我行贿了”网站上出现过许多热心网民的发帖，但是还没有出现国家纪检、司法部门与其联系的情况。

　　笑笑生说：“网站毕竟是个新生事物，凡事都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我很希望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网友把翔实的举报材料交上去。另外网站也有公示，反腐的同时不能侵害个人隐私，如果有网友想举报(或实名举报)，建议他们查阅全国各地政府部门与监察机关举报电话或网址，只有通过国家的反贪等职能部门，举报才会有实际的结果。”

　　他表示，网站上出现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普遍现象，上户口、学车、去医院和孩子上学等，这类事情可能需要法规梳理和流程的调查，才有可能减少行贿的环节，如果只针对个案做调查，意义不大。

　　云南省的一名资深检察官认为，各种民间反腐网站出现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效果如何及能够热闹多久还有待观察，毕竟其与纪检、司法机关办案必须确凿证据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而且也不具备任何法律赋予的强制力。

　　“有关部门进行贪腐案件侦查，首先是需要保密，而网站提前把信息公开了，势必造成打草惊蛇，使涉案人有应对的时间和空间。”他说，“网络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侦查机关很难从那些繁杂的信息里排查出真实的信息，甚至也很难区分哪些属于不实信息或者恶意诽谤，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我们不可能轻易出手介入。”

　　他建议，有关人员如果真有案件需要举报，最好还是选择各种国家机关公布的方式与途径，这样才容易见到效果，否则举报人和追查机关很难有效对接，影响事件的处理。不过他也承认，虽然现在不需要实名举报，由于个别地方对于举报人的保护措施不到位，使许多人不愿意、不敢找国家机关反映，而宁愿选择风险很低的网络举报形式。

　　刘德良说：“贪污腐败情况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监督机制缺乏的国家相对严重，众所周知目前中国贪腐的情况比较普遍，正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而且很多时候甚至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

　　他认为纪检、司法机关可以把民间举报网站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尤其应该积极关注其中的一些具体事件，“不应该计较信息的来源方式，否则一些事件始终得不到查处，网民也会反弹”。

　　“从透明国际最新公布的清廉指数来看，国内的贪腐现状不容乐观，反腐的实际效果也不尽人意。遏制腐败所应当解决的核心关键问题应当是如何保障权力在有效监督下科学运行——反腐败不能搞运动式，应当注重持续性。”李春光说，“反腐败也不能指望于塑造过度的检察机关，因为其权力同样需要制约和监督；反腐败也不能依赖于完善的法制，因为法制本就不可能完美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