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国际先驱导报》见习记者任伟娇发自北京最近，薇薇(化名)在Mango店买了三件衣服，“产地分属三个不同的国家”。

　　就在买这三件衣服的半小时前，在H&M，她刚试穿过一条“孟加拉制造”的裙子、两件“Made in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的T恤。

　　“没什么好惊讶的”，薇薇去年在淘宝网买的那双耐克原单“空军一号”的标签上早就印着“Made in Vietnam(越南)”了。

　　事实上，据耐克公司年报最新显示的数据，2010财年，每100双耐克鞋中就有37双产自越南工厂的流水线，23双出自印度尼西亚工人的手艺，另有两双来自泰国，一双来自印度，只有剩下的34双贴着“中国制造”标签。

　　“这是十年来(耐克)首次非中国代工厂的产量超过中国，”广东省东莞一家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的经理接受采访时说，“不过诸如运动鞋厂之类对劳动力成本十分敏感的行业，迁到东南亚，比如越南、印尼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Sysco总部国际部的进口经理蔡灏，只不过他的回答更为明确：“中国产业(向国外)转移从6、7年前就开始了。”

　　“非中国制造”变多

　　对美国自由撰稿人萨拉·邦焦尔尼来说，2005年发动家人抵制中国货一年的尝试让“生活越来越麻烦，代价越来越大，”因为那时“‘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

　　不过可以预见，如果让她再体验一年“远离中国制造”的日子，肯定比6年前“走投无路”的生活要轻松的多。因为萨拉可以花同样少，甚至更少的钱买到同“中国制造”一样“XX制造”的产品。

　　的确，在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体系中，“非中国制造”和“中国制造”并没有太大区别。

　　所以当店家信誓旦旦地推销“越南产的现货正品”时，薇薇义无反顾地以“难以想像的低廉价格给老爸订了两件TOMMY HILFIGER全棉圆领短袖T恤 ”。

　　事实上，除了衣服鞋袜等日常用品行业，诸如IT、汽车、电子等OEM零部件代工领域，中国也正在逐渐丧失“世界工厂”的位置。

　　2010年6月，富士康国际董事长兼行政总裁陈伟良称，在考虑将部分厂房搬到内地北部的同时，也考虑搬往印度和越南。

　　2011年4月，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表示计划在越南北部北江省投资1亿至1.5亿美元建厂，新建工厂将给苹果iPhone和iPad生产触摸屏，而且并不否认“在成本压力下大陆工厂减产或外迁的可能”。

　　就在上个月，三菱重工表示，将增加对印度市场的关注度，增加与印度企业的合作并讨论在印度本土进行汽车制造机械的生产。

　　7月2日路透社以“中国的一些美国厂商不堪成本压力 回国办厂”为题介绍了一批从中国制造变身为“美国制造”的企业。而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哈罗德·西尔金两个月前就表示“未来五年，在美国销售的企业会减少在中国投资，大家将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是美国制造。”

　　不比“美国制造”便宜多少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产业转移是中国丧失低成本竞争优势的产物。

　　“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工资不断提升，人民币升值、通胀压力的加大，企业开始把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刘元春分析说。

　　而哈罗德·西尔金则直接算了一笔账：考虑美国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资，仅比美国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由于工资在总成本中占约20%～30%，在考虑库存和运输之前，中国制造只比美国制造便宜10%～15%。

　　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从购买力平价看，越南工人工资是85美元/月，印尼是148美元/月。而截止到2011年3月末，中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为1320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约合190美元。

　　虽然只列举人力成本未免有失偏颇，但对于需要支付工资的企业来说，这组数字所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只付最低工资是根本招不到人的……更何况现实情况是在大幅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招不到足够人手的企业依然很多。”上述广东东莞那家外贸公司的经理这么说。

　　除了薪资期望较高，“招不到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14～65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据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点，全国14～65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53%，比2000年下降8.20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和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更严重，中国劳动人口存量将于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

　　这意味着在中国会有越来越少的人进入劳动大军。

　　不过，除了劳动力，“基础设施、市场容量，扶持政策，还有上下游产业链的状况都会影响产业转移。”刘元春进一步分析说，“从这个角度上说，中国的制造业具有更大的优势。首先，中国市场巨大，其次，中国的产业链基础比较完备。这就是一种大国效应。”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显然持有相同的观点，“由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且国家规模较小，越南、柬埔寨基本没有能力吸引某个行业产业链的整体搬迁。”

　　实际上，回顾历史，耐克代工厂的生产基地的“外移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同样是由于劳动人口不足且工资上扬等原因，耐克公司决定将其运动鞋的生产基地从当时的韩国、中国台湾移至中国内地。

　　“当耐克从台湾转出的时候，台湾的代工厂也开始积极扩展海外生产据点，同时把高端产品的生产、设计、研发部门留在了台湾，”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介绍道，“企业从高产业梯度地区转移到低产业梯度地区是很正常的现象，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从中国向外转移，中国也完全可以将这次‘外移’当做产业转型的契机。”

　　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契机”一词，蔡灏觉得用“瓶颈”概括更合适，因为“中国目前产业升级有困难，转出去也有困难。”

　　多年在美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他深知中国企业“大多数为海外客人贴牌，核心技术大多数控制在海外客人那里”和中国国民“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还不到日本人均GDP十分之一”的尴尬处境。

　　“这就叫‘中等收入陷阱’，”鲁政委解释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工产业的兴起使得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不再明显；而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没有优势。”

　　换言之，以往“只能赚取‘刀片利润’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的是‘打工者’的角色”，如今，中国还未完全做好产业升级的准备，而“打工者”却越来越多，连这“刀片利润”也要分别人一杯羹。

　　在此种隐忧之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从另一个角度对“契机”进行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同地区就好像是以省为单位组成的小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恰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得整个中国可以在国际分工链条中覆盖一段而不是一点。”也就是说，“当沿海地带逐渐进入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内陆省份仍然有很大潜力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刘元春同样认为“这种分梯度的产业转移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事实上，不少中西部省份已经感受到了这股产业转移潮。

　　比如重庆市璧山县“去年一年引进的IT级配套就占了全重庆的四分之一。”而“安徽省现在每年流入的投资和产业想挡也挡不住，”安徽省发展改革委规划处处长何春这样说道，“承接产业转移就三五年的机会，国内各个省，包括越南等国都在抢，如果不能牢牢把握，我们将失去摆在眼前的发展良机。”

　　创新还未准备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中西部地区开始抢夺“发展良机”，东部地区好像还未做好组建更具核心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的准备。

　　陆铭曾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在上海的企业调研时，企业(对于不重视创新)的回答很简单，(因为)‘创新投入很多钱，风险很大，我为什么不买国外的技术，然后培训培训劳动力就可以赚钱了。’”

　　习惯了“模仿”和机械化作业的中国制造业对待“创新”的漠视由此可见一斑。

　　“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决不能一蹴而就，可以说这是个长时间高投入的过程，”刘元春解释说，“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因噎废食。”

　　而在鲁政委看来，此类技术创新还有“捷径”可走，那就是“继续大力发展代工产业”，“中国现在已有的运动品牌，比如安踏，为什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阿迪达斯在中国设厂的同时也把技术和产业标准带进了中国。”

　　他认为，创新绝不是关起国门、奋发图强、刻苦钻研就能实现了的，“(中国企业)可以从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的零部件开始，与这些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依托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则把“企业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看做“产业转移”的第一步，就是“由过去前三十年的末道工序，也就是加工组装为辅，转型为制造为主。同时从低价竞争，转变为差异化竞争。”

　　中小企业：死不了，活不起

　　一下子死不了，活着又看不到希望，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让很多中小企业痛苦不堪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黄深钢、张遥、项开来发自温州、泉州当下的温州，最轰动企业圈的消息恐怕不是又有企业倒闭，而是传言“出逃”的企业主又突然现身。

　　6月底在温州企业圈举行的一次沙龙会议上，传闻“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的三旗集团老板陈福财在公共场合露面，并向当地媒体宣称三旗集团“没有倒闭，只是遇到了财务危机”。

　　形势岌岌可危

　　有关他“出逃”的新闻最早见于今年清明节前后的媒体报道，称三旗集团因出现资金链断裂而陷入倒闭境地，老板陈福财去向不明。

　　记者从温州银监分局获悉，截止今年3月末，三旗集团贷款余额3945万元，均为不良贷款。银监部门调查显示，近年来，三旗集团除经营电缆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外，还进一步跨行业跨地区发展，将资金投资到房地产、葡萄酒等行业，在短时间内投资组建了多家子公司，投资战线过长，使得企业的资金运作顾此失彼，最终出现经营困境而濒临破产。

　　陈福财的“意外”出现，或许将挽三旗的狂澜于即倒。但就在他这次极富证明“温商重信义”的回归前不久，另一家位于温州乐清的企业刚刚倒下。

　　位于乐清新光工业区的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现在连值钱一点的金属窗框、楼梯扶手都被债主们拆了。这家创建于1994年、主营电子线路板等产品的企业，因6月初贷款到期后未能按时还贷，银行才知道该企业老板叶建乐跑了。

　　记者在温州获悉，除了“天石”、“三旗”之外，近期温州倒闭的还有江南皮革、波特曼等在当地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在网络上，一些网民和知名的财经评论者指出，温州出现了企业“倒闭潮”。但显然，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温州市工商局向记者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同比减少14.56%。温州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一些企业出现“关停并转”，直接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少，更多的是企业经营不善所致，而且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有部分企业被淘汰也是正常的，不能简单理解成是温州经济出现危机的先兆。

　　尽管“倒闭潮”的说法并未获得广泛认可，但遍访中小企业密集分布的江浙闽地区，企业面临危机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30名员工以下的企业停工的很多，因为原先是大工厂接单后做不完外包给小工厂，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原因，现在大工厂自己都‘吃不饱’。”上海一家企业的总经理说。

　　三道紧箍咒

　　探究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记者发现，原因很多，个个都严重到足以致命，但似乎又很难断定到底什么才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连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致力于平抑物价，但客观上也将中小企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难题面前。

　　在浙江天银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立文看来，融资难题逐渐严峻：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银子，早已由按吨购买降至单次购入200斤至300斤，“仓库时常见底，往往是今天用完，明天再买”。

　　而浙闽一带极为普遍的企业“互保”(互相担保)融资方式也受到冲击，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让企业主在危机之中不得不小心翼翼。“谁也不敢轻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浙江捷仕泰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锡旭说。这名在国内多地办厂的企业家，今年以来只与一家亲戚开办的公司开展了“互保”。

　　春季以来持续紧张的供电形势无疑给中小企业上了另一道“紧箍咒”。在江浙一带，“开三停一”“开二停四”的企业限电方案随着盛夏来临或将蔓延。温州乐清市多个行业协会的负责人认为，供电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三倍于电价的自主发电成本再度摊薄了利润，对于一些能源依赖型企业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国内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浙江绍兴，德龙·莎美特针纺织有限公司刚刚因为上游印染厂被限制用电，导致订单出货延期十几天。保证金加上汇率波动后的回款缩水，一张外贸订单就让公司损失了上万元人民币。“现在对长单、大单都是慎之又慎。”公司副总经理许晓秋说。

　　而年初以来出现的新一轮“用工荒”看上去并未出现转机。记者从浙江省内的多家劳动力市场了解到，基于工人的心理预期与企业可承受工价难以对接等因素，不少地区甚至出现招工难与工人闲置并存的局面。

　　“用工成本涨了25%，但能容纳350人的生产线仍然只招到150人，年初至今一直处于半开工状态。”浙江康尔乐电子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柯志武说。

　　在一些企业主看来，这次的危机甚至“比2008年更加艰难”。

　　“2008年是订单一夜间消失，死了也干脆。现在订单倒有，但原材料、劳动力、汇率、资金等多座大山一起压来，一下子死不了，活着又看不到希望，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煎熬，让很多中小企业痛苦不堪。”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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