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两名“前途无量”的官员因为土地和拆迁倒下了。巧合的是，他们都栽在了“朝阳”的地面上。第一个栽跟头的是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让他栽倒的“朝阳”是辽宁省朝阳市。另一个忘了前车之鉴栽跟头的是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刘希泉，而让他栽倒的“朝阳”是北京市朝阳区。

　　1  宋勇的拆迁贪贿“二人转”

　　特约撰稿/阿宁

　　2011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宋勇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妻崔某也被另案调查。

　　宋勇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以民生工程进行权钱寻租。宋勇夫妻与房产商结为一体，为房产开发商低价拿地、暴力拆迁、免缴巨额土地出让金“保驾护航”，形成权力与资本的变态结合。

　　强权拆迁

　　宋勇案发源于其主政朝阳市期间的一宗土地大案，并与原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宋久林案有关。宋勇与宋久林在朝阳当地被称为“两宋”：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市委常委兼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市市委书记。两人同为共青团干部出身，年纪相差3岁，关系亲密异常。

　　宋勇，男，汉族，1955年1月12日生。作为共青团干部出身的宋勇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从盘山县古城子乡团委副书记调职辽宁省沈阳市，进入团省委工作，官至团省委副书记，其间曾下派辽宁省朝阳市工作。2002年，宋勇再次调任朝阳市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04年3月，任朝阳市市委书记。干满一届后，宋勇调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根基仍在朝阳市。

　　宋勇任内，朝阳市进行城市改造大兴土木，房地产业风头正劲。其中在最为著名的朝阳市北大街改造工程中，时任朝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并兼任朝阳市市委常委的宋久林成为宋勇的干将，“两宋”成为项目正副总指挥。

　　这个被宣传为朝阳市最大的“惠民工程”启动于2003年5月，共有14家开发商参与，涉及回迁人口4600余人，多名开发商凭借该工程成为亿万富翁。

　　在征地、拆迁和改造过程中，宋勇惯用暴力手段强力推进，常常给部下下严令，限期多少日内完成征地、拆迁，不断引发上访浪潮，更有村民因抨击“官商勾结”而被以“诽谤罪”判刑。

　　一位熟悉朝阳市政坛的人士透露，宋勇与朝阳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庆祥、朝阳义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某二人关系最为密切。刘某曾因盗窃罪入狱7年，出狱后经营朝阳市多处繁华地段房地产开发项目。义利公司在朝阳市核心城区圈地400余亩，事实上其注册资本仅800万元。

　　退休前曾任朝阳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的李某称，北大街改造时，朝阳市政府提出要扒掉朝阳市总工会大楼，在其旧址上盖市区最高楼燕都国际大厦。因各地工会资产均归属中华全国总工会，地方政府无权处置。中华全国总工会曾派人前来协商，评估议价后，与地方政府达成协议，进行“等值交换”。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离总工会旧址不远的原朝阳体育馆，政府出资盖成新的工会大楼。同时，在未来的燕都商厦，义利公司补偿总工会4000平方米的商业店铺，后改为补偿5300万元。李某称：“目前为止，义利(公司)一分钱都没给。而当时，原工会大楼那块地的1.2亿元卖价款，义利(公司)迄今仍拖欠市财政6000万元。”

　　另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前脚刚走，朝阳市政府便将协议地块卖给了华新公司的孙庆祥，盖起了另一座超大型商厦。工会则被迫迁往郊外。据媒体披露，该地块土地出让金达1亿元，开发商华新公司分文未付。

　　北大街改造工程的土地主要来源于双塔街和扣北村。因为改造，扣北村的村民失去了土地和房子。村民获得的补偿为每人3.48万元。

　　2006年7月5日，开发商刘某下令用推土机将村民的房屋推倒。村民无处安身，搭大棚住一年多，才搬进开发商建成的安置房小区。“安置房以每平方米900元卖给我们，但被拆房子补偿每平方米最高才700元。”一位村民说。

　　“安置房是豆腐渣工程。”一些回迁居民说。有的房子，住户刚搬进去，地板就塌陷了一个洞，房间可以看到楼板开裂，墙壁裂缝可以塞进手指。经质量监督部门鉴定，某回迁小区里，12栋楼中有7栋地板缺少钢筋、墙壁没有水泥，实为危楼。

　　就在夺取了扣北村村民的土地和房子的同时，2006年6月2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宋勇有关先进性教育的文章。宋勇在文中表态说，为民解困、保障民生是践行宗旨所面对的重点任务。但宋勇的所作所为和他讲的话背道而驰，这真是最大的讽刺！

　　落马之后

　　宋久林任凌源市委书记时，宋勇将福建商人汪长任介绍给宋久林。汪长任最初仅投入68万元注册资金，通过宋久林的关系控制了凌源市铁矿，短短两年多获利数亿元，打造了宋久林和宋勇之间的另一个利益通道。

　　因汪长任名下的天源矿冶获取的资源区处于朝阳沟村境内，运输需要占用该村东沟、北沟两组耕地。因补偿款产生分歧，村民拦阻天源矿冶在此修路通车。

　　2006年7月13日，在宋久林亲自指挥下，凌源市政府动用近300余名公安、政府工作人员以及雇佣的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将百余名堵路的男女老少村民围住，制造了令人震惊的“7•13事件”，并惊动了国家有关领导。2008年9月，宋久林被“双规”，他的供述牵扯出了宋勇。

　　2009年年初，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下发《关于宋久林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关于宋久林受贿卖官问题的通报》，称宋久林在任朝阳市委常委、凌源市委书记期间，收受6个企业法人的贿赂，总计300余万元；在凌源市直、乡镇、街道领导干部调整提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先后收受17人所送人民币34.3万元、美元1万元；宋久林父亲去世，办葬礼收45万元。

　　一位熟悉朝阳官场的消息人士披露，“宋的老婆上缴了3000万元，他的儿子也吐出来4000多万元”。宋勇被“双规”后，其秘书李某也被双规。宋勇的司机曾在案发前，开车将宋妻及财物转移到沈阳宋妻姐姐家。案发后，司机对此事供认不讳。专案组据此线索，起获大量赃款赃物，司机随后被释放。二宋坍台之后，攀附二人的房地产公司亦黯然失势。

　　在紧邻北塔的朝阳华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总经理证实，老总孙庆祥目前仍被控制中，公司各项业务都处于停摆状态。

　　2011年1月14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涉嫌受贿1022万余元案，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2009年，宋勇担任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朝阳市市长、朝阳市市委书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盘锦立信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宋久林等23个单位或个人在承揽工程、解决贷款、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退缴。

　　2011年1月30日，宋勇获刑。

　　2  刘希泉的拆迁“生意”

　　本刊记者/赵晓秋 综合报道

　　就在宋勇接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3个半月后，又一名官员刘希泉因为土地和拆迁倒下。自2011年5月16日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后，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刘希泉、这位主管农业的副区长坐上了“被刑事拘留和批准逮捕”的人生过山车。

　　拆迁“小金库”

　　从19岁当上村大队的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开始，55岁的刘希泉的从政经历一直未脱离农业，也未离开北京市朝阳区。

　　北京市朝阳区是北京市城区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区，拥有广阔的城乡接合部村落。在刘希泉从政的36年间，亦城亦郊的朝阳区，经历了城镇化的复杂变迁。

　　1956年4月，刘希泉出生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驹子房村。目前该村已被拆迁，只剩寥寥几户村民。驹子房村村民表示在村西头一处已被拆成废墟的房屋就是刘希泉家的老屋，有100多平方米，是村里最大的屋子，“盖得最好最高”。

　　1994年，刘希泉调任朝阳区东坝乡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一年后，他调到该区金盏乡担任党委书记。现在北京市著名的农业示范基地蟹岛，即是刘希泉任金盏乡党委书记期间主抓的项目。

　　在刘希泉担任金盏乡书记前，金盏乡年人均收入几百元。刘希泉到任后，着手开发金盏乡的“都市农业”，“蟹岛度假村”和“郁金香花园”就是其中的两个重要项目。这两个项目的成功操作，成为刘希泉日后升迁的重要资本。1999年，刘希泉被调到北京市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并最终官至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

　　一些被占地的村民称，“蟹岛度假村”和“郁金香花园”所占用的长店村的部分土地，由当时的村支书丁某租给开发商，但并没给村民现金补偿。不满的村民四处上访，并自发去丈量了蟹岛的土地，发现蟹岛多占地130多亩，这部分土地未给村民任何补偿。此后，相关政府部门重新来蟹岛丈量土地，发现确有其事。当时的村支书丁某承担了责任，被调任。

　　由于北京城市中心区土地已开发殆尽，从2009年7月开始，北京市朝阳区启动了包括大望京村、豆各庄乡、东坝乡、金盏乡等13个乡、面积约26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开发项目，涉及90个行政村、18.5万人的拆迁安置。

　　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曾披露，朝阳区在2009年～2010年的土地储备资金总计约1171亿元，其中安排用于拆迁的金额达861亿元。由此，作为“负责推进农村城市化、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北京市朝阳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刘希泉的权力范围所能接触的资金数额，堪称惊人。

　　目前，刘希泉涉嫌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将2亿元资金挪用至设于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账外小金库，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本应为金盏乡的拆迁补偿款。与此相印证的是，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的一个工程奠基仪式上，一位教师现场“陈情”其所居住的集体宿舍被拆后，既未获得货币补偿，也未获得房屋安置。此事惊动了出席活动的北京市领导，不久即展开针对金盏乡拆迁情况的调查。

　　2011年5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财务人员被带走调查。第二天，该农委副主任董金亭被带走。第三天，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刘希泉、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宝军和主任陈晓东被带走。

　　家庭“生意”

　　作为北京市朝阳区拆迁收储的负责人，刘希泉的家庭亦未能善身。刘希泉在五兄妹中排行第二，其妻魏景玲原为东坝乡会计，与刘希泉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刘伟在平房乡开饭馆，农村工作委员会系统的宴请聚会大多在这里进行。刘希泉的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此外，坊间传言刘希泉至少有一名情妇，其定期到某美容院接受高价美容。

　　刘希泉出事，除了其涉嫌挪用用于收储的拆迁资金外，也与其弟弟刘希武涉嫌通过对拆迁规划的“先知先觉”抢在拆迁之前在相关农村低价租地建房、套取补偿款有关联。

　　刘希武在刘家五兄妹中排行老四，曾因持枪抢劫获刑8年，后通过减刑降至两年半。出狱后，刘希武自主创业，名下拥有三家公司，分别为2003年成立、注册资本500万元的北京奥得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注册资本40万元的北京盛友轩酒楼；2004年成立、注册资本10万元的北京天利行装饰有限公司。这些公司先后被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

　　在当地人的印象里，刘希武多以一名犬类养殖者的形象出现。“刘希武有一个庄园，里面养良马、名狗，还有鱼塘。刘希泉经常在节假日呼朋引伴，带着官员朋友过去玩儿”。接近北京市朝阳区官方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刘希泉的升迁与狗有关。他给领导送礼，都送名贵狗，一只狗动辄十几万元、几十万元。

　　在刘希泉的家乡以及他仕途初起的驹子房村，刘希武曾拥有北京金吉瑞养殖场和山神犬舍。前者位于村西，早被拆除，所在之处已是高层回迁楼；后者位于村北的刘家旧居附近，不久前被拆除，现为废墟。

　　一名在北京金吉瑞养殖场周边生活了6年的老者表示，此前这块面积约80亩的土地是村民的菜地，于2008年被刘家圈建成养殖场。养殖场建成后，刘希武将金吉瑞从其家乡驹子房村迁移至此。

　　另有多位周边居民表示，他们曾多次看到养殖场漂亮的纯种马被拉出来巡游，有时是身着整齐服饰的专业马童驾驭着，有时是两匹马拉一辆装饰漂亮的马车出游。马车上坐的是乘坐奔驰、宝马等豪华汽车进去的客人。

　　附近的一名商家也兴奋地表示，养殖场专门请了六七个20多岁的马童负责驯马，这些经常到他店里购物的马童告诉他，那些马都是高档的纯种马，每匹都价值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据透露，养殖场总共有大大小小纯种马约40匹。“近一个多月没看到他们出来遛马了。”这位商家猜测，可能跟刘希泉出事有关。(据《华夏时报》《财经》《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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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惕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

　　文/徐苏林

　　甄贞，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甄贞带了三个提案上会，其中在《关于加强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建议》中，她建议通过发挥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结合预防、打击和综合治理等，预防拆迁领域职务犯罪。

　　甄贞表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的拆迁工作非常繁重。从2000年～2009年，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了41件涉及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有1/3涉及集体腐败，最大的一个窝案涉及16人，单位犯罪占15%。这些案件也涉及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诸多罪名。

　　拆迁领域的职务犯罪有几个特点：一是涉案的环节多。因为每一个拆迁环节背后都孕育着巨大的利益，涉案人就会和那些职能部门相串通、相勾结去获取不法利益。因此，在每一个环节上基本上都发生过职务犯罪。二是涉案的手段多样。犯罪分子通常采用串通招标、违规审批、私改权证、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来实施犯罪，手法非常隐蔽，而且专业化非常强。三是从涉案的领域来讲，个人的受贿、单位集体的腐败都有涉及。

　　我国关于拆迁的法律规范虽然很多，但内容庞杂，规治不力。因此，甄贞建议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对现行的拆迁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保证法制统一性。同时，立法机关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以满足实际需要和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利益为基点，对现行法律进行适时的修改，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仍没有解决的产权界内没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此外，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对上位法的细化与完善，应符合地方实际，做到有章可循，严格依法办事。(编辑/赵晓秋)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8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