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全球最大反腐NGO与中国的交往路径
南方周末记者 刘俊
一个是有西方背景的全球最大反腐NGO，一个是饱受西方批评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透明国际与中国，这段异国“恋情”之复杂、微妙、艰难便不难想象。而在2009年在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渗透”了将近十年。
如果你在7月12日这一天，拨通中国顶尖反腐学者们的电话，十之八九都会告诉你，他们都到马来西亚开透明国际的亚太年会去了，这个为期四天的大会主题只有一个——“私营领域腐败”。
对于透明国际这个全球最大的民间反腐NGO——它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在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会——中国人并不陌生。每年由它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CPI)只要一出炉，总会在中国引发激烈讨论。
在许多很在乎国际眼光的中国人眼中，它往往令人不舒服——从1995年至今的15次排名中，中国一直在70名左右徘徊，排名不高。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一系列反腐举措——国家惩防体系建设、建筑行业廉政公约、北京奥运反腐、反商业贿赂法、财产申报制度——背后，都有着透明国际力图影响的身影。为了能进入并影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09年中国取得正式身份之前，透明国际已经默默在中国“渗透”了将近十年。
他们的故事，更像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个缩影：一个是有西方背景的全球最大反腐NGO，一个是饱受西方批评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透明国际与中国，这段异国“恋情”之复杂、微妙、艰难便不难想象。他们之间需要逾越的有文化和思维的差异，更有政治上的偏见和鸿沟，哪怕最初的接触也要鼓起十足的勇气。
前传：高层拍板下开始接触
2011年3月，透明国际披露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未来五年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推动“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在反腐方面有更好的表现。在柏林透明国际总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透明国际亚太部高级主任廖燃说，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金砖四国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15%”。
如此重视中国的态度，和十年前却形成鲜明反差。
当时，透明国际内部还几乎一边倒地拒绝和中国来往，“他们说，中国没有人权，没有公民社会，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合作呢？”据廖回忆，即便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非洲同事，也这么看。
长期从西方媒体上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对中国有这样的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2001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8%的增幅。这一年，“中国GDP注水”的“中国崩溃论”开始取代“中国威胁论”频繁见诸西方报端，而整个欧洲依然没有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但作为华人的廖燃不能接受这个观点，由于当时还只是名普通雇员，廖在理事会没有发言权。廖只好在私下里一遍遍地找理事们试图说服：“你们不要忘了透明国际的使命是反腐败，中国有没有腐败呢？连中国自己都说反腐败，透明国际有什么理由歧视人家！为什么不跟中国交往？”
事实上，透明国际内部不是没有跟中国交往的念头，而是想用一个在廖燃至今看来都有点“荒诞”的方式——跟绿色和平等国际NGO学习，将总部设在香港。“他们认为只要在香港建立一个灯塔，就可以照耀中国。”廖说。
不过与之类似，中国政府对透明国际的印象也一直不佳。
尽管在2001年全球清廉指数中，透明国际给了中国3.15分，比1995年提高了将近1分，但这在许多亲历中国反腐进步的纪委系统官员看来，依然难以接受——按照游戏规则，清廉指数满分10分，0分代表最腐败，10分代表最廉洁。
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官网上的公开资料，2006年，时任上海市纪委常委赵增辉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回忆，当时，官员们认为“这一组织不能接触，他们别有用心”，甚至“一度弄得一些中央领导也很恼火，问为什么”。
愤怒的原因只有一个——“多年来，我们在反腐败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在全球清廉指数上始终反映不出来。”上述官员说。
仅仅以2001年为例。是年，中国按照“着力查处一批大案要案”的反腐思路，包括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在内的多名高官落马，而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离任审计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试点。
双方互不信任的局面真正被打破，是在2002年。上述上海官员回忆，“中纪委一位领导认为，这一组织一定要跟他们接触。”
但建立中国分会一事却依然迟迟没有进展，一个最大的障碍是出人意料的台湾问题。
2001年3月，台湾地区开始筹备透明国际台湾分会，2005年正式组建，取名透明国际台湾。“大陆方面却坚持认为，如果想在大陆成立分会，台湾分会必须改名，但当时正值陈水扁掌权时期，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廖说。
“地下党”：一本书打下的互信基础
因为没有正式的身份，透明国际跟中国最初的接触，廖燃形容为“像在做地下党工作”。
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并不是中共最高反腐机关中央纪委或者政府系统的监察部，而是一家隶属于监察部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国监察学会。
这种民间对民间的接触模式，符合中国和世界交往的一贯逻辑，级别的高低倒并不重要。由于跟监察部这层特殊的从属关系，中国监察学会拥有国内顶尖的反腐学者作为理事——这为透明国际日后跟高校来往打下基础，而且可以将情况直接反映给中央高层。
可是，面对一家有着西方背景的NGO，加之又是腐败这么敏感的话题，最初，双方的接触都很小心翼翼。
打开中国政府信任大门的第一把钥匙是一本名叫《国家廉政体系》的书。“如果说清廉指数有时会有点哗众取宠的话，国家廉政体系才是透明国际的灵魂。”廖说。
这个已在许多国家推行并广受好评的反腐理论评估工具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认为，除了强调传统的三权之外，还要加强审计、反腐败机构、公共服务部门、媒体、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等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既然有了公检法制度，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贪污腐败？那肯定是制度不健全。”廖说。
经过两年的翻译，2003年，《国家廉政体系》中文版开印，负责翻译的是透明国际设在中国的联络处——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在廖看来，选择与清华廉政中心合作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它是国内最好的反腐研究机构之一，二是该中心比较容易跟中国监察学会打交道。当这本书送到中国监察学会官员面前时，透明国际的态度相当谦和：“我当时跟他们说，这本书不是针对中国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用的，你要是觉得好可以作为参考。”
或许是巧合，第二年(2004年)中央首次提出建立惩治、预防、教育一体的惩防体系，这也正是透明国际“国家廉政体系”的精神体现。
透明国际在是年出台的《全球反腐年度报告》中，一改过去谨慎的态度，盛赞中国“依靠国际合作来找到外部反腐动力和机制，这是中国反腐斗争的新趋势”。
2006年前后，中国掀起的反商业贿赂浪潮，这一通过翻译书籍向中国建言的模式被再次复制——此前，透明国际给监察部翻译过《反商业贿赂规则》。
但并不是每次提议，中国都做好了接纳的准备。2004年，当透明国际向中国建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时，就吃了闭门羹。
“我们一直认为，反腐不是什么高尖端的东西，只要把它公开透明，腐败就可以减少一半了。”廖说。但中国官员却并不赞同：“中国官员有什么个人财产，大家工资都一样，部长挣多少，处长挣多少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可申报的，我一个人就那么几千。”
廖向对方解释：“不光要公布工资性收入，还有其他的，比如灰色收入或其他财产。”
在财产申报制度一事上的碰壁，并没有影响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观感。相反，2004年的审计风暴中，在听闻一些被曝光存在问题的部门比较抵触后，透明国际马上发了一个新闻公报，“力挺”审计署，“这是中国朝着国家廉政体系建设方向努力迈进的一大步”。
通过肯定一个国家的进步，给他们提供建设性意见，一直是透明国际的宗旨，这也是它跟许多喜欢批评中国的国际NGO的不同之处。
“这个世界骂中国的人已经太多了，你骂他好了，他完全可以不听你的。”廖说，“透明国际靠的不是武器和金钱，完全是嘴皮子，要让人家采取行动，全靠人家听不听你的。”
不过，在中国地方官员眼中，透明国际在清廉指数中长期“低估”中国的表现依然让他们颇为“受伤”。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官网上的公开资料，在一次考察上海政务公开的过程中，面对上海官员对清廉指数公正性的质疑，透明国际主席就不停地向他们解释：“我们这个分数可能是有偏颇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弥补。”
合作：避免被视为异类
不过这种解释看起来并未影响中国在清廉排行榜上的排名，后来中国官员向透明国际提议，能不能请制作指数的专家到中国来看看。
清廉指数由德国帕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兰斯多夫发明并制作，从1995年开始由透明国际负责向全球发布。2004年开始，在中国监察学会的邀请下，兰斯多夫多次访华。除了向中国反腐专家详解清廉指数的制作方法这一常规行程，兰斯多夫还被带到中国各大政务公开场所参观——从公安部、海关总署，到天津的村庄。
廖燃回忆，最令兰斯多夫印象深刻的是在深圳招投标中心的参观，“政府在网上公布工程，不跟承包商见面，避免内线交易，纪委监察局还派人在现场监察。有了这套东西，起码把中间的腐败给堵住了。”
这个经验被写到了《2005年的全球反腐报告》中，中国建筑行业“黑名单制度”亦受到赞扬，旁边还附上了1997年至2005年因腐败落马的交通厅官员。
此前的2003年，建设部开始推行的廉洁公约——包工项目必须签订廉洁责任书——正是清华大学根据透明国际的廉洁公约翻译和修改而成，与此同时，一项公共采购透明化的培训也在清华铺开，参与培训的是包括五大国字号建筑企业，此后培训队伍不断壮大，有北京奥组委的官员，也有国务院三峡办的官员。
早在奥组委成立后不久，作为透明国际在华联络处负责人的清华大学反腐学者任建明，就向奥组委提出“廉洁奥运”的理念，引起奥组委的重视，北京奥组委专门成立监督委员会，开奥运史先河。
透明国际很快从英国请来反腐专家，给奥组委讲解防范要领；任建明则负责带领他的团队，帮奥组委制定员工行为守则。
在奥运结束后不久出炉的2008年全球清廉指数上，中国排名出现了一次大的进步——从2004年的77名跃升至72位，一个重要的原因被认为跟奥运会有关，“奥运建设六七年的过程一直公开透明，这无疑给公众很多信心，这会反映在清廉指数上。”廖说。
与北京奥运的合作不同，透明国际参与三峡反腐却是因为一次小小的插曲。
2006年，透明国际要搞一个全球公共工程的报告，在第一稿时，有专家把三峡列为世界性的腐败工程之一，被廖燃挡了下来：“开玩笑，你们有什么数据来证明？”专家只好放弃。
第二年，廖燃特地跟透明国际建筑专家到三峡考察，并在2008年跟中国三峡总公司的一位老总在巴西的偶遇中火速定下合作计划。这位老总答应，在三峡后期工程中，将采用由透明国际提供的反腐测评工具。
如此爽快，让廖颇感意外：“十年间，中国官员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把我们视为异类。”
“渗透”：给中国官员和青少年上课
中国官员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一个原因是了解透明国际的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代表团到透明国际参观，这些官员甚至到了地方市局一级机构的纪检书记。
另一个是透明国际的人到中国的机会越来越多。从2004年开始，透明国际的高级官员频繁获邀访华之外，廖燃作为大中华区的负责人，还常常获邀给各地监察系统、中国社科院，讲海外反腐形势，讲国家廉政体系如何建立。
立志要做中国廉政特区的杭州纪委是最早跟透明国际打交道的部门之一。杭州纪委系统一位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10年在杭州第三届廉政论坛上，廖燃反对建立廉政公署的讲话令他印象深刻。
廖当时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学习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建立反腐败机构，但这些反贪机构，由于动机不纯，资源投入不足，运作不久就陷入困境，韩国廉政公署就是例子。与其投入资源建立华而不实的机构，不如花大力气改革现有金融、税收监管体系，建设一个良治政府。”
和反对建立廉政公署一样，反对杀贪官亦是廖燃一直向中国官员灌输的理念。他认为“乱世用重典”止不住前腐后继，“不建议用刑法来治理腐败，而是完全民法化，就是赔偿。”
影响中国干部只是透明国际中国分会计划中的第一步，它更想影响的是另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青少年。这个计划中，透明国际也把另一家中国高等学府北大也拉了进来。
2005年，在透明国际的帮助下，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高校廉政社团——北大廉政会。该协会主要负责开发一些有专业针对性的廉政课程，比如在工程学、金融、银行学和医学等方面。透明国际现在的规划是，未来三年，这样的社团将发展到中国40家高校。清华大学廉政中心则负责前期的调研和教育纲要的编写。
鼓励更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反腐中来，这是透明国际未来五年计划的一个重头戏，“只有靠更多的普通人，才能抑制腐败。”透明国际主席胡格特·拉贝勒(Huguette Labelle)说。
在历经多年的“渗透”之后，“合法”的身份终于在2009年9月18日这天来临，透明国际中国分会在清华廉政中心成立，直管它的是北京教育纪检监察工作研究会，秘书处设在清华大学。
事实上，2008年10月，透明国际就已经通过了接纳中国会员的决定。此时，成功当选台湾地区新领导人的马英九，也同意了透明国际的更名请求。随后透明国际台湾，更名为透明国际中华台北。
之所以没有单独成立一个NGO，透明国际的考量听起来深谙中国国情。“如果是NGO，婆婆肯定是民政部，但我们要跟监察部合作，不好做工作。”廖燃说。
此时的中国，反腐的国际化正在突飞猛进。2010年，中国开始主动发布《中国反腐败和廉政白皮书》。2011年2月25日，中国更首次在刑法中增加了海外行贿的立法条款，这意味着海外行贿将受到跟国内犯罪一样的刑事惩罚。
廖燃随即草拟了一份贺信交给透明国际主席，请她给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去。“中国主动把自己的国内法提高到国际标准，印度估计得十五年之后才能做到。”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