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坎村民在田间地头学习种植技术。陈汉信 摄

秦家坎农户在一起种植河滩地。陈汉信 摄

　　公益人的创意与推动，催生了一场村庄的经济自救。他们带去的不是“鱼”，而是“渔”。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四川绵竹报道

　　“90%的事情都是我说了算。”杨运金一边说，一边端起身边凳子上的茶杯，喝了一小口。不时有人从他身边经过，每一个都微笑着和他打招呼，“杨队长，忙呢？”他点头，报以微笑。

　　杨运金是四川德阳市遵道镇秦家坎三组队长。57岁的他在三组威望颇高：尽管全组只有他一家姓杨，可在过去十多年中，他做了两任队长，加起来有八年多。

　　现在，他又迎来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峰：在高票当选三组合作社领导小组组长后，带领59户村民进行了一场“完全村民自治”的合作社实验。

　　香港乐施会成都办项目干事陈汉信全程参与了合作社的组建。他说，放到整个灾后重建的背景下，三组的合作社实验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而授之以渔，推动贫困地区自我发展，也是一种新型公益扶贫模式。

　　自救设想

　　秦家坎距离绵竹只有7公里的距离。这个村子“依山傍水”——正因为依着龙门山脉，汶川“5.12”大地震后，三组死亡51人，房屋99%倒塌，整村重建。

　　重建房屋后，三组每家每户都背上了至少2—3万不等的债务。对于震前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村民来说，债务无疑成了挡在新生活面前的“大山”。

　　“夸张一点说，连颗螺丝钉也买不起！”杨运金无奈地说。

　　三组是秦家坎村15个小组中最贫困的村小组之一。地震破坏了灌溉系统，导致水稻等需水作物停种两年。现在主要种植油菜、玉米，油菜基本自己榨油吃，地里出的粮食都是自给自足，没有东西拿去卖钱了。

　　香港乐施会为三组灾后重建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这是由一群关注贫困问题的年轻人于1976年在香港成立的NGO组织。

　　北京绿十字成都办是乐施会的合作伙伴。这同样是一家十分关注农村建设的环保公益组织。

　　绿十字成都办的王玲是乐施会陈汉信的搭档。

　　他们认为，对于灾民来说，“房子建起来相对容易，综合生计却是个大问题”，需要找到一条帮助村民自救的路子。

　　他们分析了秦家坎的资源和困难：自从绵竹两大蔬菜基地城镇化之后，当地的蔬菜就只能靠彭州与成都供应，种植蔬菜是一个机会，可是，人均6分田，土地资源稀少，单门独户地发展肯定无法与市场竞争，“有了规模才行”。由此，组建合作社的想法初步诞生。

　　陈汉信和王玲决定让三组的干部们自己去感受什么是合作社。

　　2009年3月，三组的部分干部去绿十字参与的四川五山项目做考察。村主任李军说：“去了三天，都不想回来了。”过后，村干部做出了大致判断：“五山那边比较偏僻，交通也没有我们这边好，但是那边人的意识超前。”

　　2010年初，村干部姜忠友去成都参加南都基金会组织的合作社学习班，主讲老师是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教授。学习回来的姜忠友告诉其他人：“合作社一定要搞。”

　　队长杨运金去浙江德清考察。他去了一家投资相当大的养鸭城，一个大户发动周边老百姓来养鸭，提供鸭苗和饲料。考察一圈儿，杨运金自己分析：大户只管把饲料推出去，饲料赚钱，鸭子赚不赚钱无所谓，“相当于老百姓为他一个人打工”。

　　彭州一家蔬菜公司找上门来，要跟三组合作。合作方案是对方投入资金，三组以土地入股，对方拿三分之二利润，如果赔钱，三组没有任何收入。对方还说了解上面的政策，可以申请到国家补助，拿到补助了，田里收成好坏无所谓。

　　“风险太大，我们控制不了。”杨运金拒绝了对方。

　　走向合作社

　　几番考察下来，杨运金总结：“我发现，其他合作社大多是‘公司+农户’、‘大户+农户’的组合，最后利益都被公司和大户拿走了，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受益。而我们的合作社是要让大家都富裕起来，都要平等。”

　　的确，“公司+农户”和“大户+农户”是目前中国农村合作社主要的存在形式之一，可最大的困难仍然是农民至今没有成为主体。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表示：只有政府有积极性，可是这种积极性必然内含着资本剥夺资源的、外来产业剥夺农民的特点。

　　“公司、大户会不顾一切索取土地，不会珍惜，几年下来土地根本不能再种什么，”陈汉信感慨到，“土地，是农民的根、农民的命，失去了土地，农民怎么活？”

　　最后，陈汉信、王玲和杨运金他们确立了三组合作社的核心内容：完全的村民自治，让老百姓真正赚钱。

　　可村民们一开始并不领情。开了几次村民大会，也无多大效果。有村民表示：“五几年的时候参加合作社，后来饿肚子，我们是怕走上回头路。”

　　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怀疑观点。陈汉信说，村民们有这样的反应也正常，因为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合作社就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农村的集体化。

　　2010年6月，村里再次召开大会讨论。杨运金向大家介绍加入合作社的两个主要条件：一是收回河滩地，二是收回废墟地。给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结果，一个晚上过去了，报名的人寥寥。

　　有村民找到杨运金说：“河滩地收回没有问题，统一开发也很好，可是废墟地不能给你，还要盖房子呢。”也有村民说：“种核桃，三五年才会见到效益，你这是搞着耍吧。”

　　干部做群众的工作，可是效果甚微。后来，他们又请来绿十字创始人、主任孙君给老百姓讲解。有意思的是，这样一讲，老百姓开始接受合作社了。

　　对此，村主任李军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地震之后村里的大多数工作都遭受挑战，这个时候“绿十字他们说一句，顶我们说十句”；另外一个原因是，绿十字的人讲得更明白，“为什么要合作，合作的趋势分析得更好，更透”。

　　2010年11月19日，合作社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在“都富裕起来，都要平等”与持续生计发展两大目标前提下，大家讨论通过了合作社的运作方式：以户入社，以土地入股，自愿加入或退出合作社；三组全体村民举手表决选出5名人员管理合作社日常事务；合作社效益分配：80%分红，10%公积金用作合作社的发展，10%的公益金用作公益活动。

　　合作社的运作方式是透明的，这让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第一，入社、退社自由；第二，合作社负责人民主选举产生；第三，不用担心利益被公司拿走。

　　“我们要实现完全的村民自治。”杨运金说。

　　绿十字的王玲说：“我们说服干部，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和干部说服村民，用了大约五个月的时间，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意识的转变。”

　　民主集中

　　杨运金以极高票数当选为合作社5人领导小组组长。他的当选在三组村民看来是理所当然，能力强、视野宽阔和愿意奉献是绝大多数村民对他的评价。

　　一定程度上，杨运金甚至成为乐施会和绿十字选择帮助三组进行合作社实验的一大原因。王玲说：“在震后建房子修路期间，这个组的村民是参与性最强的，杨队长也是最负责的，在村民中有一种号召力，这在最基层的农村尤为重要。”

　　杨运金戏称自己的领导经历为“三起三落”：1980年，在西藏当了八年野战兵的杨运金转业回乡，成为了生产队长。当了十多年，可是一个月十多块钱的工资维持不了生活，他跑去了企业，一个月挣两百块钱。后来的队长不能服众，群众又把他选了上去，干了三年。这次当选合作社5人领导小组组长，是其第三次“出山”。

　　杨运金坦言自己没有后顾之忧：“这一次不是为了钱。”他的女儿在绵阳开火锅店，本来让他去帮忙照顾生意。“我女儿支持我，要不然抽烟都抽不起了，还搞啥子东西啊！”

　　在合作社5人领导小组里，杨运金负责统筹管理，姜忠友负责财务，尹显德和另外两个人负责技术，各司其职。

　　“杨运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姜忠友如此评价自己的组长。目前，这个小组的决策方式是“既民主，更集中”：5个人讨论过后，将决策通报给合作社全体成员，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之后，将意见反馈给领导小组，再讨论，最后杨运金一人拍板。

　　韩国有机大白菜的种植就是杨运金拍板敲定的。对于合作社的经营项目，一开始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杨运金和其他领导小组成员在考察市场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节令和种植条件，做出了种植韩国有机大白菜的决定。

　　在杨运金看来：“假如一个事情都要老百姓去投票的话是搞不下去的。集中到最后，就是我们五个人的意见，你可以不赞成，但是一定要给我一个理由，说不出理由，肯定没有力量。要知道，农村这种扯皮的现象非常严重，最后一定要达成一个共识。”

　　对此，陈汉信评价说：“像杨队长这样的领导，在农村工作中是有其特别的价值和作用的。现在，更多的依靠个人，以后组织的力量会大一些。这是目前最有效的决策方式。”

　　当然，合作社的运行管理同样要严格按照既定制度。杨运金介绍，到今年4月，合作社的大门就正式关闭了。曾经有人找到他，表达了加入的意愿，杨运金说，我说的不算，根据规定，要看现在的59户同不同意，这59户占到三组总户数的95%。

　　最终，59户否决了这个人的加入要求。

　　“学学三组”

　　杨运金也会听到一些刺耳的声音：“老杨怎么这么爱出风头？整那么多事！”诸如此类的声音来自于秦家坎其他组的领导。秦家坎村一共有15个组，只有三组在进行合作社实验。

　　“他们有嫉妒的成分在里面。”杨运金嘿嘿一笑。

　　没有加入的那3户也正在向合作社看齐：合作社种什么，他们就种什么。

　　今年6月是首次收获的季节，结果6亩有机大白菜全部开了花，卖不出去了。10亩辣椒则陆续上市，能卖2万多块钱。

　　村民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说市场风险大，不看好，但出发点是好的；有的说起码有人带头搞发展，比没有希望强；更多的是觉得这还是一个好的开始，要继续搞下去。

　　杨运金他们和陈汉信、王玲一起反思：有机大白菜的开花属于技术原因，蔬菜价格都是随行就市，市场销路和种植技术是下一步应该着力解决的。

　　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希望：5月中旬种的5亩生姜长势不错，6月初种的莴笋也长出了绿油油的小苗，到了8月初，生姜和莴笋都可以收获上市，估计会有8万块钱的收入。

　　“必须把收入摆在那里，才能让人信任，老百姓要看到的是实在的利益。”杨运金深谙其中的道理。

　　杨运金说，镇上的领导晓得我们做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项目中期评估，镇长也来过，只不过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进行面对面深入的交流。“我们这边还属于实验过程中，一般来说能够上面重视的，一定要有一些成果。”

　　其他十四个组也在等着看他们下一步的成果。不过，已经有别的组的村民抱怨自己的领导，为什么不学学人家三组？

　　也有的已经拿出了实际行动：三组对面的四组，已经把原来的组长选了下去，重新选出了一个组长，村民的要求就是“学习三组，也那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