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凤孝用小推车挡住过往的车辆，收取过路费

覃福贵和他用来拦路收钱的自行车

提起2005年7月收费站服务区的强制开工，村民们就很气恼

选择逃费的车辆，大多数是没有购买年票的柳江籍车，或是外地车

　　在广西柳江县柳邕收费站西侧的一条土路上，覃家兄妹推着自行车和小推车，拦截过往车辆，搞了个“山寨”收费站。那些没有购买年票的外籍车辆，只需丢下1元左右的过路费，就可以从这里绕行逃费。2005年收费站征地时遗留下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妥善解决，覃家兄妹希望以这种方式引起政府的重视。

　　记者◎丘濂   摄影◎黄宇

　　两个“山寨”收费点

　　“发财，发财！”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与尘土中，农村妇女覃凤孝推着小车，横在路中央，对着面前的货车司机喊叫。司机探出头，指着后方5米开外一个用自行车拦路的中年男人，不耐烦地叫道：“不是刚给过了么？”“两家人啦，各收各的！”覃凤孝说。见司机还有些犹豫，她又伸手截住旁边一个光脚乱跑的孩子说：“扔点钱给娃仔买冰棍吃了！”司机要把1元钱递给她，覃凤孝示意他丢在地上即可。货车绝尘而去，覃凤孝捡起钱放在小推车里。此时大概中午12点的光景，覃凤孝让孩子过来推车，自己坐在屋前吃午饭。小推车里，几乎全是5角或1元的钞票。本刊记者数了下，大概有50元左右。这是从早上7点开始，一个上午的收获。

　　覃凤孝收费的道路是广西柳江县柳邕收费站西侧一条土路。收费站在322国道上。除了左右各两条南北向的收费车道和一条备用车道外，收费站双向最外侧还应各有一条供超宽车走的车道。这条土路本来就计划建成往南方向去的超宽车道。“没办法，现在大车过来了我们的收费员都要出来引导它走马路对面逆向的超宽车道。”收费站副站长朱友旗告诉本刊记者。

　　这样持续性的“山寨”收费始于今年清明节。那也是覃凤孝描述的收钱最多的一段时期。“每天有三四百块，两个方向的车连成串，扔下的钱我们都来不及捡，有的就被吹走了。”覃凤孝说。在经历了所在的成团镇派出所以及柳江县“三乱”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劝诫、有了24小时的拘留经历后，覃凤孝和亲戚们依然在这里收钱。一个黑洞洞的摄像头对着他们。“我们要留下视频证据。”朱友旗说。但覃凤孝毫不畏惧，面对来往车辆，表现得十分泼辣。她的3个孩子就在收费亭的护栏上攀爬玩耍。乍看上去，是“山寨”收费站与正规收费站的和谐共存景象。

　　覃凤孝一口咬定不认识旁边那个也在收费的中年男人。问了许久，她才承认那其实是她的堂弟覃福贵。“本来关系都很好的，晚上会在一起吃饭。”覃凤孝说，“现在可不行了。你看从他那里先经过的车，要是丢下5块钱，到我这里绝对只肯丢下1元钱。可他不会想到把那5块钱分一半给我。从我这里先过的车就不愿意给我5块钱，他们觉得我一个女人好打发，男的拦路得要给张面值大的才放行。”覃福贵推着的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个箩筐。里面同样不是5角的就是1元的钞票，总数额也和覃凤孝小推车里的所得相似。“十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收费，推一个小车。有一次我明明看见白天有人扔了张10元钱，晚上那张钱却不见了。问我堂姐她就说不知道，没看见。我们干脆分开收。现在倒好，我收一次，她收一次，人家扔的钱全部都是5毛、1块的，连5块钱的票都再也看不见了。”覃福贵说。

　　“我们哪里是在收钱？”覃福贵反复纠正本刊记者的用词，“那些往来车辆为了逃费，都过来走这条土路。屋里的灰尘太大了，我们就拿车在外面挡一挡不让他们过。他们非要过，扔下一两块钱，于是我们就只好把车搬走放行了。”覃富贵带本刊记者走进离土路3米开外的房子。屋里空空荡荡，只摆了一个电视机和几把塑料椅。“土那么大，我们房间里什么都不敢放。”覃福贵顺手在墙上贴的松鹤图上划了一下，指尖立刻变得乌黑。“过去那些货车把这里压出半米的深沟，我们自己出去也不方便啊。4月份我们搞来些石子，填在路上，花了两三千块钱。这钱谁还给我们？还不是靠好心人扔个一块两块的？”在是否构成“收费”的问题上，覃凤孝和覃富贵的态度很一致：“我们都是让他们把钱扔在路上，从来不拿手接钱。捡钱算得上收费么？”覃凤孝说。正是这点让朱友旗相当苦恼。“上级部门过来取证，又说这种行为构不上设卡乱收费。他们说，就好比乞丐去捡人家施舍的钱，能叫违法么？这简直让人无所适从。上次这几个农民被带走拘留，我们收费站一天就多了三四千元的收入。”朱友旗告诉记者。

　　不过覃福贵所说的也站不住脚。从4月份至今，“捡钱”的收入早就超过3000元了，修路的成本已经收回。覃福贵和覃凤孝本来都有各自的工作，一个在石灰厂上班，一个和丈夫一起做批发狗肉的生意，现在两人都在这里全职“捡钱”。而朱友旗也让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土路上立过金属桩。“车子过不去，自然也就减少灰尘污染。可是第二天我们发现，桩都被拔走了，底下的圆槽里，填满了玻璃碴，还浇了水泥，以后也打不了桩。”朱友旗说。

　　柳邕收费站在2006年正式投入使用。从那时到今年清明之前，朱友旗也见过有农民在那里收费。

　　“但都不是我们家人，是有村民过来冒充我们收的。人教人，我们也就学会这个了。”覃凤孝的丈夫韦烈卷告诉本刊记者，“清明前，收费站换了一个新站长，我们找他继续反映问题。他说他是新上任的，以前的事情也不清楚。我们一下很绝望。那么我们就和你对着干，让你收入减少，你们还能不管我们么？”韦烈卷所说的问题，来自2005年收费站兴建时的征地行为。

　　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担任柳江县国土局征地中心主任的杨旭升告诉本刊记者，收费站选址在现在的位置，还是三思之后，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的结果。本来计划建在往北400米，涉及征用20多户成团镇渡村村民的土地，包括水田和鱼塘两种土地类别。其中就有覃福贵、他的二哥覃珠贵、大哥覃杜贵还有他们父母所承包耕种的水田。“水田的奖励款已经发下去了，他们家报了4个户头，一共得了1200元，这时还没有到支付征地补偿的时候。可是有鱼塘的那家人不同意得到相同数额的奖励款，我们就僵在那里了。后来换址，也是考虑到水田是农民的养命田，还是征用土质条件较差的旱地，从保护土地资源的角度讲更为合适。”杨旭升说。

　　柳江县领导建议收费站建设的投资单位、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公司(简称城投公司)，将收费站南移。南移之后的位置，国道东侧的280亩土地已经在2003年得到自治区政府的批文用来开发工业园，并在当年与多数农户签好了征地补偿协议。这样东侧的土地就可以直接平整，用来作为收费站的服务区，在里面建办公楼和宿舍楼。需要补征的就是国道西侧的土地。国道虽然只是双向两车道的宽窄，但在收费站的位置要拓宽成8条车道。西侧需要征用的土地就包括了属于覃凤孝和韦烈卷家的1亩多旱地，还有一片7分多的旱地，杨旭升并不知道归属，后来才知道，也是覃福贵、覃珠贵和覃杜贵三兄弟在耕作。

　　杨旭升记得，最早的征地阻力就来自覃福贵三兄弟。“他们说在得到了水田征用的奖励款后，一想到田地马上就要被施工推平，便停止了施肥，这样当年的产量就有所下降。他们要我们赔偿这个损失，才能再征用旱地。”不过之后，杨旭升说他就调到国土局的政策法规股工作，没有再参与西侧征地的事务。覃珠贵对本刊记者说：“后来不同意，主要还是嫌补偿太低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奖金几项加在一起，每亩旱地才1.9万元。”覃福贵对青苗补偿尤其不满，他说，他不同于哥哥只种了玉米和黄豆，他在自己的两分地上种的是经济价值较高的果树，“我2.3元一株买来的温州柑的果苗，他们只肯赔我1元钱一株”。

　　覃福贵三兄弟一直到收费站建成都没有签下协议。“2005年收费站西侧施工的时候，我的两个哥哥因为出来阻拦，被带走拘留了15天，那天我正好在远处的地里干活，没参与。等他们出来，整个收费站基本都盖好了。”覃福贵说。2006年，覃珠贵和覃杜贵两人最终签字，拿走了征地补偿款。覃珠贵告诉本刊记者：“本来我的一家、大哥覃杜贵的一家还有我们父母都是住在村里的一间老宅里。我们的娃仔越长越大，就决定分户出来，另外申请宅基地。我们想在收费站旁边的旱地上建房。规划局和国土局的意思是，如果之前的征地协议不签字，建房所需要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证就不给发，所以我们不得不签字。”杨旭升则向本刊记者解释，他们不可能用这样的方法来限制农民的宅基地申请。“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一般情况下，规划局是不允许他们把房子建在那里的，因为那个位置离未来的工业园太近，将来要是工业发展起来，国道需要拓宽，又会涉及拆迁。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地被征走，政府才会相应地考虑给予特殊照顾，批准他们在那里建房。另外，农民得到征地补偿，很容易马上花光，当地又盛行买六合彩。如果不让农民把钱马上用在建房上，将来自己居住，或是出租，有个生计的保障，这些钱也无法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覃家三兄弟里，至今未签字的只有覃福贵一人。实际上，覃福贵应该被征用的土地是0.274亩，已经有0.192亩在2005年保护性施工过程中，被强制建成收费车道和备用车道的一部分。覃福贵拦车收费的位置就在那剩余的0.082亩土地上。也是由于覃福贵一直对赔偿不满，这块土地迟迟未能建成超宽车道。覃珠贵和覃杜贵已经于2008年在国道旁的旱地上分别起了一栋两层和一栋三层的小楼。现在覃福贵也考虑签字，好得到批准挨在旁边建新房。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他最看重的已经不是土地补偿，而是将来批下来的土地使用证。“他们只能给我集体土地使用证，可是我堂姐那边的房子全部都是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证就意味着我不能去银行来抵押贷款，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至于覃凤孝一家，当初不同意签协议就不仅是嫌征地补偿低那样简单。收费站未建前，覃凤孝和韦烈卷除了耕种家门口的1亩多旱地外，还在国道旁摆了个粥摊。“那时粥卖1块钱1碗，一天收入就能有200块，我们还雇了3个小工，每月能付得起他们500元的工资。”覃凤孝说，“收费站建起来，车都不能停留，我们还怎样摆摊卖粥？结果他们只赔了我们1000多块钱粥摊的损失。”在收费站西侧开工那天，覃凤孝夫妇出来阻工，也被带走，因为家里孩子没人管，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我们眼看着收费站建起来，结果那个西边的飘檐，怎么设计得好像大刀，就朝我们家劈来。”覃凤孝夫妇于是又不断扰乱施工进程，使收费站西侧的顶板始终没有铺上，西侧的超宽车道也未完工。自2006年开始，覃凤孝一家通过收费站站长，向城投公司要求“挂红费”，也就是风水被破坏而应支付的补偿，并从最早的5000元，涨到了现在的4万元。覃凤孝说：“当年不给我们钱，现在当然不是这个价了。粥摊摆不成，我和老公去做狗肉生意，结果是一年比一年难做。我哥在2008年出了车祸，现在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只能过来帮我收钱。他原来力气大得都可以打老虎，这全是头上两把刀闹的！”

　　2005年国土局对收费站西侧的位置进行征地时，那里只有覃凤孝一家居住的两间平房。按她所说，因为在2003年家里同意将2亩土地出让用做工业园建设，自己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弟弟都得到了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证单独在国道旁建房。从覃凤孝及其亲属的办证时间，也许可以解释为何他们当时可以得到国有土地使用证。杨旭升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柳江县政府专门出文，规范宅基地的报批。此前，土地性质从集体转为国有，是可以通过补交土地出让金完成的。”现在，覃家兄妹已经在收费站西侧起了一排房子。覃凤孝一家的赔偿要求于是随着房屋的增加又多了一项：租金补偿。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不是收费站在这里阻挡了顾客，这些房子的一层都能租出去的。

　　覃凤孝一家最终于2010年签下了征地补偿协议。“反正地都被强占去了，为什么不把钱领回来？”韦烈卷说。从征地红线图上可以看出，他们现在收费的位置也在红线内，他们坚持不懈努力争取的是“挂红费”和房屋租金。对于这0.351亩应建成超宽车道的土地，他们实际已经领过补偿款了。

　　征地困境

　　“只有土地问题才是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谈的问题，也是真正能给政府带来压力的问题。”柳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吴永造对本刊记者说。从2006年至今，吴永造一直负责协调各方，争取妥善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山寨”收费站的实质和突破口，就在于覃福贵和那份未签字的补偿协议。“农民把所有问题都捆绑纠缠在一起。事实上，涉及土地征收未完成工作的只有覃福贵一人，其他已经签协议的人，都没有充足的理由去阻挡我们封闭、硬化那条道路来做超宽车道。收费站的飘檐我们可以请人来做优化设计，至于影响房屋出租的想法，我们会继续帮助他们建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观念。”吴永造说，解决方案并不方便透露，因为这是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一种方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给覃福贵的补偿价格不会提高，每亩仍是1.9万元”。

　　如果补偿价格抬高，那将会触及当地的另一块伤疤，也就是2003年工业园的项目征地。按柳江县政府设想，工业园建设在成团镇渡村岭排屯一带，沿322国道两侧。园区则会重点引进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和机械加工企业，成为一个汽配工业园。园区规划用地总面积是3800亩，而前期建设中国道东侧的280亩土地和西侧的140亩土地已经得到了自治区政府的批复。杨旭升介绍说，在东侧土地上，40多户农民都支持征地，只有13户不同意签字。“一类农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签字，因为一次性的补偿不管有多少，都不如一块世代都可以耕种的土地有保障。还有一类就是嫌每亩1.9万元的补偿太低。”这13户农民的地散落分布在280亩的土地上。作为县一级的项目，这个地块县里财政垫资了1800万元，却一直无法对它开发利用。

　　与工业园不同，柳邕收费站是柳州市当时的重点建设项目。“征地工作由柳江县国土局来完成，因此县里很有压力，收费站晚一天竣工就意味着市里的路桥建设资金晚一天回笼。”国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在城投公司决定利用东侧土地的一部分来建造收费站服务区时，杨旭升也曾担心过可能面临的阻力，但终究觉得问题不大。“毕竟只有13户人不同意，能出来闹事的青壮年我估计也就30多个。”2005年7月6日上午，东侧动工平整土地。柳江县政府已经做了保护性施工的准备，既派出了防暴队，也有医生和护士。之后发生的事情则有两个叙述版本。杨旭升告诉本刊记者：“当场并未发生多大冲突，这些村民直接去柳江市政府门前告状去了。”而提供当天现场照片的村民则告诉本刊，至少有4人被打伤，还有那些即将收获的葡萄、柿子和桃子，全部成了“泥酱”。在东侧的土地上，本刊记者看到，服务区之外村民未同意征收的土地，也都被破坏。“他们很刻意，专门针对我们不签字的村民。这里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层就很薄，‘肥泥’全部被推到另一边。”一位村民说。渡村岭排屯的村民接着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上访，南宁和北京都去了。“他们去天安门广场发那种印着我名字的传单，红的、绿的、粉的，起码有几百公斤吧。”杨旭升自嘲道。他认为，铲车毁坏一些农作物是无法避免的，“否则车子怎么开进去？”

　　在这之后，收费站的服务区虽然建成，但是工业园的开发仍然一直处于搁置状态。这一是由于一些农民还在积极要求赔偿2005年7月6日那天农作物被毁的损失，二是随着时间推移，13户农民愈发难以接受2003年每亩土地的补偿标准，所以覃福贵需要按照1.9万元每亩的补偿价格来签字就显得非常重要。“不然工业园项目中涉及的农户也都会来要求提高补偿了。”吴永造对本刊记者说，“1.9万元中最主要的土地补偿是按照被征土地的3年平均产值乘以补偿倍数计算而得的。补偿倍数的确定又和土地的区位有关。”吴永造并不否认其中不公平的成分，“柳州市的柳南区和我们柳江县交界。一个柳江县农民的地，即使和一个柳南区农民的地靠得很近，补偿价格也不一样，能差5万～6万元。柳江县内，距离较近的两个区域，征地补偿相差几千到1万元也是有可能的。但即使现在正在进行的湘桂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在柳江县内因征地支付农民的补偿也只是每亩3.6万元。”

　　“说到底，一次给老百姓十万八万又能怎样？农民通常缺乏理财能力，他们只会把钱花光，却不懂用钱来挣更多的钱。”吴永造感叹。在柳江县，被征走土地的农民并不能因此获得长久的保障。吴永造介绍说，对于征地后人均土地低于0.3亩的农民，政府会提供两方面的帮助，但其实效果相当有限，“一是承担农民养老保险费用的30%，二是在征地项目中拿出10%的土地供农民发展第三产业。问题是，养老保险农民还要自己负担70%，年轻人都觉得不值得；而在离镇子较远的农村，农民又看不到发展三产的前景”。

　　本刊记者了解到，岭排工业园的征地牵涉渡村的三个生产队，分别是岭排生产队、中渡一队和中渡二队。其中，中渡一队的矛盾最小，农户的同意率也最高。杨旭升评价一队的处理方式非常“共产主义”。一队队长覃瑞恒告诉记者，征地补偿是由队里领取，然后平均发放给队员；土地减少后，队里也会重新统计土地数量，在队员间进行调整，尽量让每户承包的土地相等。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一队仍有足够存量的土地来做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