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9岁的陈寅恪再次面对镜头已无惊惶之色，这几年他已习惯了照相。这是陈宝箴与孙子及重孙的合影。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封可、陈衡恪、陈隆恪都在镜头里，坐在最中间的陈宝箴神色平静而落寞。拍摄地点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后，陈宝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陈三立出生于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时，他与弟弟陈三畏就读于陈宝箴创办的四觉草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

　　陈三立的书法，深受乡贤黄庭坚影响，质朴古拙。然而，彼时殿试流行馆阁体，他的书法风格并不合潮流。他回乡苦练了三年书法之后，才于光绪十五年(1889)成为进士。

　　中进士后，陈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时他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张之洞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构想。受此吸引，陈三立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任事。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陈府名士荟萃嘉宾云集，陈三立则成为名士中的名士。宾主时常聚集在他的书房中，“相与剖析世界形势，抨击腐朽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

　　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

　　“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在于家国情怀，骨子里还是有士的观念、风范、价值取向。晚清以来，士有清流、浊流之分，陈家兼具清流和浊流的优点，一方面崇尚气节，另一方面又懂得务实。借用陈寅恪的话说，这个家族始终有一种‘预流’的意识，要积极参与，又不是为了跟别人盲目竞争，他们是把民族国家的忧患跟自身的路径选择结合在一起。”张求会告诉本刊记者。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47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自称“散原”。

　　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标新立异，对诗歌的发展进行了探索与实践。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游学日欧美

　　1904年，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留下一张合影。此照摄于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辫子，留着短发。陈隆恪曾在照片后题诗一首：“负笈东瀛鼎足随，偶留色相果何为。沧桑变灭寻常事，识取观河皱面谁？”

　　儿子远去东瀛，陈三立曾亲自到上海吴淞口送行。当年谭嗣同在给别人写信时说，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经济实力，还要有眼光和风险意识，这有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所以说陈寅恪这一辈能出国深造，跟家族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张求会说。

　　留洋求学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陈寅恪身体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脚气病。1906年寒假返家后，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渡。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同班同学中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竺可桢。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

　　1918年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陈寅恪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3年12门课程全A，获得博士学位，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陈寅恪此次由美国转学德国，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两人连续同窗7年。他们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名望。陈寅恪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学生交往较多。傅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对表哥陈寅恪了解极深。多年后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归南渡

　　陈丹青曾画过一幅油画《国学研究院》——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吴宓，呈“人”字形站立在清华校园里。这是一幅仅存在于油画中的合影。画中陈寅恪的形象来自于他与史语所同仁摄于北海静心斋前的照片。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与几位单身男教师住在工字厅，其中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生。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与唐筼由一幅字而结识，投入爱河，1928年成婚。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乙未割台有关。女儿的名字中亦呈现出陈寅恪的家国观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开往青岛的济南号邮轮，在甲板上玩耍的陈流求与陈小彭留下了合影。陈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游，而是躲避已经烧至北平的战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正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

　　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在陈寅恪女儿的记忆中，俞大纯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陈三立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陈三立开始几天听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后来发现这是为了哄他，便不肯进食服药。陈流求曾目睹家人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最后又原样端了出来。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做手术。这类眼科手术在当时难度极大，陈寅恪与唐筼考虑之后觉得，若做手术，右眼视力虽有恢复希望，但需长时间疗养。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1946年，在南京萨家湾俞大维家的草地上，陈寅恪与亲人们留下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张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对着镜头，除了陈寅恪——此时他已看不见镜头在哪里了。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平静的生活总是短暂。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飞机已经降落在北平南苑军用机场，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向家人表示不愿离开北平，许多同学都在校园迎接解放，况且考上清华不易，这么一走，恐怕很难再回来。

　　唐筼劝说女儿：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你妹妹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你不和我们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陈流求本来执意不走，经母亲反复劝说，感觉到家中的实际困难，自己有责任为父母分忧，于是决定一起登机。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陈寅恪与家人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此地永诀，心绪难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

　　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

　　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

　　岭南一九四九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16日，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达珠江口黄埔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派人来港口迎接，然后转电船，溯江至岭南大学码头。

　　陈序经懂得陈寅恪的重要价值。在陈寅恪到达岭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岭南校报》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后一支国民党军队在撤出广州前，炸毁了连接广州城南北的海珠桥。一个小时之后，共产党的军队进入广州。

　　陈寅恪该何去何从？他当时作何打算？几十年来，这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文革”期间，陈寅恪迫于压力曾写过《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余英时曾撰文说：“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2010年，张求会经朋友帮忙，从“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语所名义为陈寅恪一家向台湾警务处申请办理入境的电报底稿。电报写着：“查本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陈寅恪先生自广州携眷来台工作，兹附上申请书四纸，敬请惠发入境证是荷。”张求会认为，这是陈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

　　陈寅恪最终留在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广州，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至此，教会学校岭南大学成为历史。新中山大学的校址所在地为原岭南大学的校址。这一年冬天，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刘节。

　　也是在1952年，全国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 “思想改造运动”。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长文，批判自己在辅仁大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以后要跟上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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