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10岁的艾克拜尔·玉素甫在自治区民政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由北京抵达乌鲁木齐。他是新疆自开展接回在外省流浪儿童行动以来接回的首名流浪儿童

2005年8月22日,在柳州火车站，被拐新疆儿童阿不来提·阿曼与解救他的警察叔叔、阿姨告别

乌鲁木齐市三屯碑南郊客运站候车厅里，旅客留言栏贴满了寻找失踪儿童的启事

　　离开家乡喀什的时候，亚尔还不满8岁。他是被哥哥的一个朋友骗走的，在后来的两年时间里，行迹遍布上海、合肥、深圳、厦门等一共7个城市。天黑的时候，他是烤肉摊前追逐嬉闹的娃娃；但在大多数白天，他每天要上街“拿回”800～1000块钱才能免遭毒打。

　　今年4月21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宣布，将派出8个工作组分赴19个援疆省市走访，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接回在内地流浪的新疆籍儿童”。几天前，10岁的亚尔终于见到了分别两年多的奶奶。不过，对于数以万计像他这样的新疆流浪儿童来说，回家固然简单，但心灵的回归之路才刚刚开始。

　　记者◎魏一平

　　扭曲的童年

　　直到现在，看着追逐打闹和大声说笑的小伙伴们，亚尔还是会不自觉地低垂下头，站在院子的一角若有所思。虽然从上海回到乌鲁木齐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但显然还没有完成心理上的适应，他目光游移，略带警觉与恐惧地看着眼前的陌生人，除了点头、摇头和微弱的应和声，一直不肯多说一句话。

　　位于乌鲁木齐市郊的新疆工读学校，自从2009年正式成立以来，已经成为专门负责新疆流浪儿童收容救助与教育矫治的机构。这里聚集了400多个从全国各地遣送回来的流浪儿童，年龄从6岁到18岁不等，他们绝大多数都曾有过或轻或重的偷窃行为。

　　亚尔还记得，那天傍晚自己是在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被便衣警察抓住的。当时，他瞄准了一个妇女的小挎包，甚至已经抓到了露在包外面的手机挂绳。他被带到了派出所，虽然心里害怕极了，但仍然强制自己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任凭警察怎么问话，都装作听不懂汉语的样子不理不睬。这也是“老板”天天念叨给他们的应对之道，自己的“师兄弟”也有不少人以此脱身，他心里一边默念着“老板快来接我”，一边偷偷琢磨着警察们对话的意思，在上海的两年多时间，他甚至连方言都能听懂一些。可是，直到第二天早晨，曾经许诺来接他们的“老板”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警察很快联系上了新疆警方。亚尔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登上了回乌鲁木齐的火车。在火车上，随行护送的警察告诉他，他们的“老板”，因为近期“严打”风声紧，已经自己先跑回喀什去了。

　　这个故事，亚尔现在还不可能亲口讲给我们听，倒不是因为他的汉语不流利，而是他绝不会向陌生人敞开心扉。在这里担任了两年多教导员的王军，也是刚刚摸清了娃娃们的性格。从全国各地的城市角落来到这个大门紧闭的院子里，自由散漫的生活一下子被严格的作息所取代，老师们处处遭遇逆反。装病、谎报年龄、虚报家庭情况，面对眼前这些八九岁的小孩子，退伍兵出身的王军也只好脱掉严肃的教官服，换上便装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打扑克。就这样天天在一起泡了将近一个月，王军才断断续续听到了有关亚尔的遭遇。

　　亚尔出生在喀什郊区一个小村子里，哥哥比他大6岁。院子里的20多只羊，几乎就是全家最大的一笔财富了，有时候父亲会杀掉一只，靠卖肉来维持着一家的生活。几乎天天都喝得烂醉的父亲，从小对他们哥俩只有拳脚相加，甚至连母亲都打。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双方谁也不想要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跟着年过七旬的奶奶生活。哥哥自然无心上学，每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在一起，看见富人住的大别墅，一帮人就开始吹牛如何去“口里”(新疆方言，指内地省份)赚大钱。终于有一天，哥哥跟随一个叫“老板”的中年人走了，一个月后，哥哥的一个朋友找到亚尔，说带他去上海找哥哥。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被骗了，哥哥并不在上海。

　　不幸的童年，残缺的家庭，大多数新疆流浪儿童都有着类似的起点。自治区救助站一份统计材料显示，由于父母死亡、离异，或者因继父母虐待等极端原因造成的儿童主动离家出走，约占到全部流浪儿童的1/5左右，而另外4/5则绝大部分是被人贩子诱拐而走。就在亚尔到达上海的第一天开始，他有了自己的“老板”。

　　“老板”也是喀什人，30多岁，在上海经营着两个烧烤摊。刚开始，“老板”对亚尔嘘寒问暖，还带着他和另外两名差不多大的孩子去了外滩，给每人买了一身新衣裳。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三四天，他们3个小孩子就被一个20岁左右的伙计带到了地铁站。“去把她的手机拿回来！”伙计吩咐道。亚尔刚开始还不明白，但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小孩熟练地尾随、开包、取手机之后，他的心开始害怕得扑扑跳起来。回到出租屋，亚尔就开始了自己偷窃生涯的第一堂课，从一盆开水里夹出五角硬币。他反抗过，遭到一顿皮带猛抽之后就再无力气了。没过两个月，亚尔就成了附近公交车站和地铁站的“熟练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亚尔每天早晨都会从伙计那里领到800～1000元不等的任务，如果完不成，除了不让吃饭以外，还会遭致一顿拳脚，甚至用烟头烫他的胳膊。动手的都是伙计，“老板”充当着监工的角色，组织里已经有了明确分工，“老板”一直是一副笑脸模样，只有在亚尔钓到“大鱼”的时候才会出面，从钱包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塞给亚尔。

　　如果说亚尔比别人幸运，那就是他在一年多时间里一次也没被抓过。“老板”手下的十几个孩子，大多都有过进派出所的经历，不过，由于当地警察既不懂维语，又对民族政策多有忌讳，大多也就是待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被“自己人”领回了。从眼神里就能看得出，亚尔是那种机灵谨慎的孩子，“宁肯完不成任务回去挨打，也不能冒险被抓”。他曾经跟自己的带队老师说：“万一被抓了送回家去，奶奶年纪那么大，拿什么养活我？”这听起来多少有些讽刺，一个10岁大的孩子，一个仅仅读完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虽然已经对偷盗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却仍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他不愿意看到奶奶为了自己而受苦。

　　在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看来，这也是新疆流浪儿童群体所面临的独特处境。他告诉本刊记者，与世界范围内所公认的“流浪儿童”概念所不同，一提到新疆流浪儿童，就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地域上来自新疆，绝大部分来自更为贫困的南疆地区；二是绝大部分是未满14周岁的维族男孩，种族特征明显；三是绝大部分被犯罪分子拐骗离家并控制利用，大多从事轻微的偷窃活动。“自己既是犯罪的工具，又具备一些犯罪行为，在道德评判方面很模糊，但归根结底，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吐尔文江向本刊记者强调说，“所以，张春贤书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注意遣词造句，不是抓捕、不是遣返，也不是救助，而是接他们回家。这样基本方向就定了，他们不是罪犯，而是受伤的孩子。”

　　“贼头”二代

　　吐尔文江也是喀什人。他1985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读书，当时的北京，新疆人的代表形象就是卖烤肉的“买买提大叔”。“能歌善舞，会做生意，热情好客，一副正面形象。”吐尔文江告诉本刊记者，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内地闯荡的新疆人。但是，4年之后，等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苗头不对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经商潮兴起，北京的甘家口和魏公村一带出现了一小撮靠偷盗为生的成年人，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有的是因为生意失败，有的是本来就有恶习。

　　伴随着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这一批最早开始偷东西的成年人，很快成长为第一代“贼头”。根据吐尔文江的实地调查，他们最初想到用小孩子来偷东西，只是考虑到作案方便，便于隐秘，但很快就有了意外的收获，因为这正好钻了法律的空子，未满14周岁免于刑罚。有了这一优势，“贼头”们开始了明目张胆的拐卖与诱骗行动。

　　在南疆重镇阿克苏市，虹桥社区和王三街，一度成为这些“贼头”们的根据地。在那里，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口里齐”，也就是专门靠往“口里”贩卖儿童牟取暴利的人。这些曾经的城乡结合部，已经逐渐被城市扩张所取代，早在10年前，吐尔文江前去调研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那些最早发家的“贼头”已经盖起了豪华别墅，当地百姓流行着“一个孩子顶4辆桑塔纳”的说法，因为当时的桑塔纳出租车每天可以挣150块钱，而一个孩子每天的偷盗任务就是500～800元。如此暴利，自然让“贼头”们肆无忌惮，他们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整日游荡在学校周边和孩子们的玩闹场所，用巧克力糖果和几十块钱零花钱就能带走一个孩子。当然，他们最拿手的把戏还是对外面的世界进行一番吹嘘，毕竟在孩子们眼里，这些人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1999年，在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的资助下，吐尔文江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对新疆流浪儿童问题进行了系统调研。除了自治区内调查外，他们还分成三组人马赶赴全国各地，结果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都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新疆流浪儿童，最后得出的大概数字是3000～6000人。遗憾的是，最后的报告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今年4月6日，吐尔文江对新疆工读学校的流浪儿童又进行了一次小型调研，结果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问题不仅没有减轻，在地域上更广了，除了大中城市，甚至连小县城都有；根据估算，数量上几乎是10年前的10倍，达到3万～5万人；更糟糕的是，犯罪团伙在组织上更加严密与成熟。”在社科院办公室里，吐尔文江说起这些禁不住扼腕叹息：“别小看了这些小娃娃，他们极大破坏了新疆在内地的形象，破坏了维族在汉族中的形象，对民族团结造成了深远影响。”

　　看着“贼头”们回到家乡风光的样子，甚至有些父母也打起了孩子的主意。17岁的伊拉姆，早在7岁大的时候就被父亲艾力带到了浙江，跟他的哥哥一起，靠偷为生。他们的家也是在喀什市郊，艾力的弟弟艾孜孜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个家庭故事。他们的父亲老实本分，依靠种地和卖扫把养活着全家，大哥艾力从小就深受娇惯，好吃懒做，整日游手好闲，酗酒成瘾。在一场冲破了家族反对的自由恋爱后，艾力与在市里上班的女孩结婚，先后生下了伊拉姆两弟兄。但是，除了偶尔去医院门口卖点冷饮和烤鸡外，艾力并无更大的能耐，整日沉醉在酒精之中，最后不得不以离婚而宣告家庭解散。

　　生性暴躁的艾力南下广州，帮别人烤肉。其间，他回喀什带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任凭家人怎么劝说都没有拦住。“我们知道他带着孩子们去干什么，但是没办法，路是他自己选的。”艾孜孜双手一摊，无奈叹息道。他挑起了养家的重担，16岁就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做工，后来又做起卖布的生意，中间还回家乡卖了4年家电，到河北帮人家烤肉4年，一直到2009年，艾孜孜回到乌鲁木齐开了一家小火锅店，才算终于站稳了脚跟。

　　火锅店开业没多久，艾孜孜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小伙子叫他叔叔，原来是失散多年的小侄子伊拉姆。“他告诉我他被抓回来了，在劳教所里。说实话，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早点来并不是什么坏事。”艾孜孜经常抽空去劳教所看伊拉姆，今年春天，伊拉姆结束了在工读学校的教育矫正，到叔叔的火锅店来帮忙。“我不让他用手机，就怕外面那些人再联系他，要去网吧我只给10块钱。”艾孜孜托人找了一份小区保安的工作给伊拉姆。“这是他喜欢做的活儿，他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现在，艾力带着伊拉姆的哥哥还在上海，虽然暂时做着烤肉生意，但艾孜孜还是放心不下。“我努力打拼，在乌鲁木齐开个饭馆，就是为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安稳谋生的机会。”

　　艾孜孜的话不无道理。出乎意料的是，根据10年前自治区社科院那次调研，在被拐骗而出的维族流浪儿童中，竟然有超过50%的来自城镇或者近郊地区。就像艾孜孜所在的村子，因为城市扩张，昔日赖以生存的耕地渐渐流失了，年轻一代既没有在土地上生存的能力，更没有靠天吃饭的愿望。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都十分落后的家乡，无法消化这些游荡的年轻人，毕竟，像艾孜孜这样能够靠自己的打拼来到城市立足的同龄人，少之又少。

　　利益刺激之下，更加凸显了警方的打击力度不足。2007年，已经退休的新疆自治区公安厅刑警肖庆华到内地旅游，在庐山、井冈山等地方，除了看到亲切的新疆烤肉之外，还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仅仅在庐山的一个“老板”，就控制着手下64个流浪儿童，在4个县城以烤肉为掩护进行偷窃。回到乌鲁木齐，他和退休的老同事们商议，以新疆预防犯罪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780个市公安局发了信函，表示愿意派人协助当地破案。很快，他就接到了来自河南开封的邀请。肖庆华会维语，又在新疆公安厅干了一辈子刑警，到开封后，他召集在开封的所有维族商人开了个座谈会。“算是见个面，他们知道内地警察犯难，也知道害怕新疆去的警察。”果然，座谈会后，肖庆华每天去步行街溜达一圈。只要看到他在，“小巴郎”们一溜烟就跑。8个月后，当地的维族偷窃犯案数竟然从当初的每天上百起降为零。

　　各地的邀请如雪片般飞来。已经70岁的肖庆华，现在还在安徽滁州协助当地打击新疆犯罪团伙，老爷子一腔愤慨。“内地警方怕引起民族问题，不愿意深入打击；新疆警方力量有限，再说新疆流浪儿童的犯罪问题在疆内并不严重，打击积极性自然不够，两者相加，犯罪分子几乎是一路绿灯。”前几天，肖庆华协助办理的一个案子，逮捕的“贼头”才刚刚26岁，竟然就是十几年前被拐骗出来的娃娃，现在也干起了老本行，手下已经带出了4个孩子。“贼头都已经有了第二代，这个问题非一朝一夕就能消灭的。”这也正是艾孜孜所担心的，虽然现在轰轰烈烈的专项行动可以暂时打击他们的气焰，如果大侄子仍然在外面混世界，过不了几年也很可能会走上这条路。

　　救助的困境

　　如何把短期的“专项行动”转化成长期的解决机制，这也是吐尔文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根据他们对遣送回来的流浪儿童的调研，甚至有将近一半的孩子有二次流浪的经历。伊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几年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送回喀什老家待了没几个月就又回去了。“他过惯了城市里的生活，过惯了不费力气赚钱、大手大脚花钱的日子，家乡自然留不住他。”叔叔艾孜孜跟我们分析道，他现在所想的，就是努力让伊拉姆恢复“劳动养活自己”的观念。

　　但是，这样的观念转变谈何容易。去年，深圳援建新疆喀什的社工站正式成立，他们开始展开一个对流浪儿童回归家乡后的跟踪观察项目。来自深圳的社工张军跟踪了十几个已经回归社会的流浪儿童，但效果并不理想。他告诉本刊记者，到现在为止，仍然保持联系的只有一个人了，其余均失去了音讯。

　　在研究者吐尔文江看来，整个救助理念和力量的不足，也是造成这些年流浪儿童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的重要原因。新疆自治区民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在2009年新疆工读学校成立以前，民政系统的救助站只是承担了一个“帮助联系家人的桥梁”角色。根据民政厅透露的数字，每年有大约3000个孩子被送往新疆各级救助站，但他们每一批在救助站停留的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天。

　　几乎每个月，在喀什救助站上班的杨兵(化名)都要来乌鲁木齐自治区救助站接一次流浪儿童。因为喀什是全疆流出儿童最多的地区之一，所以，每趟少则近20个，多则40多个，到了冬天，甚至每个月要来接两次。他们大都刚刚从流浪的城市回来，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倒在其次，关键是还保留着曾经的恶习，甚至在从乌鲁木齐回喀什的大巴中途停车上厕所时，还出现过趁机逃跑的孩子。

　　2009年成立的工读学校，本意便是延长他们的行为矫正和再教育时间。前任校长肖瑞告诉本刊记者，首次救助的孩子期限是一年，二次救助则是一年半，自治区按照每人每月300元的生活费发放专项资金，经费有了保障。但是，差距仍然很大，比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对工读学校调研之后发现，其教育方式主要侧重以情感人，仍沿袭了原有的劳教式思路，并没有对这些特殊的学生进行细致的类型分析。“有调研结果表明，若在流浪的三个月之内得到救助，矫正起来就比较简单；若流浪期超过了一年半，矫正工作就难多了。”上述专家强调，对流浪儿童的再教育，直接关系到这个问题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现在，上级已经批复5000万元在乌鲁木齐建一所流浪儿童教育、培训与安置中心，加快从短期救助向长期教育的方式转变。

　　这两天，因为母亲生病，伊拉姆回到了喀什，叔叔艾孜孜每天都要给他打个电话，他担心刚刚回家的侄子再被同伴们带坏，也盼着轰轰烈烈的援疆建设能够给这些年轻人搭建舞台。亚尔则开始了在工读学校的新生活，前几天远在喀什的奶奶赶到乌鲁木齐与他见了面，在这里，亚尔第一次哭了，留给他适应并且重新融入正轨社会的时间并不多，只有一年。■

　　(文中未成年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