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良

　　这个比标准足球场还小一点的海岛大戢山到上海市也就两小时路程。然而，隔着浑浊的海水，王仁良看不到上海的家。

　　58岁的他当了32年海洋监测员，每年有200多天待在大戢山岛。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一年只有一个月假期。

　　“大戢山非常重要。”王仁良说，如果在岛上观测到台风海啸将至，及时发出预警，沿岸的居民能有近1个小时的撤离时间。“在灾难性天气面前，时间就是生命。”而日本地震福岛核泄漏之后，这个小岛也成了核辐射的监测点。

　　不仅如此，海洋水文、生物、环境污染等，都是王仁良监测的范围。“你看过新闻联播后面的海浪预报吗？”王仁良兴奋地说，“那个东海的画面就是大戢山。”

　　然而，多年来，大戢山所在海区的渔民，甚至常年接送王仁良的船家最初也不知道这个“守护者”的存在。“大家都认为我是个打渔的。”黝黑的王仁良抚掌大笑。

　　为了守护这份“安全”，他一直过着“机器人一样的生活”。每天，他像表盘上的指针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规定的地方——早起第一件事是用收音机校准时间，然后每隔3小时在山顶的4处测点轮流观测一次，10个分类记录册上，他写下风力、浪高、水温、潮汐时间……每遇恶劣天气，还要每隔一小时加密观测一次。

　　这些数据几乎需要做到分秒不差。迟到或伪造记录的观测员，会被处分或开除。32年来，王仁良从未出过差错。他叮嘱刚参加工作的新人：“一定要提前5分钟到岗！”

　　岛上最大的 “敌人”，不是台风寒潮，而是孤独。 刚来的小年轻受不了，几乎要跳海。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转行离开。

　　在岛上王仁良1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放着上世纪70年代的木质脸盆架和80年代的旧书桌，钢丝床上铺着薄薄的被褥。角落里散落着旧雨鞋和新草帽。直到走近书桌，看见玻璃板下压着泛黄的手绘方位图和潮汐表，一摞摞满载数据的记录册码在桌角，才依稀有了点“海洋监测”的感觉。

　　如今大量的人工观测工作被自动化的仪器替代，岛上就剩下两个监测员了。两人最怕晚上，因为没事可做。以前，每晚8点以后全岛停电，现在有了一台小型风力发电机，总算不用点蜡烛了。一台2002年的旧彩电，原本还能收到5个频道，现在“被屏蔽了”，一个台也收不到。

　　倒是有网络，还是卫星传输，不过只能用来传送每天的监测数据，不能上网，因为“工作是涉密的”。年轻时的王仁良一天要抽掉五包烟，在漫长而孤单的日子里，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头小小的一点火光，是他的伴儿。

　　王仁良在屋前垦了一块地。他剖开废弃的球形浮标做成大瓢，再从岸上带来种子，种下韭菜、番茄、黄瓜和辣椒。这个总是“闷在屋里一天不说话”、扑克打得不好、爱听费玉清却一句也不会唱的男人，每天早晨5点起床，精心打理菜地，给他养的猫狗鸡鸭喂食——“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他说。

　　他还喜欢沿着岛四周的礁石散步，有时在某块礁石上多停留一会儿，捡海螺，抓小虾。要是运气好，能看到远处巨大的海豚跃出水面。王仁良陶醉地回想着那样的画面，说“那是生命的感觉”。

　　还有候鸟，大片大片地掠过头顶，黑压压地遮天蔽日。当记者问他看到候鸟是否想家时，王仁良声音很轻：“看不见也想，看得见也想，可是没办法。”

　　年近60的汉子早已习惯了岛上的“与世隔绝”，和人打交道反倒有点不适应，“每次刚‘上岸’的时候，讲话都疙疙瘩瘩。”然而，回家几天后，“结巴”就成了“话痨”。“我爸在饭桌上老是天南海北说个不停。”王仁良的儿子说。

　　王仁良的妻子最初以为丈夫守着的是一块“宝岛”，然而她去过一次后便不愿再去，“没想到那么艰苦，不想看，看了心里难受。”

　　岛上吃水靠天下雨。有时一连几个月不下雨，再赶上风浪大，陆上的补给船过不来，就只能放弃“文明”，不洗不漱了。“守着一片水(大海)，却要被渴死的滋味你想象不出来。”王仁良说。

　　而被问到最馋什么时，他脱口而出：“新鲜蔬菜！”运送补给的船只半个月来一次，王仁良已经“吃出经验了”。青菜、菠菜等绿叶蔬菜不易保存，会最先被“干掉”，之后是番茄、青椒，最后是洋葱、土豆。要是有新鲜的芹菜送来，他会用水桶小心养着，先吃叶子再吃茎。

　　有一次补给船被风浪阻隔了数日，米仓也快见底了。王仁良只好去岛四周的礁石上捡海螺，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吃老鼠，吃鸟”。他端起手中的茶杯，向记者比画着，“老鼠这么大个，一个八两重！”

　　“都过去了”，王仁良总这样说。岛上他从前的住所，天花板爬满青苔，潮气导致的风湿性关节炎长期折磨着他。“最痛的时候站不起来，上山顶观测要别人背。喝了不少药酒，现在好多了。”

　　“以苦为荣”这四个大字原本被驻扎的解放军用大红油漆写在大戢山码头的崖壁上，风吹雨淋，渐渐褪了颜色，2002年后，解放军也调离了，而王仁良还坚守着。

　　大戢山岛好似一个巨大的绿馒头矗立在杭州湾主航道中。每天，他十几次穿过丛林，走在从住处到岛顶观测点的一段全是苔藓的小路上。他摔过无数次。有一次他的头被树枝剐了个大口子，汩汩淌血，人都昏迷了。

　　“这是我的工作，没办法。”王仁良说。

　　在他心中，他用青春和孤独坚守的小岛，是“关乎人们子孙后代”的安全岛。如今面对23米高的测风铁塔，他瞬间就噌噌地一爬到顶。

　　1989年一次台风来袭，采集珍贵的验潮井数据需要走过不到一米宽的栈道，脚下是十几米高的悬崖。当时，防护栏杆都掉了，他只能整个俯下身子，抱住脚下的栈道，几厘米几厘米地往前移动。台风吹得他睁不开眼睛，瘦小的身体有些飘摇，他回过头，冲新分到小岛的年轻同事喊道：“如果我掉下去了，你就别过来了。”

　　遇上雷电天气，“别人都是往里走，我们是往外走，台风和雷雨的数据一定要记录的。”有时，云层放电会在铁塔顶端击出一串一串火花，“像焰火一样又大又亮”，王仁良笑着说，“只是你看焰火是快乐的心情，看这个要吓得半死。”

　　“老王是在一线工作最久的老法师了。”同事们都说。“法师”，江浙人用来形容行业里干得最久、经验最足的人。这位“老法师”从没庆祝过生日，不认识上海的路，不怎么会用电脑。

　　然而，“老法师”站在山顶瞄一眼礁石，就知道海浪的高度；听见风发出“嘘嘘嘘”的声音，就知道风力几级；摸摸石头，心里对湿度就有数了。

　　在先进的自动化仪器面前，“老法师”又谦卑得像个小学生。在炎热窒闷的雷达观测室里，王仁良弯着腰，对着仪器仔细查看。汗水在衣服上沁出大片痕迹，他一动不动，小心地写下数据，末了又核对了一遍，才锁上门离开。

　　“最挂念的就是这些仪器。”王仁良说。曾有民工上岛修葺房屋，别的同事都兴高采烈地感受热闹，他却终日惴惴不安，生怕毛手毛脚的民工损坏设备。

　　东海预报中心工会主席说王仁良“论能力、人品，都是有口皆碑的”，可老王有个“臭脾气”，自己或同事工作达不到要求，绝对要发火。

　　老王不懂得人情世故，酒桌上，他不会给领导敬酒，不会说客气话。他不拘小节，穿着破拖鞋跑到领导那里汇报工作，“领导看着我的脚，眼睛瞪得牛眼大！”王仁良说。

　　这是多年岛上生活留下的习惯，连船老大也调侃他不修边幅，胡子一大把，怎么看也不像工程师，“送他上岛时他30岁，接他下岛时成了50岁”。

　　船老大最清楚，每次从岛上回来，刚看到陆地绵延而模糊的海岸线，老王都要特意从船舱里钻出来，站在船头，用视线丈量着家的距离。

　　这个曾在民兵连里扛过枪、扔过手榴弹的汉子说起自己的家，眼中泛出泪光。他执拗地背过身去，强忍着哽咽说：“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

　　在没有手机的年代，他跟家里全部的交流是拍电报和托船家捎信；地里的农活，妻子常常一个人干到夜里两点钟；孩子出生数天后，他才回家看上一眼；祖父祖母去世，他不能聆听遗训……32个年头，他有20多个春节在岛上度过，“炒俩菜，喝点酒”。

　　如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儿子评价他，“老爷子很坚韧，能够沉下心做一件事。”

　　这位目前在海洋监测一线工作最久的老工程师得过先进个人，却没有升官、发财。家里住着再普通不过的两居室，摆放着几样简单的家具，天气最热的时候家里也舍不得开空调。与他一起从中国海洋大学毕业的老同学很多成了厅长、教授，他还对组织上给他的“副高”职称感激不已。有当领导的同学想把他调到工商局工作，他考虑了很久，拒绝了，他说，放不下手头的活儿。

　　这些年来，他要么在岛上监测，要么在站里监督，出差也是往有海的地方跑。“什么特长也没有，只爱旅游”的他，始终在海上漂荡。他打算有机会，要“走一走内陆的城市”。

　　马上就要退休的老王，心里的“奢望”简单极了——“买辆电瓶车，载着老婆，逛逛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