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急” 地方“淡定”

　　高尔夫霸气外露

　　联合发出“特急”通知的11部委中，与高尔夫最相关的两个中央部委是国家发改委和国土资源部，但他们先后在本刊致函后表示与此事并无密切关联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武 | 北京报道

　　自2004年以来，国务院和中央各部委至少下发了10道禁令，仍然阻止不住高尔夫球场从2004年的170家增加到近600家。

　　2011年4月11日，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联合签发“特急”的《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措辞严厉，并要求“各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抽调专门人员成立工作组⋯⋯清理整治工作完成后，各地方政府要将本地区所有球场名单及违规球场清理整治情况进行汇总，并于2011年6月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但根据《望东方周刊》记者对各部委和北京、河北、海南、湖南、湖北、浙江等地方政府的跟踪调查，没有任何消息显示，“6月底报送”的任务得以完成。

　　与近期中央部委拒绝按照国务院规定时间公布“三公消费”、各地违规收费站迟迟没有按照中央规定清理一样，中央关于清理高尔夫的通知再次遭遇了“软抵抗”。

　　在《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22期《高尔夫五年封禁的规矩与现实》报道中，业内人士就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一个球场不是经过审批的，区别是市、县还是镇批准的，如果说违规，首先是地方政府违规。”

　　高尔夫霸气外露的背后，到底纠结了哪些具体利益？

　　追问“6月底”大限

　　“奇特的是，中国高尔夫的提速期恰恰又与政策禁止期高度啮合，真可谓之‘野蛮生长’。” 在知悉11部委联合下发“特急通知”之后，高尔夫球行业资深人士吴若成写道。

　　这份新通知就是《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发改社会[2011]741号)，由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于2011年4月11日联合签发。

　　据《南方周末》报道，“5月份开始，这份“特急 发改社会(2011)741”号文陆续逐级下发到各个省、市，并开始自查工作。”《新京报》也从“权威渠道处获悉”这份文件“加急”。

　　近期，本刊曾先后致函北京、河北、海南、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级地方政府发改委。截至7月20日，北京、海南、湖北仍未给予最终回复，此外，安徽省发改委则模糊不清，联络未果。

　　本刊也曾致函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但是与上述通知“特急”不同的是，联合发文的11部委中这两个最相关的中央部委均先后表示与此事并无密切关联。

　　国土资源部新闻部门7月12日迅即给予本刊记者电话回复：这件事是由发改委系统牵头的，建议你去跟他们联系。自7月12日至7月18日，本刊记者多次与国家发改委负责新闻联络的政策研究室联系，7月18日得到政策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的回复称：根据相关司局讨论致函认为这件事情由国家发改委发布信息不太合适，且暂不宜接受采访。

　　至于各地“是否按要求将‘球场名单及违规球场清理整治情况’报送国家发改委”的问题，国家发改委也避而不谈。

　　按照“发改社会(2011)741”号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须将本地区所有球场名单及违规球场清理整治情况进行汇总，“并于2011年6月底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然而，《望东方周刊》致函的几个省份中，河北省发改委明确回复：“统计工作还没有完成”。海南省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黄启镇表示：“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完⋯⋯相关处室的同志正在基层市县调查。”

　　湖南省发改委新闻信息中心主任李日成的回复则称：“我们这里的信息现在还不适宜发布”、“我省高尔夫球场清理没有值得您关注的新闻发布。”

　　浙江省发改委负责新闻发布的社会发展处处长张金强在电话中语气焦躁地表示“领导没有授权我发布相关信息”后，挂断电话。

　　中央政府11部委“特急”的事情，为何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却如此淡定？“6月底”到底要不要执行？

　　地方主管部门故意“放水”

　　至少在过去的7年中，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对高尔夫球项目一直默默支持。现有的报道信息已经可以证明，一些违建项目正是地方政府故意“放水”才得以通过，并野蛮生长至今。

　　200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国办发〔2004〕1号)，对各地新建高尔夫球场项目下了“禁令”。当时，全国高尔夫球场约170座，然而该“禁令”出台七年来，全国高尔夫球场数已猛增三四百家。

　　关于我国究竟有多少高尔夫球场，虽然近年来中央相关部门曾几次摸底，但是一直未见官方数据。据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11年5月，全国共有高尔夫球场600座左右，但全国正规审批通过的高尔夫球场只有10家左右。

　　这与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小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的595家较为吻合，“595家”也是近年来鲜见的官方渠道数据。

　　业内较具权威的《朝向白皮书》2010年度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营业中的高尔夫设施总数为395家，共8814个球洞，折合约490个18洞高尔夫球场；2010年度新开高尔夫设施52家，折合60个18洞球场，达到我国历年新开球场数新高；2010年度国内球场设施以13.5%的速度增长(2009年为9.6%)。

　　这一增速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球场数可以得到印证。2004年，北京大约20多座高尔夫球场，如今已有60多座。行业内甚至在前两年就有一个传言：在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一个半小时车程内，18洞球场已经超过100家。此传言也有另外一种解读，即北京市高尔夫球场是70多家，加上河北、天津等地以北京为主要目标市场的球场，接近100家。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庄户村旁一处高尔夫项目，曾历经国土部门三次调查，两次中央部委高层批示。2009年，该项目被国土资源部列为重点督办项目，成果仅保留了一年即“死灰复燃”，不得已，高层再次批示查办。

　　以北京市此项目为例，高尔夫球场项目的野蛮生长可见一斑。

　　在2010年国土资源部通报的8起案件中，有4起都涉及违建高尔夫球场，其中地方政府违规占半，这些违规项目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李建勤就曾表示，“2010年，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严重。”

　　对于“暂停令”一搁七年，结果既不“暂”也没“停”，业内也唏嘘不已。正因为如此，业内对于一些项目“违规”之说也颇有微词。吴若成即公开表示，“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之乱、建造之乱，实际都始于政府。”“就是在近几年，还是有球场获得地方工商部门授予的高尔夫球场的经营许可，这些球场能说是‘非法’的吗？如果是，那也只能说是工商部门‘非法给予’了高尔夫球场‘非法经营许可’。如果说2004年以后建造的球场都是非法的，那么，税务部门又凭什么向这些‘非法经营’的球场收税？这项税收合不合法？或是‘非法税收’？”

　　10道禁令与后门

　　“禁令”并非只此孤本。

　　在高尔夫球项目野蛮增长的这七年中，除了2004年1月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的上述“禁令”之外，至今不完全统计我国针对高尔夫球场项目先后下达近10道禁令。

　　唯一例外的是2009年底中央在给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政策中略微宽松，要求“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不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有效保护森林和生态环境、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并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的前提下，科学规划，总量控制，合理布局，规范发展高尔夫旅游。”

　　此口一开，业内纷纷认为2010年是国家“宏观政策发生积极变化的一年”。

　　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的有利于高尔夫行业发展的政策也使得高尔夫球场投资者群情激奋。比如实行了十年之久的高尔夫20%的营业税税率的下调。湖南省、广东省、江苏省先后在2009年下半年通知，下调高尔夫球场营业税征收税率至10%。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近日在分析违规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时公开指出，这是“一些地方曲解国家政策，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有表述是“规范发展高尔夫旅游”，因此，“有的地方认为，现在可以建了。实际上，国务院通知很明确，发展高尔夫前提是‘规范’，就是相关规范政策出台前，现在一律不准批。”

　　这些年稍有利好，高尔夫球场建设就开始灿烂。李建勤认为，“高尔夫运动项目重返奥运赛场，也刺激了地方建设高尔夫球场的冲动。”除此之外，“规范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政策措施缺位，一些地方存在侥幸心理，希望‘先上车后买票’。”

　　此次中央11部委“特急”通知第三部分“清理整治要求”中有一小段表述又被解读为是中央部门留了一个口子、一个“补救措施”。该表述为：对违法违规行为已完全纠正、整治措施全部落实到位的高尔夫球场，可由发展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林业等部门为其重新办理相关手续，并从新从高缴纳相关规费。

　　有观点将此表述解读为，大多数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的高尔夫球场，只要肯出银子便可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

　　对此，本刊在致国家发改委的采访函中提及此疑问，但未获相关答复。

　　偷换概念

　　归结近年来媒体曝光的案例可以发现，大部分未经审批的高尔夫球场通常用偷换概念的形式，以体育公园、生态园、休闲园、绿化项目、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建设。比如海南省拟以筹集自然保护基金的名义在自然保护区内划定“实验区”建设高尔夫球场。北京曙光村就以“以绿养绿”的名义，在防灾教育公园里开发高尔夫练习场。

　　在建设过程中对农田、林地的侵占，相关执法部门则视而不见。近期，安徽巢湖和县官员就因违规支持高尔夫球场建设被处罚。《人民日报》则曝光了安徽一家位于肥西县国家4A级景区内，肥西县政府相关部门则将一宗地分三次申报，“巧妙”躲过国务院。

　　河北省沧州市2010年被曝光的一处高尔夫俱乐部占用土地5000亩，却没有审批手续。河北省鹿泉市众诚俱乐部以“生态观光园”之名，廉价违规“租地”千余亩，“偷建”高尔夫球场。扬州东高泄洪道擅建高尔夫球场，该项目获批的仅是湿地生态旅游和体育项目，而非高尔夫球场。

　　球洞与GDP“高度相关”

　　我国近年来的高尔夫球场野蛮增长，使得高尔夫球运动越发畸形。

　　在国内无论是学者还是企业主，大凡与高尔夫产业链沾边的人都会想尽办法挑选美、欧、日、韩等国家的高尔夫球场数、高尔夫球核心人口占比等指标来与国内对比，以此大力倡导发展高尔夫球，却罔顾与高尔夫球场相关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行业理论研究匮乏等诸多指标。一些业内人士更是将大众舆论对违建高尔夫项目的曝光归结为“贫富问题”。

　　中国国内高尔夫球核心人口中，将高尔夫球运动真正视为运动的人，并不一定占多数。大多数业主开发商将项目包装成亦富亦贵的专属区域，凸显其附属设施的投资价值。

　　业界常见的说法是：如果没有配建别墅等高端房地产项目，中国的高尔夫球场至少七成亏损，甚至超过九成。中国高尔夫协会秘书长崔志强曾透露，“全国真正能靠球场经营赚钱的不超过10家”。

　　对于高尔夫地产项目，常见并被业界津津乐道的有：深圳观澜湖的“百亿地产神话”；华彬庄园以200万美元非产权别墅及3000万美元领袖官邸的成绩“开创中国高尔夫及地产领域之贵”；浙江千岛湖高尔夫球场被高尔夫业内人士广泛地称为“失败的高尔夫，成功的高尔夫地产”。

　　《朝向白皮书》2009年版即有数据表明：云南、海南、辽宁、河北、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浙江等主要地区高尔夫球场与房地产关联度最低近70%，最高达到90%。

　　高尔夫球项目重新进入奥运项目之后，国内产业界就开始欢呼“高尔夫地产将迎来黄金10年”。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欧美高尔夫别墅的平均升值幅度是其他别墅项目的6倍，在中国，高尔夫别墅比其他别墅的价值至少高出20%~30%。

　　同房地产行业一样，二、三线城市也逐渐成为高尔夫快速发展的区域。《朝向白皮书》2010年版数据表明，2010年在建球场中有71.1%分布在二、三线城市。

　　一些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高尔夫项目野蛮上马，还在于认定招商引资时“没有高尔夫，招不来金凤凰”。

　　“中国内地省市的GDP和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与当地高尔夫球洞数高度相关”的论点则与“招商论”遥相呼应，传达着一个意念：高尔夫球项目越多，当地利用外资情况越乐观，经济越发达。

　　高尔夫与夜总会的“和谐相处”

　　高尔夫球项目在国内出现的各种颠覆还表现在一些项目“设计之怪异、荒谬，建造之草率，都堪称绝品”。开发商在圈来的大块土地上建设“高、大、全”的高尔夫球场，几乎个个球场对外都声称具备“锦标赛级”。

　　关于草坪维护，“白皮书”中以中美两国对比的形式出现，中国球场维护草坪面积比美国大43%。2003年香港富通公司的调研数据就已经指出，我国高尔夫球场项目“高、大、全”：我国高档次俱乐部(按标准18洞投资超7000万元)比例占到58%左右；27洞及以上的俱乐部达到了47%左右，实际占地2000亩及以上的俱乐部超过一半；酒店、会所、练习场和其他娱乐设施等一应俱全。这一组数据也多次为学者引用。

　　另一方面，高尔夫在国内出现的各种“变种”也与标榜为高雅、绅士生活的高尔夫球运动缺乏默契。

　　比如有业界人士曾撰文描述过一个与“国际惯例”不符的特有景象：一个个新的高尔夫球包往往最先落地于一个个老总办公室的显眼位置，主人是那些不常打球甚至是压根没打过一次球的公司老板。在东莞，很多老板白天刚在高尔夫球场过完四小时二十分钟的“绅士生活”，紧接着就成群结队地钻进了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之中，成为中国特有的高尔夫景观，让人感觉到“高尚”和“庸俗”是如此和谐紧密地相处。

　　很显然，和上面提到的在办公室显摆球包一样，现阶段中国富人们对高尔夫的需求肯定不只是像很多国家那样单纯为了健康、运动、绅士生活那么简单。

　　而胡润统计的数据指出，中国百万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9岁，比全球水平低了14岁，在他们热衷的活动中高尔夫最受欢迎，但是中国百万富翁打高尔夫球的平均差点是26，他们正在交钱学习怎样才能使平均差点降到24。

　　吴若成曾撰文表示，“环境责任、社会责任、行业责任、专业责任，中国高尔夫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行业的价值观，中国高尔夫人任重道远。”“我们需要清楚中国高尔夫目前这种野蛮生长带给行业的潜在危险和后遗症，更需要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从业者健康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