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电的最大好处在于成本低廉，在中国，核电格外赚钱的原因却在于，中国的核电价格高于煤电价格，因为核电企业沿用军工产品的定价机制，即“成本+一定利润率”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报道

　　距离“3.11”大地震已经过去4个月，日本仍未走出福岛核灾的阴影。放射性物质仍然通过空气、水、土壤威胁着民众的健康。残局难以收拾，“反核”游行多次爆发。

　　迫于压力，日本首相菅直人于2011年7月13日首次提出“建立不依赖核电的社会目标”，“弃核”之意非常明显。

　　日本并不是第一个意欲弃核的国家。在福岛核灾爆发后不久，德国、瑞士就提出要放弃核电，意大利民众也坚决对核电说不。

　　然而，包括美国、法国、英国、印度、韩国在内的更多国家仍选择发展核电，中国也在其中之列。

　　“不能因噎废食。”谈到对核电的态度，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郁祖盛对《望东方周刊》表示。他同时也是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近日接受《紫光阁》采访时则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核电的发展“心急如焚”，“我们的核电占整个装机容量不到2%，而世界平均是16%，差距比较大。”

　　目前，美国有104个反应堆，装机占比16%~17%。张国宝说：“从国土面积来讲我们和美国差不多，但从人口来讲，我们比美国人口多得多，所以我讲有朝一日，中国有104个反应堆，一点都不用奇怪。”

　　弃核疑云

　　日本要弃核？

　　菅直人此言一出口，立即招致一片反对声，其中包括自己的幕僚。

　　7月14日，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等人一再表明“这只是菅直人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国家的战略。

　　“政府内部已同意逐步减少对核能的依赖，不过是否要减为零，还需要经过认真的讨论。”日本国家战略大臣玄叶光一郎(民主党政调会长)公开表示。

　　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已表明辞职意向的菅直人此举或是“缓兵之计”，欲为自己挽回民意。

　　在此之前，日本已对自己的能源发展计划进行了重新研究检讨。5月10日，菅直人曾宣布中止日本政府以前制定的能源发展计划。此计划内容是：到2030年，日本的原子能发电的比例要占到整个国家电力的50%。

　　尽管距离这一目标还有距离，但目前日本54个核电站机组的发电总量也已经占到国家电力的30%，在各国中属于较高水平，两倍于16%的世界平均水平，对于核电的依赖度很高。

　　日本也曾考虑过要全面停运核电站，然而一旦如此，仅2011年火电燃料费将增加2.4万亿日元，2012年燃料费将增加3万亿日元。而这部分费用还是需要靠增加国民负担来获取。对于弃核来说，这是非常现实的阻碍。

　　弃核也将影响日本核电的出口计划。目前，巴西、印度、南非、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与日本就核能合作协定进行谈判。一旦弃核，除了影响日本的信誉之外，这5个国家更可能投向日本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韩国。   

　　日本防卫大学名誉教授佐藤昌盛针对菅直人撰文指出，日本若放弃核能发展，将会使日本沦为“二流国家”。

　　“3.11大地震没有给中、美、俄、朝四个核国家近10年来执行的核政策带来任何变化。” 佐藤昌盛认为，这会让日本在与这几个邻国的核电竞争中丧失优势。

　　世界上绝大多数有核国家都表示不会弃核，诸如伊朗这样的国家还正欲跻身这一队列。

　　而对于已经宣布弃核的德国，郁祖盛则认为，由于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德国国内已经因反核声一片而暂时搁置了对核电的发展，因此作出这一决定并不稀奇。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则表示，日本大地震对核电设施造成破坏，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包括核电在内的和平利用核能项目。各国需要稳定的能源供给，需要应对气候变化，而在这方面，核电提供的机会远远大于它带来的风险。

　　中国速度

　　中国的核电发展速度一度被形容为“大跃进”。

　　“现在我们批了32个反应堆，已经开工建设的是28个，全世界有50多个反应堆在建，我们占了40%以上，从开工建设的数量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张国宝说。

　　“控制核电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说法，我偶尔也能听得到。不乏有人担心安全能不能保证。装备制造能不能跟得上。是不是太快了。”张国宝表示。

　　但他认为，中国的核电发展仍然非常迫切。“我们的核电占整个装机容量不到2%，而世界平均是16%，差距比较大。法国有58个反应堆，占比80%以上。日本国土面积小得多，有54个反应堆，韩国起步比我们晚，人口和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都已有21个反应堆在运转。美国有104个反应堆，装机占比16%~17%。”

　　“有朝一日，中国有104个反应堆，一点都不用奇怪。”张国宝强调说。

　　这一说法，足以让以万亿元计的中国核电产业松一口气。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新一代核电技术上赛跑。以韩国为例， 2009年底，韩国APR1400核电技术中标阿联酋的核电项目，实现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出口。

　　“韩国和我们的研发起步于同一时代，现在他们的APR1400都已经走出国门了，而我们的CAP140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还在研发中。这个设备的成套转让费用是500亿美元，你说中国得卖出多少双鞋子才能赚这么多钱？”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曾对《望东方周刊》表示。

　　“关键是国家战略和决心。我国之所以核电发展还不如韩国就是犹豫不定，政策多变。”张国宝指出。

　　目前，由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引进、消化、吸收的美国西屋公司的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世界首批项目正在中国紧张建设。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在AP1000的基础上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CAP1400及CAP1700，届时中国也可实现核电技术的出口，获取数以亿美元计的利润。

　　“仅仅是引进AP1000技术，国家就需为此投入数以千亿的资金，再加上各地在建的核电站还处于投入期，只有大亚湾已经盈利，中国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放弃核电。”一位核电专家对本刊记者表示。

　　“印钞机”的吸引力

　　在中国，核电是国家力推的大项目，具有彻底改变一个城市经济形态的能力，也被地方政府作为吸金噱头。不少地方政府将核电项目作为“书记一号工程”。

　　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吉林、甘肃、河南、河北、重庆、辽宁等地都有核电项目处于酝酿之中，其中绝大多数都选址在内陆地区，有的省份甚至有五六个之多。

　　核电站在中国被称为“印钞机”。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月底，拥有大亚湾及岭澳核电站的中广核集团总资产约2025亿元，净资产约627亿元，净资产是集团成立初期32.4亿元的19倍。

　　“大亚湾核电站每天的发电收入超过1000万元，核电行业的利润率约为40%。现在各省市、各集团都在争相抢建核电项目，除了电力紧缺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核电挣钱。”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电的最大好处在于成本低廉。在德国宣布弃核后，法国工业部长贝松曾表示，使用核能发电让法国的电费得以维持在比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便宜约40%的水平。“例如德国家庭的电费，就比我们高出一倍。”

　　然而在中国，核电格外赚钱的原因却在于，中国的核电价格是高于煤电价格的。“全世界核电成本及价格都比煤电低或持平，只有我国核电成本及价格比煤电高。”原能源部部长黄毅诚于2008年撰文指出。

　　黄毅诚同时指出，造成核电高价的原因是由于历史原因，核电企业沿用军工产品的定价机制，即“成本+一定利润率”。

　　“国家收购核电没有统一价格，而是根据每座电站的发电成本来定的，这给其高价预留了很大空间。当然，随着核电大发展，定价机制也应该会做出变革，否则便不适应整个电力市场。”一位资深核电专家分析说。

　　但是，对于一些内陆省份来说，核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是改善地区电力结构，缓解电力紧张。

　　“湖南、湖北和江西这三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没什么煤炭资源，所以冬天会出现局部性的电荒，夏天问题不大，因为它水能资源比较多，到了冬天水电少很多，煤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又送不过来。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同意建核电站。”张国宝说。

　　安全第一

　　在2007年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中，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为4000万千瓦，而在全国各地兴起的核电建设热情的催化下，这一数字原本要被改写为8600万千瓦，但正在此时，中国的核电狂奔却被突如其来的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灾打断了。

　　2011年3月1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充分认识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决定暂停新上核电项目。

　　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立即组织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等四项决定。其中，在对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一条中提出的标准是“确保绝对安全”；而在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一条中，提出的是要用“最先进的标准”进行安全评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立即停止建设。

　　2011年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钱智民在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称，目前对已建核电站的安全检查已经结束，下一步是对在建核电站进行检查。在安全检查和安全规划没有完成之前，暂停新项目的审批。

　　据了解，现有的核电二、三代技术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体现在预防事故的安全保护措施方面的升级。在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之后，美国和欧洲先后出台了“先进轻水堆用户要求”文件和“欧洲用户对轻水堆核电站的要求”文件，国际上通常把满足这两份文件之一的核电机组称为第三代核电机组。

　　法国的EPR是在二代的基础上增加和强化专设安全系统，简单地说，把原来2套备用安全电源增加至4套。而AP1000所采用的“非能动”安全系统则不需专设动力交流电源驱动，减少了应急安全电源等设备和部件。

　　“我们认为三代技术更符合国际上最先进的标准。”郁祖盛对记者表示。

　　升级压力

　　除了安全审查之外，中国的核监管体系也面临着升级压力。国际上核电比较发达的国家通常一台机组有监管人员35人左右，美国104台机组有监管人员近4000人，法国和日本各有50多台机组，监管人员分别有2000多人。而中国核监管方面的人力则不足。

　　2010年2月，国家已批复扩大核安全监管系统的编制。环保部核安全司核电二处处长郝晓峰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现在核电上的规模比较大，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环境保护部核安全设备监管技术中心)已经从10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现场监督站也从10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

　　2010年7月，周士荣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表示，到2012年，要把监管队伍从300人增加到1000人。

　　然而，张国宝对中国核电的发展速度并无担忧。“美国的核电什么时候建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是7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美国同时在建的核电站有40座，我们现在在建的核电站才28座，还没有达到美国最高峰时的状况。”

　　但他同时也强调，“我们是非常谨慎的，先放到沿海，这个大家争议比较少，至于说内陆地区该不该建？什么时候建？我们一直在做规划和详细论证。现在确实出现了许多省争上核电的情况，各企业也在争厂址，我是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核电对安全有更加严格的特殊要求，这次日本福岛核事故使我们头脑清醒一些是好事。现在日本福岛出了核事故我们就更加谨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