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顺昌路315号的雅庐书场已有91年历史，书场所在地属于卢湾区116号地块，正面临拆迁。

86岁的陈元禧坐在走廊长椅上等待开场。

演员徐长青和袁莉莉正在表演弹词《九·一三事件》。

书场里，等待开场的听客大多已经白发苍苍。

　　雅庐书场是在和这座城市拥有的岁月做生意。

　　这家有91年历史的评弹书场，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卢湾区，顺昌路315号——但要从后门进去。

　　6月末的一天，86岁的陈元禧照旧穿过那条冗长的弄堂，出现在雅庐书场门口。这时还不到上午10点半。他摇着手里的一柄折扇，抱着一只黑色的尼龙公文包。1994年退休后，陈元禧每天都到这里听评弹，尽管排队的情景早就不复存在，但他还是保持着第一个到书场的习惯。

　　“我从小就听书，现在没地方晃，还能去哪儿呢？”由于上排的牙齿掉了几颗，他的声音就像一张没有调好音的古琴。“50年代哪个书场我都跑跑，大华、米高梅、仙乐呀，都去看看。大华条件好，现在不开了，没人听了，开了也坐不满。这里，以前也有300多个位子呢，搞到最后只有100多个了。”站在这条即将被拆除的弄堂里，他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说完了苏州评弹在上海半个世纪的境遇。

　　陈元禧提到的那些地方，早就消失在这座城市中了。他身后的雅庐书场，是目前上海市区内唯一还在坚守的专业书场，从1920年至今，见证着评弹的起起落落。

　　评弹曾是上海滩仅次于电影的第二大娱乐项目。150年前，苏州评弹传入上海，软糯的音调和生活化的故事，让它很快融入上海的市民生活，并成为这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书场林立是评弹繁荣的最好证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曾有书场近600家，每走几步，就能听到路边传来的三弦和琵琶声。

　　如今这样的景象不复存在。开旅馆、开录像厅、出租门面，靠这些雅庐书场撑下来。现在依靠政府补贴，雅庐还在顺昌路上维持着。但属于卢湾区116号地块的书场即将搬迁。这块地的开发商是一家外资公司，其组建方之一在10年前让一公里之外的石库门改头换面变成著名的“新天地”。

　　书场

　　近几年，顺昌路靠成人尿片批发生意出了名。想要找到雅庐书场，如果不认识老弄堂，首先得耐心地经过沿路花花绿绿的尿片包装袋。315号，正门是一家碗碟批发商铺，“雅庐书场”4个红色大字就在店铺上方。要进到书场里面，还得拐进弄堂，绕到后门。

　　陈元禧在书场附近溜达着，经过这家碗铺时，他停住了脚步。这里曾经是雅庐书场的大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评弹听众急速下降，书场只能用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两半，临街的那部分出租出去。如今，租户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卢湾第一勺”，为附近的大小餐馆配送碗碟。站在雅庐书场的走廊里，还能听到隔壁传来的生意争吵声。

　　顺昌路的商户像评弹听众一样含蓄，这里很难找到那种总在重复同一句话的劣质喇叭，穿着睡衣的老板只是用一句“看看”来招呼你。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只有现场拆迁办公室门外大红色的“标准统一，操作透明”标语，以及这家碗店门口摆了一地的瓷盘瓷勺，被人拈起时总是乒乒乓乓一阵作响。

　　在雅庐书场内，拆迁的话题远不如上海的菜价和白内障手术更能引起人们共鸣。“房子要拆了，书场会搬到别的地方，书场不开是不可能的。”每说几句话，陈元禧就举起左手腕看看表，“早呢，有的等了。”

　　11点半开门，12点卖票，1点半评弹开场，3点半结束。一档书连续说半个月，单日票5元，半月联票60元，茶资已包含在内。书场和其他的剧场并没有太大区别，舞台上一桌两椅，两架麦克风，台下8排红色翻背靠椅，122个座位，只是雅庐辉煌时期的三分之一。

　　陈元禧是苏州人，4岁时随父母到上海，年纪稍微长一些，就开始往书场里跑。上世纪40年代正是苏州评弹的好时候，集中在上海南市区的书场开始向租界扩展，不仅茶楼里有评弹，饭店、舞厅里也开起书场，甚至在大世界这种游艺场都开辟了评弹场子，就更别提收音机里每天那103档评弹节目了。

　　“假如你看腻了好莱坞大腿片，或者厌恶咖啡馆、舞厅的繁杂的气氛，你不妨花3000元的茶资，躺在藤椅上去享受一番嗑瓜子听弹词的乐趣，那里会告诉你，上海的有闲阶级们，另一种生活方式。”在1947年某期的《新民晚报》上，一位记者这样鼓动着他的读者。

　　那时，雅庐书场还在柳林路48号。在当时的上海，它只是一家二三流的普通书场，座位不多，经常客满。如果硬要找出某些特别之处，那就是它的创办人之一，是著名的评话演员蒋一飞，因此在聘角方面更便利一些。1959年，公私合营后的雅庐书场从柳林路搬到顺昌路，和同乐剧场合并。做了多年伙计的钱关根先是出任工方代表，后来变成这家书场的经理。

　　在一些个体记忆里，这家普通的小书场却形象清晰，地位不可替代。75岁的评弹女作家徐檬丹已把童年大部分记忆都淡忘了，唯独记得和父亲去雅庐书场听书的事情。那是抗战胜利前的一两年，徐父失业在家，偶尔谋到一个好差事，赚到几个大钱，就带她去听书，且还要买零食给她解馋。雅庐是小书场，没有火腿粽子、鸽蛋圆子、面筋百叶、夹沙丁定胜糕，但是黄莲头、金花菜、咸水果玉、油汆茨菇片和甘草梅子也足以让这个小姑娘心满意足了。

　　对于零食的记忆，陈元禧已经很模糊，他只略微记得书场里有茶喝，有点心吃，还有一片磕西瓜子的声音。

　　11点过后，书场还没开门，陈元禧又看了看手表。戴着一顶牛仔式草帽的“马克思”这时出现在弄堂口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头发盖过耳垂，才得到这个称呼。他背着手、趿拉着一双拖鞋走过来，T恤衫上印着几行英文，“the symbol of freedom(自由的象征)”。

　　“还没开门啊？！”他走到陈元禧跟前，中气十足地说。

　　听客

　　雅庐书场里有“马克思”，还有一位“汪司令”。

　　“汪司令”总是戴一付墨镜，随身的还有一台在老西门二手市场花100多元钱买的播放器，他把电脑里的越剧、评弹一股脑地装了进去。在走廊长椅上等待的时间里，他喜欢把音量扭大，翘起来的那只脚一晃一晃地打着拍子。可有人偏要盖过他那电子设备发出的声响，“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再”，一位老听客一字不落地唱起“金嗓子”周璇的《何日君再来》。

　　在这里，熟悉的听客们互相取了外号，陈元禧被称为“陈家爸爸”，还有“马克思”“汪司令”和“美国人”。50多岁的，只能被模糊地称为“小×”。比如常拎着一袋香蕉来去匆匆的小张，她56岁，坐在书场里总是喜欢用胳膊肘撞撞你，眼睛却仍盯着舞台，“好听，好听！”

　　中午12点还没到，售票口仍旧被一块遮板挡住，检票处的门也还没打开。陈元禧安静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望着门外出一会儿神，或者从提包里拿出报纸看几眼。

　　这一天演的是弹词《九·一三事件》，现代书，讲的是1971年林彪外逃的故事。书场外的橱窗里已经挂好了下半个月的节目表，传统书，评话《姜子牙与闻太师》。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评话又被称作大书，只说不唱，一般演《三国》这样的“武侠片”；弹词是小书，且弹且唱，大多是像《描金凤》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每个评弹演员都有自己的“看家书”，因《描金凤》红极一时的演员夏荷生，就被人称为“描王”。

　　鼎盛时，书场一天能有三四档演出，演员要雇一辆黄包车在附近赶场。据说，一位知名的评弹演员甚至买了辆哈雷牌摩托车，穿梭在各大书场间。每年春节，评弹界还有年终大会书的传统。四马路上的汇泉楼书场，在那一天有20多档同场演出，书场几乎彻夜通明。这一传统直到1954年才被取消。

　　1949年后，为了适合新形势，评弹作家创作了一批现代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大寨人》、《黄继光》等，在当时也颇受欢迎。1962年，曾有一位评弹演员在雅庐书场演唱《古巴必胜》的开篇。演出完毕，台上台下响起了一片“美国必败！古巴必胜！”的口号声。

　　67岁的张伯令就更喜欢现代书，理由很简单，“听过以前那些名家唱的传统书，听不了现在这些人唱的。”

　　张伯令和妻子差不多是书场里唯一说普通话的一对夫妻。1964年，他离开上海到大连一家仪表厂工作。妻子是大连人。2007年张伯令退休，他们搬回上海定居。在大连时，他起初靠听磁带过过评弹瘾，后来索性花钱买了个机顶盒，就为了看几眼上海的“七彩戏曲”频道。

　　回上海后，张伯令花两年时间办了两件事，第一，习惯新上海，第二，寻找老书场。尽管有一些社区文化站里开了书场，但那不是他儿时熟悉的书场模样，何况文化站也不是单单说书。

　　他记得浙江路上有很多书场，福州路、旧时的四马路上也有不少，大光明电影院旁边还有个大沪书场，还有那个沧洲书场，舞台后面都有座位呢。如今这些全都消失了。一个崭新的上海突然出现在面前，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上海后，张伯令摸索着找到了上海评弹团，并在评弹团楼下的乡音书苑花1元3角钱买了一张全市书场的节目单，终于算是找到了“组织”。那一天是2009年的7月28日，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具体日子。

　　让张伯令印象深刻的那家沧洲书场，曾是上海面积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新式书场”，座椅全是白帆布带靠背的。不过这家书场在“文革”中关闭，再也没有恢复。

　　1966年，雅庐书场改名为“红旗书场”，没过多久即停业。经理钱关根被调到大众剧场，顺昌路315号从此变成了仓库。

　　不仅是雅庐书场，由于评弹被批判为“毒草”，上海的书场大部分都关门了，只剩西藏、大华、静园3家，并且只能演出“三突出”的“新书”。曾经红极一时的评弹演员也受到冲击。比如朱慧珍，她被誉为“金嗓子”，用“迷魂调”唱的白素贞悲切动人。1969年，她从距离雅庐书场不远处的重庆公寓上跳楼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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