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就连《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如今,吴晓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
可工人们却来不及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鲜感”。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时沈阳市中心的八一公园内,出现了一种最新的职业——“陪谈”。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多是下岗女工,她们陪公园里的老人谈些“闲磕”,再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有人以烧锅炉和捡破烂为生,一个月只花几十元钱。有人在街上卖芸豆,可一天下来,只挣到了可怜的一角钱。一个49岁的下岗职工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
《钢的琴》中陈桂林想要买一架钢琴,无疑是最最奢侈的行为了,实际上,他只能吹着“三套车”和“步步高”参加红白喜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经气派的工人村里,一楼住户的窗户都敞开着,里面陈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货,甚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楼的住户就硬是从楼上甩下一根电话线来,支起公用电话。
2002年的调研中,吴晓波听当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们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个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可他们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华看来,他们的弱,“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些人是在为整个社会承担代价。”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各个工种的下岗工人分别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你所能想到的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这就是《钢的琴》最初的灵感来源。这些“独立手工作坊”将下岗的工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回到集体中去,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别样的链条式工厂”。
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看啊
就连常年居住在沈阳的张猛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曾经被戏称为“一座城市两层皮”的重工业城市,都市化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在铁西区,房地产商将极具诱惑力的句子写在巨大的广告板上,希望为尊贵的客户“启幕一场格调生活”。
尽管这里宽阔的马路仍然有着“建设”、“保工”、“卫工”一类的名字,但当汽车驶入这个曾经在国家战略中占据显赫位置的重工业区时,烟囱大多已经不见了,厂区原有的景象包括运送煤炭的火车也在逐渐减少。
这里是铁西区,房地产商人的新宠。地铁站和大型家居商场“宜家”成为了这个老区的新主题。曾经的机床厂、制药厂、纺织厂、鼓风机厂已经变为“巴塞罗那晶座”等名字里满是欧洲风情的崭新楼盘。
张猛发现,“铁西现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他在这里甚至找不到拍《钢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厂,最后不得不前往鞍山红旗拖拉机厂。
在一处已被废弃近10年的车间里,女主角秦海璐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在岗工人。摄制组在市区取景期间,有一次挡住了工人回家的路,双方起了肢体冲突。“这个傻×,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当时工人们这么骂道。
但还是有很多曾经在厂区里度过童年的人能从《钢的琴》中找到共鸣。电影中饰演专职混混“胖头”的刘谦,实际是个198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工人,工厂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时最好的游乐场,“地上好多废铁,杂草丛生,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营口的国营氧气厂长大。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工友们会轮流哄着她睡觉,如果没人陪,她的哭声就会“震惊整个厂区宿舍”。直到今天,厂区留给秦海璐的记忆仍然鲜明,进入厂门的那条大道笔直宽阔。就在她家附近,氧气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伙伴们喜欢在空氧气瓶上踩来踩去。
一个工人的儿子看过电影后甚至想起,自己曾经多么地“迷恋机油味”。北京的一个记者,母亲曾是北京医用压缩机厂的工人,年幼的她常常在厂子里烧酒精炉,还在地里挖鬼子姜,带回家制成咸菜。
这样的生活大概在1998年前后就结束了。当《钢的琴》放映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那个年轻的记者忍不住哭了出来,“看到他们开始做钢琴那种专注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获得这种尊严了。这样的劳动他们以前重复过千百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们可以造出一架钢的琴,可却再也造不出那个辉煌的过去了。”
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工厂的中年人们,却显得平静许多。
老杨现在是沈阳铸造博物馆的一名保安。这个始建于1939年的大厂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年产量达38500吨。2007年,铸造厂浇铸完最后一炉铁水,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第一车间被保留下来成为铸造博物馆。
30多年前,老杨接父亲的班进入工厂,成为开车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简单——看守着这个博物馆,并提醒路过的游客,2013年以前这里并不接受参观。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业,进厂不就是要大干一番事业嘛。”回忆当时的情景,老杨搓着手,表情显得很平静。他没什么怨言,“咱们对这个社会不懂啊”。
工厂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老杨不想轻易地取走这笔钱,工厂的人对他说,“你都给厂子贡献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贡献了。”
听完这话,老杨拿走了用20多年工龄换回的1万多元钱,从此“流向了社会”。
当听说有一部电影以下岗工人为主角时,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并不会去看,“实在太忙了”。
工人们往往不再愿意提起这段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刘谦的母亲曾经在军工厂工作,在看过《钢的琴》后,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出什么评价。平时在家里,她常常和儿子说起短暂的下乡生活,可年头要近得多的工厂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像被她从记忆里轻轻抹去了。
我们走得太快,是时候该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在沈阳林立的高楼中,飞驰而过的出租车很有可能错过低矮的工人村。铁西区赞工街的一栋住宅已经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布置还原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人家庭在这里的生活。一个下午,这个冷清的展馆只接待了3名游客。
马路对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楼已经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栋楼墙体残破不堪,在顶楼又被砌上了第四层、第五层。
这里的几个住户不大愿意谈论过去,“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可一个20多年前从菏泽来到这里的三轮车师傅却记得,那时,“这里光跳楼就死了七八个。”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向不远处,“喏,那边的楼上跳下来过一个老太太,砰一声,我亲眼见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栋楼早就已经被拆迁了。
吴晓波提醒道,这几代曾经创造过“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国资委成立,产权改革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下岗工人的问题也在被慢慢稀释,没有解决的“该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实是,尽管下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会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从他们身上折射的问题却无法一同离去。在吴晓波看来,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推进,“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伦理角度进行反思,那么未来的改革仍将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
而一直在感叹“时代发展太快”的导演张猛,只是想重现这段辉煌过后的没落生活,“毕竟,人不能没回忆,回忆不能没物件儿,工厂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几张破照片镶进相框,摆在家里。”
但是,这部描摹昔日东北的电影,终究未能在沈阳引起太多的关注。“这是一部挽歌一样的片子,现在的沈阳还在快速发展,快到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停下来看看自己。”张猛说。
然后他皱起了眉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