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VIE的罪与罚
2011年4月19日，北京，马云在清华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清华创新论坛”发言。
记者_王宏宇
VIE结构
VIE结构即协议控制，又称“新浪模式”、“搜狐模式”，在2006年以前主要用于互联网公司的境外私募与境外上市。指离岸公司通过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来成为内资公司业务的实际收益人和资产控制人，以规避《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于限制类和禁止类行业限制外资进入的规定。
伴随着马云与雅虎、软银的支付宝股权之争，许多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这个名词。
简单说，支付宝本来是阿里巴巴的全资子公司，和阿里巴巴一样属于中外合资。但是去年央行出台2号令，其中针对进入第三方支付企业的外资作出了一些限制，马云为规避风险，让支付宝顺利获得支付牌照，于2009年和2010年分两次把支付宝的股权转移到自己名下的纯内资公司。
按照马云的说法，为了保证这个公司的纯内资身份，雅虎、软银两个大股东此前都同意，外资利益在这个新公司不以股份体现，而是通过双方签署的协议，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这种模式就是VIE，也叫“协议控制”。
VIE其实并不算是个新概念。2001年安然因大量报表外资产巨亏陷入丑闻后，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紧急出台了规定，将导致安然出事的部分风险资产划定为VIE，以保证至少有一家机构会把这样的表外资产并入报表，不至于损害公众的知情权。
客观讲，VIE及类似资产，有较高的风险，但也可能得到更高的回报，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促进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大繁荣，但因时间仓促，甚至并未明确必要的会计准则。这直接导致2008年花旗、高盛、雷曼兄弟等因VIE资产背后大量金融衍生品巨亏陷入危机，并最终导致雷曼兄弟倒闭。此后美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新规，严格监督此类资产的风险披露。
新浪在美国上市时，投行套用了VIE的概念，让新浪能够避开政策要求，同时又能保证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开资料，协议控制模式一般由三部分架构组成，即境外上市主体、境内外资全资子公司和持牌公司。协议控制结构中，投资公司和持牌公司一般通过签订五六个协议来设立其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主要包括资产运营控制协、股权质押协议、认股选择权协议、投票权协议、独家服务协议。
回到支付宝的VIE问题，后面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马云与雅虎、软银的股权转让谈判僵持不下，于是在央行发函询问支付宝是否与外资有协议控制时，“基于对牌照审批形势的判断”，单方面终止了协议，此后通知雅虎和软银，开始了补偿谈判。
外界哗然的原因，主要是自新浪2000年采用VIE模式上市始，几乎所有已在海外上市，或者准备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无一例外，都采用了VIE模式，而且无论是否上市，到目前为止，还从没有人违反甚至撕毁协议。
消息传出，有激进的观点开始指责马云此举违背了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除此之外，很多人担心，马云带了这个坏头之后，国家可能会考虑禁止原本被默许的VIE模式，同时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创业者的印象会一落千丈，对产业发展造成极坏的影响。
而马云也不乏支持者。如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就在微博公开表示，恭喜支付宝回归中国，马云不妨做个爱国流氓。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马云所说为真，即支付宝股权转让过程中，仍为协议控制，那么马后来终止协议，应视作单方面违约，无论有意或者无意，那么按照协议，对另外两方作出补偿，并不能算是违背契约精神。
马云则在稍后召开媒体会，辩解说，自己的行为“不完美，但正确”，“别人犯法，我们不能犯法”，称央行绝无可能允许支付宝这样涉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产品为外资控制，并暗示其他企业通过VIE模式避开监管，是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上。
反对者说，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工具，与国家安全无关，且自新浪上市始，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和相关法律政策，均未禁止VIE模式，应视为一种默许。此外，还有阴谋论观点认为，马云故意借此机会违约，夺回支付宝控制权之外，向央行示好。
真相究竟如何，仍不得而知。此后雅虎、软银和阿里巴巴联合发布声明，称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风波至此似乎告一段落。而截至6月28日晚，央行始终并未出面明确表明任何态度。
但似乎还存在第三种可能。一位接近阿里巴巴高层的前支付宝人士对《南都周刊》称，整个事件中仍不能排除“某些监管机构故弄玄虚”的可能。“在WTO框架下，有关部门在不可能通过政策和法规手段施压，但仍可能通过影响金融安全之类的说法，达到一种FUD的效果(FUD最早出自IBM的一种营销手段，后成为一种商战和政治手段，意为利用超常规的手段，令受众感到恐惧和怀疑，从而曲线达到自己的目的)”，该人士说。
最后的“李鸿章”
记者_商隐
如同“分裂”这个词成为当下社会最具概括性的热门词汇一样，“马云”这个社会文本符号可以成为研究当下社会人们知行分裂的最好样本之一。
马云说，他最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但其媒体曝光率远远高过其他非常配合媒体的同仁；马云说，要做永久的免费模式，但淘宝商城的收费却一涨再涨；马云爱惜羽毛，注重名誉，却正切实地遭到违背契约精神的指控……
对马云的报道，国内媒体大多难逃天才﹢劳模的窠臼，甚至隐隐透现出“造神”倾向。而能够结合大背景来分析企业成长轨迹的报道，很是鲜见。
往往这样的“破绽”，恰恰是真正的奥妙所在。
历史进程助力阿里
看阿里巴巴的成长史，有三个节点是关键。一是1999年创业，二是2001-2003年快速发展，三是2007年香港上市。三个历史性节点的接踵出现，让一个启动资金为50万元的小企业，十年间成为市值600亿美金的互联网“巨无霸”。
从1999年的创业来看，虽然马云自嘲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但马上遇到了2000年至2001年的“互联网寒冬”，全球近75%的互联网企业面临巨大冲击，濒临倒闭。中国95%的电子商务网站倒闭。此时的阿里巴巴却没有笃行“苦撑待变”的自杀性战略，而是大胆进行企业重心转移，大量裁减海外部门，运营成本由每月100万美金缩减到了50万美金。实现了成本与收益的动态平衡，也为阿里巴巴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年生存期。
传说金日成曾经请教林彪，打仗取胜的关键是什么，林彪只冷冷地说了一个字—“熬”。同样通过“熬”字诀度过互联网寒冬的阿里巴巴，明显与其他膨胀期成长的企业，在对待企业的经营和行业的前景上，取向完全不同，更少了浮华之气。显然对于企业的经营来说，这是大有裨益的。难怪马云由衷希望互联网寒冬再长一年。毕竟这个冬天让他体会到了互联网竞争就是“剩者为王”。
互联网是一个容易把世俗道理极端化的生存环境。如同把“成则为王”变成“剩者为王”一样，互联网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也变成了“机会是留给活着的人”。
2001年，中国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WTO。中国的商品像洪水一样冲击世界各国市场，Made In China的产地标志随处可见，中国的外汇储备以10倍的速度上升。如同二战给衰弱的美国经济带来的提振一样，这个巨大的变化为中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然而此时的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已经寥寥无几，昔日名声鼎盛的8848和美商网等等，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存活下来的阿里巴巴就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一个不二的选择。2001年开始，阿里巴巴出现大幅盈利，并且每年盈利呈三倍上涨。
这个历史机遇对于阿里巴巴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有马云最清楚。他在参加贵州电视台《论道》节目，与嘉宾主持也是中国入世谈判总代表龙永图对话时，曾深情地说，他这一代的企业家的成功都是拜WTO所赐。坊间甚至将他聘请龙永图作为阿里巴巴的独立董事，解读为一种报恩。毕竟事务繁多的龙永图不可能亲自过问阿里巴巴这个企业的任何事务。
如果说加入WTO是阿里巴巴把自己嵌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环节中的话，2003年则是阿里巴巴真正形成B2B平台的关键年份。2003年中国遭受“非典”肆虐，实体经济和渠道遭受了不可估量的冲击和损失。旺盛的产供销需求只能另辟蹊径，于是电子商务成为了大家共同追捧的对象。2003年中央电视台曝光率最高的两个广告，一是战胜“非典”的公益性广告，另一个就是阿里巴巴的形象广告。那一年，马云完成了一统江湖的霸业……
马云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坊间最津津乐道的话题。马云一直在寻找资本投入和以我为主的管理模式中的一个平衡点。2007年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由一个市值1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一跃成为市值600亿美金的企业，企业的当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马云及其团队才真正摆脱了机构投资者的意见束缚，决策自由度真正体现出来，但也为今天的“支付宝”风波埋下了隐患。
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来看，不得不承认，阿里巴巴是历史的选择。
马云式阿里模式
马云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断声言，要在企业经营中把价值观放在第一位。他可以把从人生理想到30套别墅的现实理想，游刃有余地用在激励团队上。2000年左右的寒冬期，当企业面临极大困难和调整时，马云自比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于是阿里巴巴集团开了“遵义会议”，进行了“延安整风”，举办了“抗日军政大学”，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等等。马云不仅在作一种艰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他要借用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让团队理解现在的处境和他想要达成什么效果。这样的做法非常符合理想主义者的现实改造方式。
与此同时，马云极度自信。这样的气质，决定了他对领导权的绝对控制。关于这点，尖锐地体现在他寻找外界投资时，他在资金极度匮乏时毅然拒绝了30多家投资者，根本原因在于，马云认识到价值观的不同，最终会导致对他领导权的失势。
在与金庸于西湖论道时，马云用令狐冲自喻。他认为外界投资就如令狐冲体内的各种真气，运用不好则生冲突，必痛彻心扉，只有用“易筋经”加以统御，才能唯我所用。而马云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才是阿里巴巴的“易筋经”。
如同“乱红飞过秋千去”是“有我”之境一样，因“物皆着我色”，阿里巴巴处处沾染了马云的颜色。客观点说，这家公司算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少有的企业文化建设较为成功的一家。公司内部充斥着庞大的理想主义氛围，和简单易行的现实操作原则，且视原则如戒律，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所以当“客户欺诈门”一出，马云挥泪斩卫哲等，竟能平息一段风波，不得不说，算一种奇迹。
理想主义者的一大痛苦就在于，世俗总是用复杂甚至阴谋的眼光来打量他们。过度的解读使他们不堪其苦。马云多次说到，他拒绝“剧作家”式的评论。同样对于阿里巴巴模式，中国式的解读往往呈现两极，褒之者谓之为“全新的B2B模式”，新在何处？语焉不详。贬之者谓之为“短命模式”，因何而终？莫衷一是……
应该说早期阿里巴巴的商业运作，是相当成功的商业范式。但当阿里巴巴在港上市成功，体量迅速扩大，直接的影响是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还应该说马云对电子商务的认识始终非常中国化，他认为电子商务B2B、B2C、C2C的几种模式界限很不清晰，因此一直没有进行有效的业务剥离。其根本性的认识起点，在于中国商贸市场的混沌。马云甚至想创建一个B2B2C的全新互联网模式，基本上可以涵盖从生产到销售，甚至再销售的全部链条方式。
从2008年开始，这条链条逐步成型。人们不仅可以从阿里巴巴上买到生产资料，也能拍到球鞋。进而发展到今天可以在淘宝商城上买到钻石和兰博基尼……
于是外界纷纷将此解读为企业的巨大成功，却忽略了如此庞大的经营链条直接冲击了国家层面的资金安全。这意味着，大量资金的流动将离开以银行为体系的监管流程。尤其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支付宝，其政治意义就大过了经济意义。
更重要的是，这个链条的建设基于一个假设前提，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就是说，链条最核心的环节，B2B的交易量增长和成长，必须要有足够的速度和质量，才能拉动所有链条的增长。而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衰退，无异于为这个链条埋下了极大隐患。
最后的“李鸿章”
对于危机，阿里巴巴显然过于乐观了，甚至于他们一度认为又一个天赐良机被自己遇上了。上一次的成长经验，使得他们以为，每一次大环境的逆境就是跨越式发展的最佳时机。于是阿里巴巴做了大量今天看来更类似于行为艺术的商业炒作。结果是，尽管C2C业务量大量攀升，B2B交易量却开始下滑，以至于阿里巴巴的会员门槛费用一降再降，大量劣质客户开始出现，欺诈行为也就水道渠成。让马云震怒的是，阿里巴巴的管理层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却在试图掩盖。
在中国制造业环境恶化已成事实的今天，阿里巴巴这个模式链条终于面临它不能左右的局面，现在的马云，很像赤壁大战时的曹操，把所有的战船用铁链链在了一起。
而今天的互联网经济，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交易载体。其规则的明晰以及操作的规范，与传统的商业规则无二。与此同时，这个领域的经济发展基本都由体制外的民营企业来完成，体制内鲜有成功。而当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时候，没有谁会去想政治的安全性。而企业的足够壮大，让这个瓶颈次第出现，并成为他们面临的一个艰难抉择。李彦宏也好，马化腾也好，马云也好，都开始触及了这个莫名其妙的人生的痛苦时刻。
马云有句名言，“当国家需要阿里巴巴的时候，我会毫不犹疑地捐出去”。这样的表态为阿里巴巴的发展赢得了安全空间，也赢得了更多的体制利益援助。但当央行欲对支付宝发放支付牌照、限制外资支付时，马云践行了他对国家的诺言，却激起了国际风波，对于爱惜羽毛的马云来说，指向他道德领域的批判，带给他的委屈可想而知。
专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马云朦胧地诉说了自己的苦衷，但至今为止，外界对此反应平平。尽管眼下雅虎与软银似乎对新的赔偿方案有所心动，但“支付宝风波”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而言，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此时的马云，与当年李鸿章在国难当头时的处境有相似之处。满清末年，当慈禧太后下令向12国宣战时，李鸿章与张之洞拒不奉召，实施“东南互保”，为日后战败留下谈判的砝码。继而在《辛丑条约》签订时，李鸿章没有让奕签字，而是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为他留下了千古骂名……也因此，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甚高。
可以这么说，李鸿章和马云，都是标准的理想主义者，两人的现实处境大致相似，但人生境界却略有不同，一个本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做好大清最后的“裱糊匠”，一个雄心勃勃地要做一个102年的大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