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年前，它是皇城四门中的北门；六十多年前，是亟待拆除的交通障碍。今天，它是一片繁华街区的泛指。当重建地安门的讯息传来，历史与现实，再一次撞到了一起。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88岁的盛锡珊老人用力将转椅拉到写字台前，拿起桌上的一本画册，翻到一页，一努嘴。画上是一座清晨中的宫门，红色的墙体，明黄琉璃瓦，一梁一柱精雕细琢。

　　“这就是老地安门的样儿！”老人说。

　　“全靠记忆画的？”

　　“全靠记忆！”

　　老人默默看着画，一瞬间，时光似乎停滞了。

　　旧京繁华地

　　八十年前，从五月初一到七月十五，什刹海的荷花市场一开市，还在上小学的盛锡珊一准儿来，顺道去毗邻的地安门逛上一圈。

　　横亘在他眼前的是一座面阔七间的砖木建筑，中间三道朱红大门。两侧原本是皇城墙，民国初年陆续拆掉了，只剩了一座城门孤零零地杵在路中间。

　　城门开，顺着皇城延伸出来的地安门大街，越过后门桥，可以望见雾霭中的鼓楼，街道两旁，从元朝开始就是一个繁华的后市。

　　据1934年北平市商会编印的《北平市商会会员录》记载，当时地安门至鼓楼一带，正式参加各同业公会的商号共有137家，可谓百业汇集。有句老话，叫“东单西四鼓楼前”，说的是京城最繁华的地界儿，“鼓楼前”就占其中之一。

　　走在这条街上，不出数百米，一切需要都可以满足：吃饭，可以去庆和堂饭庄；渴了，聚盛长干果店兼营酸梅汤；做衣服，乾泰隆、通兴长是两个京城数得着的大布铺；买柴米油盐，去后门桥北路东侧六德亨；洗澡，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澡堂有温、热、暖三池；买药，后门桥南挨着天汇大院，有家大生药房，店主杨伯仁不仅能搞到市面上少见的西药，还为周边的百姓治病。

　　除此之外，书店、理发馆、茶叶庄、杂货店，应有尽有。

　　地安门还有一个传统，古玩店特别多。自打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紫禁城里的一批宝贝流落出来，出了神武门，直接汇聚在地安门一带，由此带动了古董买卖。一些专门制造赝品的高手也汇集于此，其伪造的字画，即为著名的“后门造”。

　　林立的店铺外，往往还挤着一堆支着布伞的小摊，卖什么的都有。据从小住在地安门的张先得老人讲，大街上有一条岔子胡同，平时“根本看不见胡同口”，全被小摊挤满了。

　　15岁那年，盛锡珊也来到地安门北的吴肇祥茶庄门口，支起一个摊子，卖对联。

　　盛锡珊祖上是从山东逃荒到的北京，到了父亲这一辈，进了蒙古王府，给棍布札布王爷赶马车。后来，慈禧老佛爷赏给王爷一辆汽车，这在当时可是绝对的新鲜玩意儿。盛锡珊的父亲起初负责擦洗车辆，时间长了，竟然偷偷学会了开车，给王爷当上了司机，月薪有二十大洋。离开王爷府，盛锡珊父亲的服务对象，又变成了北洋军阀。

　　尽管干的是一份人人艳羡的美差，父亲始终希望儿子认真读书，长大以后开银行，赚大钱。偏巧，盛锡珊打小跟住街坊的一位画家学起了绘画，想考京华美术学院，对此，父亲坚决反对。

　　没钱买画，盛锡珊只得自己赚些外快。逢年过节老百姓要贴春联，识文断字的人又不多，15岁的盛锡珊就学了很多对子，在地安门现写现卖。“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春联。

　　到了正月初一以后，盛锡珊就拿卖对子的钱，到和平门外的厂甸集市，买一幅自己喜欢的画。

　　当时在街上摆摊，没有人来查抄，偶尔碰到巡逻的警察，盛锡珊就欠欠身，喊上一声“叔叔！”，一团和气。到了晚上，盛锡珊收摊回家，洋货铺门口的大喇叭开始放起评戏、大鼓、相声，地安门大街顿时人山人海，全街人一起听。

　　这幅热闹的景象，到建国之后，为之一变。

　　消逝的地安门

　　1949年2月3日，北平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绕到北新桥、鼓楼，往南途经地安门，再向西拐去。张先得当时是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学生，站在北新桥的欢迎队伍中，后背用粉笔写着“解放了”，又唱又蹦。

　　盛锡珊这时候正干着拉三轮的营生。解放军入城后，他的生意大好。

　　“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可我见的共产党干部非常和气，”盛锡珊记得，有一次自己拉一位共产党的干部，“说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我今年二十二。(干部)说你赶紧找工作。”

　　盛锡珊一想，是这么回事。于是他报考了察哈尔省文工团，凭着画画的功底，一试即中。

　　几经辗转，1954年，盛锡珊加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担任舞美设计。从此，一切生活都由组织包了下来。裤子、帽子、衣服全由组织发放。每月领六块钱津贴，一家人也由平安里搬到了东单的剧院宿舍。

　　大生药房店主杨伯仁在马甸开了家诊所，为贫苦百姓服务。数年时间，每天从地安门出发，有时很晚才能赶回来，却乐在其中。

　　谁知，1954年12月，杨伯仁在一次看病归来后，夜间突发脑溢血，再也没有起来。据杨伯仁之子、北京出版社策划总监杨良志回忆，父亲出殡当天，送葬队伍不断被百姓拦住，给逝者祭拜，马车走得很慢很慢。

　　生活改头换面，时代悄然前行。

　　就在这个时候，与杨伯仁作伴几十年的老北京也在谢幕。

　　1952年的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亦称“东西三座门”)，“节日游行阅兵时，军旗过三座门不得不低头，解放军同志特别生气。游行群众眼巴巴盼着到天安门前看看毛主席，但游行队伍有时直到下午还过不了三座门，看不着毛主席。”这是当时给三座门定下的“罪过”。

　　消息传到张先得的耳朵里，他开始隐隐担心起来。“那时候有个说法，将来地安门可能拆。”目睹三座门的遭遇，张先得觉得这个传言可信。

　　“我对地安门感情比较深，”张先得说，“那时候地安门相当新啊，尤其两边耳房台阶，都是很宽的青白石台阶，好多老头夏天在那里睡觉、下棋，那是非常好的地方。”他觉得，拆了太可惜。

　　随即，他背上写生板，带上画笔赶到地安门，花了三个小时画完了一张城门的水彩画，为的是留下一张“遗照”。

　　他的担心，在两年后变为了现实。

　　1954年底，地安门为“便利交通”开始拆除。1955年2月拆完，一个崭新的十字路口出现了。

　　张先得见证了这一幕。那天他骑车回家，路过地安门时，发现“一个人在拆，一个人在凿，一个人骑在螭吻上，一块块凿碎了扔下来”。厚厚的锡板砸到地面上，发出“咣咣”的巨响。

　　反复的路名

　　破旧立新开始加速。根据1953年的一份《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北京的皇宫和城墙表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和维护封建统治、防御农民‘造反’的思想……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的限制和束缚，改造和拆除那些妨碍城市发展的和不适于人民需要的部分”。

　　在这个纲领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1956年，为扩宽街道，景山正门“北上门”被拆除；1957年，永定门以“妨碍交通”、“已成危楼”为由被拆除；1958年，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中，中华门被拆除。和地安门一样，它们都是中轴线上的重要标志。

　　这是张先得四处奔波的一段时期，每当得到小道消息，哪里要被拆了，张先得都要抢先赶到，留下一张写生。若干年下来，他留下了近百幅画作。

　　盛锡珊发现，几乎没有人家再贴春联了，“革命了嘛！”张先得印象中，1956年公私合营后，地安门好多铺子或合并，或消失，聚集在街两侧的小摊几乎一扫而空。杨伯仁的大生药房就在“合营”之列，从此与杨家没了关系。

　　1965年，北京地名进行了一次调整，为便于理解，十字路口以北的原地安门大街改称地安门外大街，与向南延伸至景山的地安门内大街相对。

　　那座宫门，以及它曾承载的喜怒哀乐，与人们渐行渐远。

　　“文革”伊始，地安门外大街再次改了个名，“总路线路”。

　　由于父亲给军阀开过车，盛锡珊被打成“牛鬼蛇神”，下放到后门桥北帽儿胡同的工地，在红卫兵看管下给单位盖房子。偶尔自由活动一下，盛锡珊会去火神庙旁边的荷叶斋饭馆，一进门，先喊一句“毛主席万岁”，再坐下吃饭。

　　从1966年夏天开始，杨伯仁的儿子杨良志在自家院子周围，不断听到挨打的声音，“都是红卫兵抄家。”抄家物资，就堆放在鼓楼一层的仓库里，由“贫下中农”凭票廉价购买。

　　害怕引火上身，杨家紧急清理一切跟“四旧”有关的家当。大开本的《杜工部集》，以及《作家》、《译文》等文学期刊，都被杨良志抱到“总路线路”南侧白米斜街附近的古旧书店，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掉。家里有一些老的红木家具，也不敢摆了，“拿大锯把家具锯了，堆在房檐下，日晒雨淋”。一些父亲原来收购的文玩，如陈宝琛的对联，齐白石的画，也被杨良志剪了，烧一烧，埋在地下。

　　十年浩劫结束，“总路线路”又变回了“地安门外大街”。文玩业的复兴，又成为地安门重生的一个缩影。

　　80年代初，后门桥一带几家古玩店重新开张，成为北京文物商店的收购点之一。这些铺子都没挂字号，店员却还是原来的老人。杨良志记得，周边老乡有货，推着自来水管子焊成的车，车把上、后架上拴着瓶子罐子来卖。那时，一个大青花罐卖到50块，彩罐卖到20块，老乡就高兴极了。

　　后来，鼓楼一楼的仓库，变成了一个古玩市场，杨良志去过几次，淘了清人陈宏谋的《五种遗规》、许梿的《六朝文絜》，都是“太好的书”。

　　这时，“大生药房”的原址已经变成了一家时髦的音像店，卖盒带。店里面“锃亮锃亮的”，放着邓丽君的歌。

　　寻路地安门

　　90年代，地安门日渐恢复过去人声鼎沸的景象，不过，唱主角的已经是众多服装和餐饮小店。1998年，平安大街扩建，地安门原址所在地变成了一个更宽阔的十字路口，中间电线密密麻麻，交汇成一张网，仿佛象征着新时代的繁华。

　　“人说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那座被称为地安门的建筑，在台湾音乐人陈升的《北京一夜》中，化为一个古老的传说。

　　盛锡珊早已退休。从1974年平反后，他在青年艺术剧院继续工作到1988年，住处也搬到帽儿胡同西口——他当年亲手盖起来的宿舍大院。巧合的是，这里距他当年卖对联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隔，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最初。

　　不过，这里已经不是他印象中的地安门。

　　“从前北京非常安静，人和人之间有礼貌，”盛锡珊抬高了调门，“现在乱，乱得邪门！有句俗语，浮肿不是发胖，混乱不是繁荣！”

　　在他看来，今天的地安门除了街面乱，交通乱，人们之间的感情也远不如过去那样亲密。

　　成片拆迁还在继续，盛锡珊再也坐不住了。和张先得一样，从90年代初，盛锡珊拿起熟悉的画笔，凭着记忆画下他心中的老北京，这一口气画了五年，600多张。

　　1994年，盛锡珊画下了地安门。此时，距离这座城门被拆除，已经整整半个世纪。

　　不过，进入新千年，北京市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

　　2004年5月，北京北中轴线整治工作拉开序幕，地外大街的整体风格开始向传统靠拢，地内大街残存的皇城墙也开始修复。建于1973年的地安门商场，由原来的五层削成三层。

　　2005年，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复建。

　　2008年，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改建成商业步行街后重新开街。

　　2011年，北京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表示，“十二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的保护，带动整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另据透露，作为中轴线最北的一道门，地安门将于五年之内重建。

　　当斯人起身，从历史的尘埃中归来，她又能否接续断裂的文化传统，为人们寻回失落已久的一丝温存？

　　“修完了也是新的，老的没了，早拆了！”盛锡珊依旧愤然。

　　杨良志则认为，应该原址复建，这可以保证中轴线的完整性，毕竟，“今天的新建筑就是未来的历史。”

　　不过，时至今日，建筑本身的存废，也许并不重要。

　　杨良志的弟弟杨良川讲了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外甥女，从小在地安门长大，喜欢去吴肇祥茶庄，不买茶叶，只是为了闻味儿。这一闻，今后几十年忘不了。后来，她去了美国，二十年间每次回来，准要到吴肇祥，“就找那个感觉”，可是现在回国，吴肇祥却再也找不到了。

　　如今能找到的，只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春联，“出门捡个金元宝，进门中个大彩票”。

　　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爱着自己脚下土地的人，“人是一个城市的魂。”

　　82岁的张先得老人现在住在北太平庄，上一次去地安门是四五年前，他觉得那里“跟一般的街道没什么区别，有特点的东西没有了”，街上的新店铺，他也没有留意。

　　地安门的重现，能找回些什么？

　　可以确定的是，五年之后，站在崭新的地安门前，多少人的心中，都将百感交集。

　　(见习记者聂若曦对此文亦有贡献。感谢李铁虎先生对本文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