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财政”何以支撑大目标
“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亢黄豁汤耀国
重庆2010年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亿元。而包括公租房、户改等计划在内，该市于去年开始推行的“民生十条”，两年多内即需投入资金3000多亿元。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面很宽，路更长。“小财政”何以支撑大目标？
答案是创新。
重庆的相关官员介绍说，首先是创新财政保民生机制。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用于民生，到今年已坚持了四年；市与区县财力分配比例控制在25:75，使区县财政从“保运转”向“保民生”转变。
其次，善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民生十条”新增的3000多亿元投入，其中600多亿元由财政直接出资，其余部分是各种渠道融资，并带动社会资金投入。
以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为例，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统筹各级财政资金等形式直接投入22.5亿元，带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投入达100亿元，仅其中的每年1亿元的贴息资金，即可撬动20余亿元金融资本投入。
再如公租房建设，政府性投入约200亿元，市场融资500亿元。500亿元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公积金贷款、企业债券、社保基金和商业保险公司保费融资等。虽然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贷款，但投用后，可以用租金来支付融资利息，基本保证现金流平衡。
不得不提的是重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支撑作用。通过广为人知的“渝富模式”和“八大投”，西部山城重庆的国资力量已在全国占得重要地位。2005年，重庆国企在全国率先实现“财政断奶”，2010年，重庆国企资产达到1.25万亿元，成为全国第四个跨进万亿国资的省市。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介绍，最近四五年，重庆国企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使重庆财政变成了“三个‘口袋’”。
他解释说，第一个‘口袋’是预算内的财政，主要用于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第二个“口袋”是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主要用于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个“口袋”就是国资预算，“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地用在民生上。”
他举例道，近几年，只有重庆这个“穷地方”的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为什么？如果地方政府只有预算内、预算外两个“口袋”，往往可能克扣公共服务的支出而用到基础设施上面。如果国资收益不补进去，民生这块就要少花了。
近几年，重庆国资经营收益支撑了平均每年400多亿元的公益设施、基础设施投资。
在西部12省市中，重庆是唯一一个仍然按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的；全国多数城市购房契税是1%～3%，重庆的购房契税一直维持在1%。黄奇帆说，国资预算大大增强了政府蕴财于企、藏富于民的底气。
从长远看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其财力支撑不是简单靠“财技”腾挪就可完成的。学者们发现，重庆民生投入保障机制的创新，得益于所有制优势的有力保障。无论是刚性的民生预算支出，还是以财政投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抑或是国资收益的强力支撑，在保证民生，促进共富的过程中，公有制的制度力量，有责任而且有可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谈到，宪法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只有牢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他说，“如果不讲所有制，就不可能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与所有制不能脱钩，否则，共同富裕就是‘乌托邦’”。
向“共富”目标的进发最终要靠改革、靠开放、靠发展。积极的信号是，内陆开放高地正在崛起当中，外来投资涌动这座山城。今年6月18日，重庆两江新区成立一周年之际，这个内陆唯一的国家级开放新区已成功签约招商项目301个，合同投资总额近1600亿元，意向投资额近4500亿元。今年一季度，新区GDP同比增长20.1%，工业总产值达525.1亿元，作为新来者，大部分经济指标增速超过深圳、浦东。
任何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想法、思路、做法无疑都是不可取的；把共富与先富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都是僵化、片面的。经济的发展与活跃，需要投资者对稳定预期的确认。重庆方面特别强调，共同富裕决不是“劫富济贫”，决不是“限制富裕”。在一份有关共同富裕的文件中，重庆明确提出，“公民合法财产不容侵犯，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物权，充分保护个人合法财产，有效保护广大群众投资创富的积极性。”
对于富裕、相对富裕、正在走向富裕的阶层，重庆不仅保护其合法财产，还在努力创新和提供着越来越多的理财途径，让财富充分涌动，包括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金融市场、保险市场等。重庆已建成了农村土地交易所、农畜产品交易所、药品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转让中心、航运交易所、金融交易所等7大交易所，其中多项为全国首创。
黄奇帆告诉记者，目前，重庆金融机构资本回报率长期保持在2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随着重庆加快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更多的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会在这里面世。”□
专家学者山城论“富”
6月24日至25日，国内多位知名专家学者汇聚山城，研讨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思路。以下为部分观点摘编：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收入分配改革已成“牛鼻子工程”
应对分配不公要处理好八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重新认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第二，“公平”与“效率”之间没有绝对主从的关系。第三，不仅要把“共同富裕”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中的规范性价值目标，同时还必须把它看作新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具性目标。第四，“分配”的调整不仅需要经济制度的改革，同时也需要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对分配不公进行系统治理。第五，必须充分认识到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和谐、结构调整、社会转型等诸多改革的“牛鼻子工程”。第六，“共同富裕”并不是“均富”，而是要从劳资和谐、利润共享、代际平衡、公共服务均等化、行业进入公平化和自由化、规范和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来构建“先富带动后富”的长效机制。第七，高度重视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发展，及时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第八，收入分配改革不仅要反对“效率至上主义”、“发展至上主义”，也要反对“公平至上主义”和“平均主义”，树立科学的社会建设观和可持续的民生工程观。
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万宝瑞：从“最不发达的地方”发力
重庆工作扭转了“四个倾向”：第一，采取建设公租房、调控房地产价格保持较低房价、改革户籍制度三大措施，扭转了社会上注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忽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的倾向。第二，通过“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举措，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真正融为一体，扭转了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倾向。第三，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中强调户户增收，并作为最鲜明的特点，扭转了注重平均数、忽视平均数掩盖之下的不均衡的倾向。第四，从“最不发达的地方”发力，根据本地实际，走出了一条贫困山区共同致富的路子，扭转了重视资金投入、忽视体制机制创新的倾向，其基本经验对全国很有普遍意义：一是创新金融服务；二是推进农户联合与合作；三是发展产加销一体化。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未来地区差距将趋同
未来中国的地区差距将不断趋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市场机制，人们用脚投票推动。从人口流动来看，即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达2.6亿人，比2000年增加1.1亿人，增长达81.03%。二是政府战略推动。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政策，加大转移支付，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到2020年，中国将走向富裕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更多在一次分配上下功夫
对西方缩小收入差距的做法可借鉴，但不能照搬：西方国家主要靠二次分配，降低了基尼系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能要更多地在一次分配上下功夫，要在民营经济上去做文章，不强调其私有性质，要强调其社会主义特色，要加强工会的作用，增加和保障职工代表的权利。即使在私营企业里面，职代会也应该建立起来，使得普通工人的劳动所得进一步提高。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重视差距背后的公平性问题
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往往我们过分地关注差距的扩大，而没有考虑到这种差距背后的公平性问题。实际上老百姓反感的并不完全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感的是收入分配不公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所以，政策的着重点应该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很重要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过去我们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实际上都是公共投入严重不足，是对农村的歧视，对农民的的剥夺，这需要重点加以解决。可以用收入分配满意度来替代基尼系数的指标，这个指标比一些具体的差距指标可能更有意义一些。□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