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并不复杂的民居大院布局图。但在过去20多年里，数学家江泽涵的夫人画过，沈从文的儿子画过，闻一多的侄子画过，诗人冯至父女更是一起画过。

　　图里画的是北平(1949年后重新更名为北京)中老胡同32号。在1946年到1952年期间，它是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先后住过30多户，其中包括北京大学训导长和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院长，以及哲学、西方语言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

　　许多名字曾与这座大院相联：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诗人冯至，哲学家贺麟，中国代数拓扑学的开拓者江泽涵，闻一多胞弟、翻译家闻家驷，费孝通之兄、法学教授费青，曾任宋庆龄秘书的政治学教授吴之椿，还有北大举足轻重的教授周炳琳——他们在今日的声望各不相同，有一些极为寂寥，但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声名卓著的人物。

　　最初画这幅图时，沈从文刚刚离世，贺麟、江泽涵、闻家驷以及翻译家陈占元、化学家孙承谔、数学家庄圻泰、教育家陈友松等人则已进入或即将进入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这些老人及其后辈，希望凭借这幅图来追忆40多年前，在景山公园东侧和沙滩红楼西边这个大院里的那段时光。

　　那是“对一个时代的纪念”。

　　这幅布局图，他们曾用铅笔画过，也曾用墨水笔画过。而今年6月，当这幅图以油墨的形式印在一本名为《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书里时，当年住在这个院子里的教授们，已全部离开人世。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

　　6月15日上午，走进中老胡同时，68岁的陈莹已经找不到那个熟悉的大院。只有隔着高墙、叶子随风婆娑掠过她头顶的那株大槐树，让陈莹确信自己站在当年曾站过的位置。

　　陈莹是北大西语系教授陈占元的女儿。在这棵大槐树下，她当年曾和冯至的女儿冯姚平、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以及植物学家张景钺之子张企明等一起玩游戏，一起“迎接解放”，一起“追求进步”。

　　6月15日下午，这4个当年的“小伙伴”在陈莹家重聚。而6天之前，当年中老胡同32号内的20多个玩伴在北京大学相聚，参加新书发布的座谈会。其中，最大的江丕权已年过八旬，最小的费平成和王汝烨则生于1949年。

　　他们最遗憾的是，父辈中的最后一位、被誉为“北大经济法学泰斗”的芮沐教授，在今年3月20日以103岁高龄去世——没能看到布局图印行于世。

　　1947年冬，芮沐的妻子周佩仪携子从美国回国，芮沐去天津塘沽迎接。当时国共双方战端已启，为躲避从铁路两旁射进的流弹，从塘沽到北平，他们一直趴在车厢里的地板上。所幸，一家人安全到达中老胡同32号院内12号。

　　如今，在72岁的张企明看来，芮伯伯和院里的其他伯伯之所以冒着如此大的危险回到北平，是因为这群出生于外敌入侵或军阀混战时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一心想通过做好学问，为国家培养人才来改变国家的劲儿”。

　　“为了这个，一个比一个玩儿命，抗战期间特别明显。”在陈莹家中，张企明说道。他父亲张景钺当时是北大植物学系主任。

　　他们回忆，父辈们很看重自己的学问和人品。1937年，北大南迁时，这群人“都以到昆明做学问为荣，以到陪都重庆攀高官为耻”。因此，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复员时，这些教授没有选择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是毅然决定回北平。

　　复员后，因校舍不敷使用，北大向北平当局提出，拨借、收购民房或敌伪房产，解决校舍宿舍问题。其中有“景山东街中老胡同门牌32号房屋一所”，是一座门口有几级台阶、两旁守着一对小石狮的大院，从1943年起被日军霸占。

　　沈从文、朱光潜、闻家驷等北大教工陆续迁入这个红漆大门的院子，院子里的那种“劲儿”便开始牵动着历史的神经。

　　当年第一位被那种“劲儿”吸引来的重要客人，当属北平新任市长何思源。1946年秋，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被蒋介石解除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担任市长。何乘飞机到北平当晚，就携夫人到中老胡同32号内10号，看望老友周炳琳。周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是社会贤达。1946年初，周恩来夫妇举行欢迎叶挺将军出狱的宴会，曾邀请周炳琳夫妇作陪。

　　周炳琳刚入住中老胡同不久。送走何思源，他需要处理一件棘手的事。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和校长胡适前往南京参加“国大”。周炳琳拒绝参加，并且想劝阻胡适。为此，他和胡校长“吵得面红耳赤”。当年11月9日，周炳琳致函胡适称：“此时赴会，是否为贤者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在院内21号的闻家驷家，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等人经常出入。王汉斌还从香港给这位进步教授带回一个苏联造的小闹钟作为礼物。

　　“在这个北大进步教授云集的大宅院，他们参与了很多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活动。”费青之子费平成回忆道。

　　“父辈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等，是那段时期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一个缩影。”这是这群伙伴们达成的共识。

　　在74岁的沈虎雏看来，“画布局图是因为大家都有‘中老胡同情结’，因为自‘文革’后，无论是父辈还是我们这群孩子，对中老胡同32号的生活都很怀念。”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一个院子

　　在中老胡同里，一位带着红袖章的白发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好奇地看着陈莹。陈莹告诉她，自己60年前曾在这里居住。

　　“是吗？！”老太太将信将疑。陈莹拿出新书，向对方展示他们所画的布局图。老太太摇了摇头说，自己在这里住了30年了，从来没听说有过这么一个院子，院子里住的居然还是些有名的北大教授。

　　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末陈莹他们刚开始画图时，记忆中的院落、房屋、假山和道路已被拆除，只剩下院中的那棵大槐树。

　　他们只好去档案馆里找北大校史。在校史里，有关中老胡同的记载不多。其中之一是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在1946年7月向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立下的一纸“房产家具借用书”，借到这座“计面积2000平方尺，内有房107间，建筑完整”的大院。

　　从历史的河底“打捞”出这个院子，这些伙伴们前后用了20多年的时间，力求“真实全面”。

　　当年入住中老胡同32号时，他们大都还是孩子，印象最深的不是院子的布局，而是有关这座院子的传说——“32号院曾是清末光绪朝瑾妃、珍妃娘家的宅院”。孩子们都知道，这院子“来头不小”。

　　传说在2008年得到印证。77岁的彭鸿远参加中学同学聚会时，偶遇珍妃的侄孙女唐小曼。彭鸿远是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之女，当时住32号院内7号。唐小曼则和珍妃的其他后人一起，在这个大院一直住到1943年，亲眼见到大院被日军霸占。

　　冯至的女儿冯姚平记得，当年在院内种菜时，自己总是把地挖得特别深，希望能挖出点不寻常的物件来。

　　同时在院里种菜的，还有贺麟的女儿贺美英。她回忆，在院内2号的家门口有一小块土地，“春天全家开垦”，“种老玉米、茄子、西红柿和丝瓜等”。曾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之椿，在北大“年高德劭，治学以渊博深刻有名”，但在32号院里，总是穿蓝布或灰布大褂，在小花园里侍弄花草。

　　这些细小的事情都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回忆出来的。2005年，闻家驷之子闻立树提议，除了画布局图，大家还应该为这座院子写一些回忆文字，并要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来写。

　　对闻立树来说，这应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如今站在中老胡同，听到的只是头顶的槐树叶随风摆动的声音，但在当年，在住进中老胡同后不久的1948年春夏之交，除了这声音，闻立树听到的是与胡同几百米之隔的北大民主广场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而在住进中老胡同前不久的1946年7月15日，他听到的是伯父闻一多遇难的消息。

　　后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包围北大红楼校本部，企图闯入校内搜捕进步学生。教授们不再有时间和心情种菜浇花，晚上常常会用手电筒照照对面的房顶，看有没有特务隐藏其上。

　　时任北大代理训导长的贺麟原本不赞成学生游行示威，但当国民党镇压学生时，他愤怒了。他多次从中老胡同出发去找傅作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并到监狱看望学生。贺美英回忆，时任教育部长写信给北大要求开除进步学生，校长胡适将信转到贺麟这里后，多次被他压下；学校里特务学生报告来的“黑名单”，也被贺麟锁在抽屉里置之不理。

　　同院的芮沐则不顾特务恐吓，为学生代写诉状、出庭辩护，并趁天黑出城，与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等人共商营救之策，还参与联名签署《北大教授罢教宣言》。

　　解放军围城期间，教授们在32号院内挖了几条防空壕。“那时候各家门窗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型的纸条，这样既可以透进些光亮，也可以防炮击时震碎玻璃。只有教育学系陈友松伯伯家的玻璃上，糊的不是米字，而是‘风雨同舟’四个大字的剪纸。”沈虎雏回忆道。

　　像这些正气凛然的故事，似乎是闻立树想要记录的。但是直到2008年，3年过去了，他手中的布局图，经过不断补充和修正后，已经定稿，收到的回忆文字却十分有限。

　　“闻大哥当时定的调子太严肃，把我们吓住了，好多人都不敢下笔。”冯姚平说。大家商量后，决定把回忆的内容放宽，“只要是真实的，都可以写”，写出来的内容，要坚持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原则”。这一下子打开了很多人记忆的闸门。

　　90岁的北大西语系老教师张祥保身在美国，听说要写中老胡同的事，她特地跟儿子王汝烨讲述了好几次。

　　“我只是把妈妈讲的事情写了下来。她跟我讲院里的阿姨们怎么帮她带孩子这样的小事，还讲解放军围城、知识分子去留、知识分子改造等事情。”在座谈会上王汝烨回忆说。为了参加座谈会，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说这话时，他母亲捐赠给北大的胡适当年使用过的桌子，正在北大校史馆展览。

　　胡校长走了，胡校长的儿子来了

　　王汝烨的父亲王珉源当时是北大西语系教授。1948年，王珉源与张祥保结婚时，证婚人是校长胡适和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遗孀毛彦文。婚礼后，新婚夫妇离开中老胡同32号内5号的家，到毛彦文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度过了他们的蜜月。

　　短短几个月后，怀孕的张祥保到协和医院做产前检查。大夫林巧稚告诉她：“你们北大的胡校长走了。”

　　后来，张祥保得知，不仅胡校长，另一位证婚人毛彦文也走了，从此永别大陆。

　　毛彦文的双清别墅迎来了新主人毛泽东。这里成为他进入中南海之前的住地。

　　中老胡同32号也迎来了一位新住户。胡校长走后，他的儿子胡思杜就搬出了东厂胡同的校长府邸，住进院内19号。

　　胡适夫人江冬秀是江泽涵的堂姐，国民党派飞机接胡适走时，胡适问江泽涵次子江丕桓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年轻人告诉堂姑父：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我们不走。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在争取知识分子，父辈们面临着走还是不走的问题。”冯姚平回忆说。

　　如今，狭窄简陋的中老胡同里，只有老人在闲坐或慢走，已经很难想见当年的紧张气氛。而在63年前的中老胡同里，收音机里播放着《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流行歌曲，院里的孩子们“歌照唱、冰照滑”，大人们却多半愁眉不展。

　　冯至语气很重地用德语跟贺麟说：“现在是一个最后决定的关头，亲人的决定不同也要闹翻。”有学生来拜访，故意把书“忘”在贺麟家里。贺麟打开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跟封皮上的书名全无关系。

　　江泽涵和冯至等人也有类似遭遇。小孩子觉得这事很好玩，长辈则很忧虑。贺麟赞成唯心论，而共产党赞成唯物论，他很担心后者是否容他。不过，很快地下党就通过他身边的人传来话，“希望贺先生不要到南京去”，“贺先生对青年人的态度是好的”。

　　留下来积极营救和保护学生的贺麟，在1948年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时，收到学生们送给他的一面锦旗，上书“我们的保姆”。

　　贺麟一直珍藏着这面锦旗，但这面旗子和这段历史后来给他招来大祸。“文革”中他不仅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还被扣上“特务”帽子，遭到关押和毒打。

　　就在贺麟收到锦旗的这个冬天，一发炮弹打到了中老胡同附近的新开胡同。院里的教授和孩子们，对围城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半年之前，穿灰布军装的傅作义曾乘吉普车到中老胡同32号，想拜访周炳琳。但周不在家，傅只好离去。

　　围城期间，傅作义没有再来，但派士兵给院内教授送来面粉。冯姚平记得，“父亲很恼火，不肯出去接”。

　　不仅如此，冯至还在家里写下散文《决断》，发表在同院的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极力劝告同仁好友们：是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住在院内4号的化学系教授孙承谔，12岁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24岁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到北大当教授。当时他正好结束一个研究项目，从美国回国。飞机在上海降落后，好友劝他接来家眷，一起去台湾大学教书。孙承谔一口回绝。分别时，他们彼此笑着说：“等10年以后，咱们再看谁做得对。”

　　“他们那时候其实也不大了解共产党，只是都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失去民心，毫无希望，是到了该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沈虎雏这样解释父辈们在60多年前的选择。

　　南京政府的机票送到中老胡同后，全部被弃之一边。院里的周炳琳，更是与何思源等人一起力促北平和平解放，并作为代表赴香山与叶剑英晤谈。

　　那些在半年前不愿接受傅作义的面粉的教授们，在1949年1月，决定接受傅作义的邀请，欣然前往中南海共商迎接北平解放大计。

　　解放军入城后，王珉源和32号院内其他一些教授陆续收到林彪、罗荣桓、叶剑英等人联名发来的请帖，邀他们去和新政府的官员见面吃饭。

　　这年9月，张祥保的叔祖张元济应邀从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张元济当时住在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在他的房间里，前来拜访的张祥保夫妇曾碰见周恩来，还曾听陈云讲长征时路过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头领歃血为盟的故事。张元济还应毛泽东之邀，一起游览天坛，毛泽东问起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觐见光绪皇帝的旧事。

　　“我觉得把这些记忆讲述出来，可以告诉人们，提到北京四合院，除了老舍笔下所描述的那种状态，院里的人们还有另一种生活状态。”王汝烨在座谈会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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