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小企业，无疑又面临着自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的、普遍的、严重的经营困局。

　　从本刊主管单位浙江省社科院的调研情况，以及本刊记者深入温台等地区的调查来看，前段时间传闻的“倒闭潮”一说，实际上并不成立。但是，浙江本地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微型企业，确实日子不好过。据本刊记者调查，温州有近20%的中小企业处于半停工或者停工状态，制鞋等个别行业的小企业停工状态更为普遍。

　　当下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局，其产生的背景主要是2010年以来“三上三下”共计六个方面的经济环境因素。

　　其中“三上”，一指人民币汇率上行，二指CPI上行，通胀形势严峻，三指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包括原材料、土地、能源、劳动力等多种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三下”则表现为，一是投资增长率下滑，二是信贷投放增量下降，三是节能减排压力趋紧。

　　从希望中小企业更好发展的旁观者来看，意识到“三上山下”的存在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应对“三上三下”。

　　比如说，近年来CPI高企出现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必然会传导到信贷投放量的下降，而信贷投放量的下降，对于贷款依存度较高的中、小、微型企业来说，就会出现资金链紧张的难题。调查显示，“2011年以来，温州70%的中小民营企业缺钱，即便是高息诱惑下走民间借贷渠道，也难借到钱”。但是，以上两方面不利因素毕竟是短期的影响。对于企业来讲，撑得住就撑，撑不住兼并重组，实现良性扩张也不失为良策。当然，政府应通过“引导帮助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完善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平台，重点培育小额贷款公司，探索民间融资阳光化道路”等多种方式，真正形成与民营经济大省相匹配的有特色的金融环境，这应该也是努力的方向。

　　再比如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下滑也非常值得关注，但总体上，当前国内对三次产业整体的投资率仍然是上升的。这说明了目前的经济增长，正由过去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恰恰体现了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质量的提升。

　　还比如说，人民币升值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影响较大，削弱了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的升值也意味着浙江企业海外投资成本的下降，而且，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亦有类似情况。因此，目前汇率因素对企业成本上升的影响整体还是比较小的。

　　对当前浙江民营企业成本上升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原材料成本及相关生产要素导致的经营成本的上升。调查显示，在浙江台州，原材料成本因素占到了总成本飙升部分的69.4%。原材料加上土地、能源、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才真正地构成了当前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必须认识到的是，这还是一个长期性存在的因素，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应是解读当前中小民企困局原因的最大的意义所在。

　　我们的调查表明，当前也有浙江部分企业认为“三上三下”对企业的影响不大。究其原因，一部分是通过技术改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还有一些通过产品升级进而合理提高价格转嫁企业成本，第三是采取多元化的经营分散企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成本上涨压力下倒逼的这几项措施，也正是浙江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解。

　　诚然，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非常困难，但是“转型升级”无疑是浙江企业走出“三上三下”阴影，并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而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除了政府必不可少的政策支撑与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外，最主要的，是企业家要有坚定的意志与明确有效的转型升级手段。

　　近一个时期以来，浙商，尤其是温商群体表现的一种浮躁之风引起外界的担忧。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说，他最为担心浙江民营企业家脱离实业去做其他，去炒房炒股，去买卖珠宝黄金；如果这样的话，浙江的实业就会出现空心化，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和浙江的民营经济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蒸发掉了。而关注浙商的学者们同样担心，“如果浙商成了食利阶层，丧失创业精神，那影响将是深远的。”

　　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们应该不会淡忘，三四十年前，在“割资主主义尾巴”的恶劣环境下，第一代浙商们，从擦皮鞋、做裁缝、弹棉花、磨豆腐、收废品、理发、养鸭等起步，硬是发展到今天在省内创办40余万家各类企业，在省外活跃着640万商人，还有100多万商人创业在世界各地的“世界第一商帮”。他们所走过的，难道不是“转型升级”之路？

　　面对“三上三下”的挑战，浙商要重提并进一步发扬浙商精神。

　　浙商精神是什么？创业期，浙商展现的是著名的两个“四千精神”；守业开拓期，浙商展现的是勤奋务实的敬业精神、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等四方面。新世纪新阶段，浙江人均GDP已经达到了7600美元，对当代浙商的精神风貌，最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将其概括为“任时敏行，开拓创新，勤奋拼搏，诚信守义，情怀家园，四海为业”。经历了不同时期，浙商精神风貌趋于不断地提升和完善，但有一点，浙商的“炽热企业家精神”是永远不能丢掉的。

　　少抬头埋怨，多埋头苦干。秉承浙商精神，坚定持续地走转型升级之路，浙江经济才能走出“三上三下”的阴影。

　　深陷困局的温州民企

　　■观察记者 陈海兵 徐潜宇(特约)

　　七月的温州，骄阳似火，三十五六度的气温让人在室外小站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而温州中小企业家这时却惊呼遭遇到“百年寒冬”。

　　受原材料价格飞涨，劳动力、资金成本急升，人民币升值，国家银根收紧等因素叠加影响，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越来越高、日子越来越难过。温州中小企业“倒闭潮”再现的舆论甚嚣尘上。

　　那么，温州中小企业是否面临“倒闭潮”？记者进行了调查。

　　风声鹤唳的“倒闭潮”传闻

　　2011年4月以来，温州不断爆出有企业倒闭、老板“出逃”的新闻。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倒闭，老板严某夫妇“出逃”前留下20万现金与4辆汽车给工人发工资。5月初，温州当地明星企业江南皮革厂因老板黄鹤“赌博输掉好几亿”，导致公司资金断链而破产。

　　在此背景下，但凡一家企业出现停业、倒闭等现象，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6月底7月初，“两家餐企在同一天倒闭”的话题广为流传。

　　经记者多方求证：这两家餐企分别是位于温州闹市区的云鼎国际大酒店与温州市唯一一家星巴克时代店。2011年6月28日，平时用餐都需要排队或预约的这两家餐饮企业大门紧闭。这让很多老顾客吃了闭门羹，“昨天生意还好好的，今天就关门了？”

　　记者来到温州闹市区的时代广场，发现星巴克时代店门口贴着一张“由于管道安全问题，需要重新做全面检查，暂停营业，敬请谅解”的告示。里面有几个工人正安装管道，一片混乱。据记者了解，营业两个月的星巴克时代店未取得消防审批手续，已被温州市消防支队鹿城大队责令其停产停业并处罚款，而6月28日是临近消防部门核查的最后期限。

　　一个因消防设置不合格而停业，而另一个大酒店的命运如何？

　　7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云鼎大酒店，酒店正大门已经上了锁。从开着的酒店侧门进入酒店大堂，十来个男员工坐在一起看电视，另一边几个女员工正做着手工活。在场的员工告诉记者，酒店已停业一个星期了。7月3日，一位姓周的先生把今年前几个月拖欠的工资都发给员工了；并告知员工先休息几天，但不要离职，酒店会很快重新开业。

　　“我们一发现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立即联系相关部门，参与协调善后事宜。”温州鹿城区黄龙街道党委副书记王正良对记者说，“一企业停业事小，但必须及时处理员工工资等问题，否则事情的影响会成倍地扩大。”

　　在鹿城区政府、黄龙街道办事处等积极协调下，周先生于7月3日垫付了100多万元，用于给酒店员工发工资。这位周先生的身份是云鼎大酒店所租大楼的房东。“我是房东，没办法，现在已接手酒店，工资等肯定会发的。”周先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同时他还表示，大约七八百万元的供货商应付款，在算清账目后结清。

　　一个企业员工工资怎么会让房东来发？原来，自6月28日酒店停业以来，酒店的4位股东处于外界联络不上的“蒸发”状态，只有一位胡姓股东于6月30日晚短暂出面向《温州商报》记者说明停业原委。

　　胡姓股东称，该酒店从开业至今，生意一直不错，此次停业不是经营不善引起的，而是酒店法人代表王某的个人债务引发的。由于至今无法联系到王某，与王某的关系尚未理清，其他股东也不愿意再投入资金，导致酒店出现财务危机而陷入运营困境。而一位自称与王某接触过的人则表示，王某认为此次酒店出现经营困局，是股东之间的内部矛盾所致；这半年来她本人一直在外地，手中的钱都投资在一些项目上，并表示有能力在最短时间内妥善解决此事。

　　成本上扬，两成企业主动停工

　　因不同原因停业的两个餐饮企业，本风马牛不相及，也与“倒闭潮”不相关，却因在同一天停业，短时间内引来了诸多关注。在见惯企业生死的温州人看来，这不同往常。“以前不会去关注一个倒掉的企业，晦气；现在忍不住去看看新闻，关心他们就是在关心自己，说不定哪天自己也撑不住了。”温州侠龙皮革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

　　广泛关注的背后，则是中小企业在“三上三下”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生存态势严峻。所谓“三上三下”现象，是指人民币汇率上行、CPI上行、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投资增长率下滑、信贷投放增量下降、节能减排压力趋紧的经济现象。在这一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上行，利润下降。一旦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容易导致资金断链，从而直接促使企业破产倒闭。

　　“目前温州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主普遍存在信心不足。”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不断高企的运营成本导致中小企业的利润持续下降，加之当前融资困难，使得中小企业主感觉到生存形势严峻、信心不足。

　　在严峻生存形势的逼迫下，不少中小企业或就此转行、或选择坚持、或停工调整⋯⋯这些举动在2011年二季度的温州变得越来越清晰。

　　温州鹿城区双屿镇，温州80%-90%的制鞋企业集中在这里。

　　原本下午下班之后非常热闹的街道变得清静许多。“这个月份，80%的鞋厂处于停工状态。”双屿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同时他又反复强调：“我说的停工，不是破产，真正倒掉的没有几家。”在他眼里，停工与破产有着本质的区别。“破产，意味着你玩完了，公司再也不属于你的了；而停工，厂房、设备都还在，什么时候你想生产都可以。”

　　“停工是被逼的，不是因为没有单子接，而是其他一些因素导致的。”双屿镇一家大型制鞋企业经理胡亮对记者说，鞋企的主要原材料—皮革的价格涨幅很快，目前一张皮革比以前涨了七块钱；员工工资今年在涨了三成的情况下，老板还在拼命地抢工人，吃、住、行全部都要给员工安排好，再加上现在电力吃紧夏天还拉闸限电。“真感觉‘压力大’，要是有其他办法我不会停工。”

　　“电荒”、“用工荒”的问题不仅出现在双屿的鞋企中，在整个温州都存在。据了解，一季度温州市用电缺口约在60万千瓦左右，已经采取3拨限电。而到了夏季用电高峰期，电荒问题更为突出。目前有企业已接到通知，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来临，原有的一周一天限电可能会变成一周两天，甚至更多。

　　温州市经贸委调查的855家企业中，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较缺，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受调查的企业中，近九成企业普工工资上升，其中近六成企业普工工资比上年同期涨了10%左右。虽然人工成本比去年平均增加20%—30%，但招工难照样存在。

　　据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价格上升的影响，2010年温州市制鞋整体成本上涨了20%左右。随着企业各项成本的上升，像制鞋这样的传统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一再被压缩，现在已经所剩无几。“目前在开工的鞋企基本上都是在做外销单，内销单在双屿基本上停了。很多企业是主动停工或半停工的。”胡亮说。

　　主动采取停工或半停工措施的企业不止出现在制鞋行业中，还出现在曾经引以为豪的温州打火机行业。温州打火机行业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4000多家，到现在的不到100家。而这不到100家的温州打火机企业中，只有30余家的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房地产、矿产等其他行业。

　　“据工信部最近的调研结果，温州已有两成的企业停工。而我的判断，目前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半停工或者停工状态。形象点说就是‘半死不活，就剩下一口气喘着’。”周德文对记者说。

　　资金成了压垮企业的

　　最后一根“稻草”

　　在胡亮眼里，不开动机器是因为赚不了钱、养活不了机器。“总之，停工比倒闭好点吧，好死不如懒活。”在当下，这或许是中小企业的一种生存方式。

　　6月中旬，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的老板叶建乐因资金断链突然“出走”，工厂被等着发工资的工人和债主搬空。6月24日，今年年初爆出资金断链的三旗集团老板陈富财“意外现身”一沙龙活动，对外表示“三旗碰到财务危机，正卖掉厂房与房产来解决。”

　　这几家企业老板“出走”的导火线各有不同，导致企业倒闭的因素也有数个且相互叠加，但从中可以看出：资金断链成了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每条貌似突然断链的企业资金链背后，均或多或少地涉及民间高利贷。

　　在乐清柳市的新光工业园区，记者在一位曾与天石公司有过业务往来的企业主的指引下，看到门牌上依稀留着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字样的厂房早已面目全非。

　　“厂倒了，老板也跑了，没几天功夫，厂房中能被搬走的都被搬走了。”看到有记者来采访，附近的人围了上来，指着空空的厂房对记者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小的厂区已被破坏得一片狼藉：厂名被抠掉、不锈钢窗门被撬走、大块玻璃被敲碎拿走，就连着高压电的变压器也未能幸免。

　　浙江天石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8月，注册资金2058万元，经营范围主要是电子线路板仪器仪表制造、加工、销售。天石公司在新光工业区的厂房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员工有500多人，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精湛的制造技术，以高严密的结构和高精度的工艺在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

　　“这行业的利润挺高的，有百分之二三十，像天石这样的公司一年赚个三五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上述与天石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主表示。

　　那么一家行业前景不错的企业为何一夜之间就倒掉了呢？据记者多方了解，天石公司不止在乐清有厂房，在其他地方还有投资项目，但一些项目并没有让天石带来好的效应。“战线拉得太长，向高利贷借了很多钱，时间一长，银行与民间借款方就会拼命地催返款，这样资金链就断掉了，公司也倒掉了。”

　　在温州，民间借贷年年有，只是今年有点多。据周德文测算，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在1200亿元左右，比往年正常时期800亿元左右的规模多了很多。“而有关监管机构负责人对温州目前民间借贷规模的测算数据则在1800亿元左右。”周德文说。

　　温州民间借贷“有点多”的背后，是在国家出台银根收紧政策下，银行惜贷。

　　2010年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从2011年6月20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以每月一次的频率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造成了银行信贷的进一步紧缩。根据测算，中央人民银行每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就会冻结商业银行资金3600多亿元，六次上调后冻结的银行资金超2万亿，使得银行贷款业务无可避免地受此影响。

　　“现在企业不缺单子，就是缺钱。”一位制鞋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个月前跟银行说好这个月贷500万，“结果我跑了一星期，拿厂房抵押也只拿到200万。”

　　“能拿到钱已经算运气不错了，现在银行都出现钱荒，尤其是小银行，小银行在巴掌大的盘子里能做的只有挣扎。”温州一家本土银行的信贷人员说，“在温州办贷款，主要是看实物，比如厂房之类的，企业报表一般都不作为参照物。”

　　在打火机行业，目前温州银行界中似乎有着一致的行动，就是除了给温州几家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以及有厂房等实物做抵押的企业发放贷款外，其余的打火机企业申请贷款的请求都会被银行婉拒。

　　这对于温州中小企业来说，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中小企业融资的钱途在哪里

　　今年5月，浙江与温州两级银监局联合出具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当前的货币政策虽对企业融资产生了一定压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温州企业整体向好的发展大格局，也没有出现企业集中倒闭的现象。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末，虽然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同比减少14.56%。但是，全市在册私营企业7.32万户，再创历史新高，注册资金2063.1096亿元，同比增长15.11%和28.37%。

　　但是与官方数据有所不同的是，目前温州中小企业很难贷到款，“有的即使贷到款，银行往往对小企业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至50%的政策，加上存款回报、支付财务中介费用等，实际的贷款成本很高。”周德文告诉记者说。

　　一旦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机器又等着开动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只能通过相互担保进行民间借贷。”一位做皮革生意的老板告诉记者，“在温州，企业老板之间大家都比较熟悉，朋友之间或者与朋友的朋友之间相互担保，从担保公司或者地下钱庄进行融资。”但这种方式风险性比较大，在这条资金链上只要有一个环节或者一家企业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条资金链上的所有企业都会产生巨大的连锁效应。

　　4月份倒闭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倒闭直接牵涉近70家供应商、部分银行和一批尚未浮出水面的担保公司。

　　据了解，共有10家左右的银行给江南皮革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贷款总额约为1.4亿元。而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直接与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有放贷关系的银行没有那么多，更多的是“别人给他担保，有些是其给别人担保”。

　　对于一些与江南皮革有关联的担保公司没有到清算组去登记债权债务，知情人士认为，一些担保公司的钱是从民间集资过来的，因此担保公司担心如果一些投资人知道钱已经被套牢，会上门讨钱，从而引起更大的麻烦；加上在温州，拿钱去放贷的人一般都熟知“游戏规则”，金额小点的基本上私下解决掉，只有规模较大、损失较重，才会去打官司。

　　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3月-5月间，温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增加474件，案件总标的额高达9亿多元，也就是说，在短短三个月内，温州全市平均每天产生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每天产生的纠纷案件标的高达1000万元。

　　尽管民间借贷的风险已搬上台面，但在温州各担保公司、寄售行门前仍是车水马龙，电话声响个不停。每天温州各大报纸上都会刊登大版大版“寻求资金”的广告。周德文表示，现在他每天要接待至少三四批想到温州融资的外地人，还接到大量的融资求助电话。

　　据温州市金融办对温州35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一季度末，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三者的比例为56：28：16，银行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占比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

　　如今的温州民间借贷不仅量升，价也在升。“你有资金能拿到温州来的话，我给你补息3到4个点。”温州一家担保公司的经理如是说。据他介绍，目前民间借贷利率已经有点高了，短期借款的月息6到8分，半年以上(长期)的也要三四分。6分利换算成年利率是72%，8分利则是96%。据了解，近期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毛5，就是年息180%。

　　在如此高利息的情况下，向担保公司借款，“要么是疯了，玩刺激的对冲游戏；要么被逼上绝路了，急需资金周转。”一位小企业主对记者说。

　　找钱，对于温州企业主来说还有个办法就是去找小额贷款公司。

　　2008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始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温州也相继成立了一批小额贷款公司。但据温州市工商局近日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结果显示，温州全市23家小额贷款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52.2亿元，银行融资25.1亿元，两者总和为77.3亿元。“现在小额贷款公司也没有余钱贷啊。”

　　“阵痛”中如何走向转型升级

　　缺钱，是时下中小企业遇到的一个普遍难题。但“钱荒”只是表象，企业无法把握预期的确定性、难以适应紧缩的宏观调控，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叠加，当前中小企业遇到的困难是“如何保证供给”，而不是“寻找需求”。

　　“现在不是无法生存，我手中有不少单子，也能接到单子，但我得为将来打算打算。”在双屿镇，记者不止一次听到企业主这样的呼声。

　　温州一家大型制鞋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说：“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中西部地方官员来找我，只要在那投资一定的数额，那边的土地‘白给’。现在生意这么难做，我也心动了。”

　　企业面对经营困境的同时，温州经济也面临着“区域战”。“现在很多温州企业不愿意在温州呆着。这种情况不仅在温州有，整个浙江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温州市经贸委经济运行处的一位人士说。在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政府的政策导向对企业未来规划的影响是很大的。目前温州有很多企业把生产基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些地区政府招商引资的力度也很大，土地免费使用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是温州等沿海地区所不能给的。

　　当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并不仅仅是因为银根的紧缩，而是因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机会正变得日渐狭窄与局促。

　　2011年5月底，浙江省工商联推出一份关于浙江工业小企业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这份耗时2个月的调研报告得出结论：如果经济政策持续收紧，省内支撑这一民营经济大省半壁江山的工业小企业将陷入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又一轮发展困境。

　　对此，一些持积极观点的人士认为，这将倒逼浙江中小企业加大转型升级的力度。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等“硬上涨”的情况下，企业只有通过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保持并提高市场占有率。

　　“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一位温州企业家如此感叹。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一直以来，温州工业的特色是“低、小、散、弱”，产品低端，企业规模小，分布分散，抗风险能力弱。难以回避的现实是，依赖外贸型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温州，在产业转型方面一直鲜有明确的方向。

　　“活命比升级重要，对中小企业谈转型，似乎是一厢情愿。”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不客气地指出。

　　“温州有36万家企业，其中99%是中小企业，没有几家真正在进行转型升级。”周德文告诉记者，究其原因，则是温州中小企业大多是家庭作坊起家，即使壮大后也大都是家族企业，企业组织化程度低，对兼并重组的积极性不高；这些中小企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业，对转型升级抱着“无心转也无力转”的态度。

　　近一个时期以来，浙江尤其是温州的企业家存在一种浮躁之风。部分企业家在企业赚钱后，拿着这些钱转战“来钱快速”的房地产、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企业重心已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这直接导致企业无心也无力进行转型升级。“如果企业家不能正确处理这种浮躁的心态，何谈转型升级。”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又非常痛苦，既需要企业内部具备企业家坚定的意志与明确有效的转型升级手段，也需要政府部门政策的支撑与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采访时说，目前的政策方向应当是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的转型。他建议，在宏观政策上可以考虑在适当加息以抑制通胀预期的同时，适当降低准备金率以改善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收，来减轻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面临的压力，同时重点促进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以金融、财税等多种手段鼓励中小企业之间的并购整合，促进优势的中小企业通过并购进行良性扩张。

　　“新‘36条’自去年颁布后，鲜有政策落实，政府应认真贯彻新‘36条’的政策；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增强信心，守好主业，避免盲目扩张。”周德文说。

　　“通过公共的平台，能帮助小企业解决共性需求、畅通信息渠道、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创新发展。”5月份的浙江省工商联的调研报告指出，“除此之外，行业协会、商会也应该切实履行自己为小企业服务的职能，帮助小企业健康成长。”

　　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协助与努力。从这一角度来讲，除了信贷松绑外，中小企业需要有更多的解困之举，来帮助其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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