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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国民党右派痛恨的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4日14:24  环球人物杂志

  李大钊,国民党右派痛恨的人

  被攻击为“首鼠两端”的“骑墙人”

  王辉(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早期的国民党档案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许多国民党党员,特别是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因此,对李大钊的评价也颇为“负面”。

  告状信中的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他1907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他在北京参与创办《晨报》,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与陈独秀等人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长期担任北京地区负责人,全面领导北方革命工作。

  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成国共两党合作。1922年8月20日,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不久后,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有左、右派之分。以廖仲恺、宋庆龄和邓演达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对共产党态度温和,希望促成国共合作,但他们不掌握实权。而以胡汉民、林森和张继等为首的右派却是国民党中的实权派,他们不认可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在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对共产党持敌视态度。下面这封保存在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中的信,就能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右派对李大钊等中共人士的防范与敌视。

  这是1923年5月29日,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部长孙镜的信 (档案号:环09147),其中主要说:

  ……顷闻党部有委任李君大钊为北京支部长之说……窃以直省支长早经先生令委溥公办理,群情爱戴,同志尊崇。李君大钊本非我党信徒,其于共产方面与陈独秀号称“南陈北李”,考其议论亦与我党主张立于作对地位,所以加入吾党者,不过假藉声威自厚实力(彼等目的可于《向导》中窥见)。今一旦以支部重权授非素信之人,于李君则诚有利矣,试问所招党徒,谁复能为吾党尽死力者,将来自成李君之共产党,于我党发展转多妨碍。钊忧患余生,以为北部党务当由溥公及本党声望素著之健全分子主持,不宜遗弃元老,委之首鼠两端之李大钊氏……立此骑墙人旗帜之下,以为党羞……

  写此信的卢钊,是国民党2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成立组织和招募党员。此人在国民党中属于“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即便在国民党的各种档案中,关于他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么个人物,在信中明确反对国民党任命李大钊担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担心他假借国民党组织来发展中共势力,并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卢钊诋毁李大钊为“首鼠两端”、“骑墙人”。从这些字眼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对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的根本态度。

  “溥公”的真面目

  卢钊信中两次提到“溥公”,就是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继。在卢钊眼里,张继是“群情爱戴”、“同志尊崇”,那张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张继生于1882年,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他留学日本,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该会直隶主盟人。1908年,张继赴法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直隶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1916年任护法军政府驻日本代表,1920 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

  1922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张继一度积极参与其事,对共产党的态度较为友好。1922 年 11 月,张继曾携带孙中山的亲笔信到北京与苏俄使者越飞会谈,他还是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但随着共产党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继开始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质疑,认为共产党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他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不是真心尊重国民党领袖,也不是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在他看来,身为国民党员,动辄在刊物上批评、规劝国民党,就是以指导者自居,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张继等人逐渐开始排斥共产党。1924 年 1 月,张继当选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6月,他与谢持、邓泽如等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历数共产党的种种“问题”,遭到孙中山斥责。不过,孙中山去世后,张继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活动,主张“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1927 年,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委委员、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 年病死于南京。

  “二钊”的较量

  卢钊在信中坚决地反对李大钊、明确地力挺张继的背后,反映着国共两党在北京地区的合作与摩擦。

  在北京,国民党的力量原本非常脆弱,除了在国会及新闻界有国民党人零星的活动外,并没有建立起党组织。1918年以后,卢钊在北京设立“壬戌俱乐部”与“中社”两个小团体。这是1917年护法运动以来,国民党首次在北方成立的外围组织。但直到1920年,加入两个团体的人数并不多。卢钊在向上海国民党本部报告这两个团体的信函(档案号:环09149.1)中提到:

  钊自七年,同卢君锡卿护法失败来京以后,目睹北京本党凋落情形,即欲联合同志宣传党义……党部初基计三十四人,至今仅余十四,余均以态度未明见摒……

  到1921年至1922年6月间,孙中山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主持广东革命政权上,未能顾及北方党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改进”国民党,“谋求党务之改进与发展”。与此同时,国会在北京复会,国民党员开始纷纷北上。所以,1923年后,国民党在北京的党务发展较快。

  国民党人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在两个领域:国会和北京各大学。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中发展党员,主要由谢持和邹鲁等人负责。他们以“中社”为国民党外围组织,发展较为迅速。邹鲁晚年在回忆“中社”发展情形时说:“在这个时期里,除了出席国会外,又和谢持先生做扩展党务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络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并先后介绍他们入党……”

  国民党在北京扩大势力的同时,李大钊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京各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有与国民党“争夺”青年学生之势。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更趋活跃。共产党还组建了另一个青年组织——北京与天津的青年国民俱乐部,力争在青年人中发展成员。这样一来,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发展势头,几乎盖过了国民党,让卢钊等人深感不安。

  为了对抗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卢钊除扩大“中社”外,还于1923年3月在北京北新华街41号,创建了“民中俱乐部”,宗旨为“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讨论政治问题”,成员“以本党纯粹党员组织之”。这里所说的“本党纯粹党员”,是指具有国民党一党党籍的党员,对于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即所谓的“跨党分子”,坚持采取排斥立场,其简章第二十一条就规定:“确有二重党籍经人揭发者”,即予以除名。

  可见,在1923年国共商议合作事宜期间,许多地方的国共组织并未合作,甚至还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钊为代表的北京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对李大钊抱有很深的成见,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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