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一条新闻引发了舆论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广东常住人口已达到1.043亿，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而恰恰这个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这看似有些“不合逻辑”的申请背后隐藏了哪些深意？

　　专家解读第六次人口普查

　　“老龄化”来敲门：计划生育当调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为13.4亿人，从人口出生率来看，中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中国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在当天举行的“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兼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讨会上，胡鞍钢表示，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坚持这一基本国策应当毫不动摇。但是，制定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内容，否则会陷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他说，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份文件发表已过去30年，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现在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原所长曾毅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4亿，比2000年增长5.84%，年均增长0.57%，显示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很低。人口普查还表明中国人口老化进程加快，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极不利于应对人口快速老化的严峻挑战。

　　曾毅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逐步平稳过渡到在适当晚育与间隔前提下城乡妇女都允许生二孩。他认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造成的出生人数增加，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新增婴儿在20年后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值 “人口负债期”，不但不会增加就业压力，而且将大大减轻劳力资源萎缩与人口老化的压力。(中新网，记者 周兆军)

　　“一胎”政策该调了？

　　胡鞍钢的看法代表了国内绝大多数人口学者们的共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说：“广东省的少儿比例也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我们感觉广东应该是偏高一点，广东过去一段时间的总和生育率比东部沿海地区要高一点。如果这个六普数据是真实的，那么人口政策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推迟了。”

　　“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亦忧心忡忡。

　　超低生育率，以教育部门的统计来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据教育部公报，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小学、初中)15512.41万人，比2000年减少19.5%，其中2009年小学生人数比2000年减少22.61%，2009年初中人数比2000年减少13.03%。这说明出生人口在1995年之后，连续10年呈递减效应，而且下降之势越来越加剧。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友华估算，如果现在开始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孩(简称为单独政策)，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0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38亿左右；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生二孩，中国峰值人口将在2033年前抵达，峰值人口规模在14.60亿左右。两个方案均明显低于中央提出的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5亿左右的目标。由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尚未公布详细的数据，他的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粗略估算。

　　“未来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未来人口发展趋势预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预测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假设的妇女未来生育率水平与妇女未来实际生育率水平相一致的程度。因此，我们这里的人口预测与未来实际人口发展之间一定存在着差异，而且预测周期越长，误差也会越大。但有一点是比较有把握的，那就是在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生育政策调整后中国人口的变动趋势与大致方向是基本确定的。”陈友华说。(南方周末，记者 苏岭，实习生 姚永泳)

　　

　　低生育样本

　　丁克或晚生：广州户均不足3人？

　　5月16日，广州市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广州市的常住人口为1270.08万人，与10年前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994.30万人相比，增长27.74%。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33.29%，提高到现在的37.48%。

　　多为三口或两口之家

　　全市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368.44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006.9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73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1人减少0.48人，比全国户均的3.1人也要少。

　　广州市统计局局长王旭东表示，在广州的家庭户中，多为三口或两口之家，特别是年轻人不和父母住、晚生或不生孩子的问题开始凸显。“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消失，由此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养老。有关部门必须提升社会养老服务。”

　　正处“人口红利”末期

　　数据还表明，广州0—14岁的少儿人数比例正在下降。

　　根据普查结果，在外来人口中，有92%的人正处于15—64岁的劳动年龄阶段。由于外来人口的进入，广州的老龄人口比重被降低。户籍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为31.5%，即100名劳动人口需要负担31.5名非劳动人口。这说明广州正处于劳动力人口的黄金时期，也就是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不过，广州正处于‘人口红利’的末端时期。”王旭东说。(新快报，记者 徐娜，通讯员 穗人普)

　　

　　广东已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申请

　　7月10日，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接受记者的采访，分析广东人口形势，披露人口政策新动向。

　　形势严峻广东人口三个“全国第一”

　　记者：广东已超过河南、山东成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目前全省人口发展形势如何？今年“世界人口日”主题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张枫：“世界人口日”是联合国1990年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36届会议的建议，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据统计，世界人口呈持续增长趋势。由1987年的50亿到1999年的60亿，仅用了12年，而今年将增至70亿。据联合国报告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如何满足巨大人口的需要，维护生命赖以存续的自然环境的平衡，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广东作为中国的发达省份，不仅经济领先，人口数量也一直居全国前列。人口基数大、流动人口多、人口构成复杂是广东的重要省情。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省累计少出生了3500多万人，其中“十一五”期间大约少生了300多万人，对全省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0年“六普”结果显示广东常住人口达1.043亿人，居全国之首。调查显示，广东有三个第一：常住人口第一，流动人口第一，华侨人口第一。广东流动人口达3000多万，其中外省流入广东的有2100多万；广东的华侨人口也多达3000多万。

　　据人口学家判断，广东人口将面对三个高峰：人口总量高峰、劳动人口高峰、出生人口高峰。数字庞大的流动人口，主要是生育旺盛期的青壮年人口，为我省的人口控制带来一定压力。未来二三十年，将是我省人口城镇化速度全面加快，人口迁移规模大、活跃程度高的时期，如何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也需要积极应对。总体来看，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从更长的时期来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环境压力1.9%的国土面积，撑起全国9%的人口

　　记者：当前广东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枫：第一，人口规模仍保持增长的势头，对实现新时期经济发展目标和资源环境构成压力。受外来人口输入的影响，“十二五”期末广东实有人口总量预计将达到1.35亿。如果人口增长缺乏有效调控，“十二五”期末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以上并突破9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人口增长态势也导致资源瓶颈约束趋紧。广东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而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9%，环境承载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第二，多种人口结构性问题并存，化解这些问题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资源。老龄化趋势加快，“十二五”期末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比重可能达到12%；家庭继续呈现规模小型化趋势，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持续增加，需要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资源。

　　另外，广东的从业人口素质远未能符合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竞争力的要求，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化的任务不但迫切而且艰巨；城市人口中外来人口约占一半，让外来人口公平地分享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人口限制区和人口稳定区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水平，凸显省内局部地区人口分布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尖锐，人口分布的合理性有待改善。

　　

　　试点条件广东低生育水平已保持十余年

　　记者：目前社会上针对“‘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即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就可生两胎)的议论较多。广东目前是否有放开“单独可生二胎”的打算，如果有，将如何操作？

　　张枫：应该说，我国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少生了4亿多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成就举世瞩目。30多年来的计划生育实践证明，国家对人口政策坚持有计划的调控，是必要和成功的。目前是否有“单独可生二胎”的可能，国家也在考虑之中。

　　但一项新生育政策的出台，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短期内作大的调整是不太现实的。我个人认为，国家可能会采取试点的形式，选取部分代表性较强的地区，逐步放开。当然，基本国策的调整，是要由国家来作出决策的，我们表示支持。

　　我省已正式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但能否得到批准，要由国家决定。广东提出这一申请，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是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应该在各方面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方面先行先试；

　　二是目前广东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共生育1.7个孩子)，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在低生育水平；

　　三是经估算，广东实行“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对人口总量的增加影响甚微。

　　此外，广东各级党政领导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人口计生工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全省人口计生工作者勤奋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生育观念明显转变，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不断完善，广东已完全具备了申请成为国家“单独可生二胎”的试点。

　　我在这里也呼吁广东省的公民，要自觉遵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省条例》的各项规定，使新生育政策在我省的实行更有基础。(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通讯员 刘占峰 高明明)

　　外媒声音

　　中国重新考虑人口政策

　　【瑞士《新苏黎世报》5月5日文章】(作者 马库斯·阿克雷特)

　　中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不健康发展。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在放慢。但社会老龄化却是限制性家庭政策的阴暗面之一。学者要求反思独生子女政策。

　　在过去30年间，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与在经济领域追赶西方工业国家和追求富裕生活密切相连的是人口政策。人口参数与经济政策参数截然相反：政府的座右铭是：不要增长，而是抑制。1980年以来，随着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了一项激进的人口实验。因此每隔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结果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成功与否的试金石。

　　2010年度人口普查结果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人口政策下一步发展的热烈讨论。关于独生子女政策利弊的辩论已不新鲜，但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甚至让现行政策的坚定支持者都开始对其反思。中国政府原则上证实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有效。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总人口增长了5.84%，年平均增长率仅有0.57%，这是自实行人口普查制度以来从未有过的低数值。在上一个周期内，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几乎是现在的一倍。当前中国的总人口为13.4亿人。

　　可是这次人口普查的细节却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出从经济角度看迄今为止成功战略的反面。与2000年相比较，14岁以下的人口减少了6.29%，而60岁以上的人口增加将近3%。当毛泽东时代出生的人逐渐淡出职场之际，年龄金字塔将继续朝不利于年轻人的方向移动，因为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相当大。而且随着社会福利的不断改善，他们的寿命也在延长。日益加快的城市化也推动了人口的老化。眼下大约一半的居民居住在城市。这也体现在国内人口迁移的强劲增长上，并由此带来特有的社会问题。(国际在线)

　　

　　扩展阅读

　　上海面对人口“负增长”？

　　2301.91万！

　　这是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公布的上海常住人口的最新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10年间，上海市常住人口共增加628.14万人，年均增长率为3.24%，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8倍。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密度为3503人/平方公里，是全国人口密度的20余倍，与2005年相比，上海市区域每平方公里增加699人。

　　随着全国及各地“六普”调查结果的陆续公布，关于我国特大城市究竟如何进行人口布局再次引发广泛关注。特别是上海，其人口总量压力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仅占上海土地面积1/10的中心城区承载了超过全市一半的人口。

　　“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和全国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不同的。”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章海告诉记者，“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增长，主要体现的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上海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种地域间流动带来的机械增长，而非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

　　户籍人口连续18年负增长

　　基于“六普”调查结果可以清楚看到，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域的黄浦、卢湾、静安等中心城区人口减少较多，而位于城乡接合部和市郊的闵行区、浦东新区(包括原南汇区)、松江区、嘉定区和宝山区等则有较多的人口增量。

　　“近10年来上海人口分布呈现中心城区人口减少和近郊区域人口增加的变化，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有一定关系”，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搬离上海市中心区域，而选择了在市郊开设工厂或设立总部基地，从而使外部人口涌入这些区域寻找工作机会。这也是地域间流动给上海人口带来的机械增长的表征。”

　　不过，上海户籍人口却正在逐渐减少。“上海常住人口近5年的增长可谓迅猛，但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已连续18年为负增长。”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办和上海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上海市户籍总人口为1412.32万人。这意味着目前在上海的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的比例已经是2：3，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是1：2(1900万常住人口中约600万为非户籍人口)。

　　根上海统计局和相关部门预计，如果按照上海现有外来人口的导入速度发展，未来5年内，上海非户籍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比例就会突破1：1。

　　上海市老龄办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末，上海市户籍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31.02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23.4%。而“六普”调查的结果显示，上海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了，以65岁以上人口的口径，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为10.12%，比2000年下降了1.34个百分点。

　　然而，由于老龄化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涉及到医疗、养老等各类政府公共政策，在我国户籍制度并未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户籍人口统计下的老龄化更具有现实意义。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等部门预测，进入“十二五”后，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还将快速增加。2015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或将超过430万，占户籍总人口比例将近30%。事实上，上海于197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早了整整20年，老龄化程度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逼近甚至超过日本等发达国家。

　　上海保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11年至2030年将是上海老龄化人口迅猛增长期，在这20年间，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1.78万人，到2030年将猛增至561.26万人。”

　　事实上，上海老龄人口总数和分布的问题也牵涉到上海未来总体的人口布局问题，如何按照人口变动趋势进行布局，将考验政府如何进行社会资源的公平和有效分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谈佳隆)

　　(本文综合中新网、南方日报、中国经济周刊、新快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