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回来
事业单位——金领——国企——
我为什么要回来
◎文/本刊记者 衡洁
王裕的办公桌很干净。
在这个有上千人的西部大型烟草企业，王裕的办公桌只占了小小一角。上面若干个文件夹被分门别类放得整整齐齐，电脑显示屏调到了最佳亮度和角度，角落里还放了一株老婆给他买的仙人掌。
这个男生带有很强的理科生思维的烙印，说话方式如同他的办公桌一样，喜欢按“1、2、3、4”排列，井井有条。
这里的环境他非常熟悉，可磨合得深了似乎又有些不一样。对于体制内来说，他已是第二次进来了。1981年出生的他，先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后来又跑到一家企业去当拿高薪的金领，现在又进了国企。
我们的聊天以王裕这样的开头展开：“我为什么要回来……(仰在椅子上长时间的思考)第一……”
抓阄的决定
王裕的人生完全可以用根正苗红来形容。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且都是中共党员。受父母影响，他在高中时就入了党，当时刚满18岁。读的是重点大学的热门专业，还没毕业，父母就动用关系给他铺好了进体制内的道路——去一家效益不错的事业单位上班。
看着这幅徐徐展开的人生美好画卷，王裕乖乖地去了。可3个月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全家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要辞职，去深圳华为公司工作。
“当时觉得，在那个单位一辈子都看到尽头了，我想出去走一走。”王裕说。他的决定在家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互相都无法说服对方。他们看不清未来究竟会怎样，只是不想让我离家去冒险”。
各方争执不下，最后，全家人冒出一个“很娱乐”的决定：用抓阄来看看结果。第一次，王裕抓到了“体制内”。“感觉真跟那个段子一样：抓阄不是让你决定什么，而是在展开纸团的那一刹那，让你看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王裕回忆说，“正是因为我不想去，所以硬是抓了第二次——去华为。”
“我父母一辈子都在体制内，不了解体制外的公司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一直不愿意我走。当时只有我舅舅和四姨支持我，他们说，我还是一张白纸，应该出去闯一闯。”2004年10月，王裕收拾了行囊，登上了南下的飞机，开始了历时两年多的寻梦之路。
我把领导给投诉了
王裕对那段体制外的经历评价很高：“一是我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这是我一生的财富；二是华为军事化的管理、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培训，教会了我很多技能和理念，这也是让我终生受益的。”
2005年5月，王裕在北京出差后回家过五一节，在路上，他收到了领导的一条短信：王裕，通知你，去印度。“没一个多余的字，却让我又一次兴奋起来，自己终于可以到第一线工作了。”王裕说。五一节一过完，他就背着大包小包，去了印度的清奈。
到了清奈，王裕傻眼了。本以为有一个缓冲期的他，到宿舍放下行李就被拉去了工作地。“工作就像打仗一般紧张。第一次和客户交流，他说的印度英语我有70%没听懂，剩下30%中，又有10%是我听懂了但无法给他解答的技术问题。我基本当场崩溃。”王裕说。一同崩溃的还有带他去的产品经理，交流结束后经理马上把王裕投诉到了总部，质疑总部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人来。“我听说这件事后更加郁闷，觉得一点不给时间适应也太不合情理，一时情急，就发了封邮件到总部诉说情由，把我们经理也给投诉了。”王裕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笑称当年的自己太幼稚，“这要是放到现在，我估计就不用在这儿混了。”
但当时的华为宽容了王裕的冲动。冷静下来的王裕，被激起了不服输的劲头，连着三个月，几乎每天加班到晚上12点，终于克服了语言问题和产品知识问题，成为了独当一面的员工。2006年4月，王裕签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大单——784万美金。
“以前都是量的积累，现在是一个质的飞跃。”王裕说，“华为这个私企跟体制内的单位比，既单纯也不单纯。不单纯是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一点华为也不可避免；单纯是因为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公司里的朋友会告诉你窍门，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像体制内的大多数单位，更多奉行的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2006年6月，已在印度掌握了各种资源、越来越如鱼得水的王裕，接到了爸妈的电话：“儿子，回来吧。”在印度的一年间，王裕经历了印度百年不遇的洪水，水淹到只剩一个头，还遇到了当地的一个爆炸案，这些都让只有一个宝贝儿子的父母不放心。他们甚至再次动用关系，给王裕联系好了到一家大型烟草企业上班。
王裕犹豫了。“一方面，我才刚开始出成绩，不想走；但另一方面，华为是个讲业绩的公司，我又怕无法一直保持好的势头，不能持续地拿单。”王裕坦诚讲出了当时内心的挣扎，“华为的员工流动性很大，这让我的内心很不稳定。我在华为的工作时间非常紧张，没有时间充电，觉得去国企也许有闲暇时间去读个研。慢慢地，我的选择就有了倾向性。”
王裕权衡再三，决定回家：“当时还真没冲着什么国企的稳定和福利回去，只是觉得工作岗位比较适合。在外漂惯了，到时不习惯再走就是。”
请你不要插嘴
2006年底，王裕进入了那家国企。刚去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收入上的锐减。“收入基本只有我在华为时的1/10。”王裕说，“因为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是按工龄算的，我是在体制内重新开始。”
正如王裕所料，国企里的工作相当轻松，这让忙惯了的他无所适从。这种状态持续了大半年，王裕去考了在职研究生，开始充电。
“我刚开始觉得清闲很舒服；时间长了就开始担忧，怀疑这样下去人是不是要废了；再过一阵慢慢适应了；到最后，已经依赖这个体制，觉得离不了了。”王裕分析说，“一步一步，就像温水煮青蛙。”
因为人天生的惰性，在工作强度上王裕很快被体制内的温水同化，然而在其他方面，他还是感到了体制内外的巨大差别。
在单位，王裕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会时如何给领导们按层级排位放座牌：“不能得罪这个，不能得罪那个，万事安全第一。”
王裕还告诉记者，在国企非常讲究流程和层级，而在华为这样的公司则是追求结果和速度：“以前讲效率，现在讲严谨。在这里，一个合同审批需要十多个部门签字，少一个，哪怕你再急也没用；在华为，如果能迅速且成功地达到某一个目标，那么可以越权。在国企里如果不讲流程，越级越权处理，会被视为犯了大忌。”
他给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那天，他陪同部门领导去给一个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汇报时，王裕感到有个地方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插了句话，结果部门领导的脸色当场就变了，吓得他马上闭嘴。出来后，部门领导直接对王裕说：“以后我汇报工作，请你不要插嘴。”
同时，体制内人际关系的微妙王裕也慢慢体会到了：“国企里的关系很复杂。同事中不少是关系户，一来，本身单位就讲究论资排辈，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就少；二来，若真的有谁脱颖而出了，也会被怀疑是‘背景硬’。”
单位的一次晋升机会更是给了王裕一个现实的打击。当时，已在部门工作了3年的王裕，以为凭能力、凭经历、凭学历，都是非他莫属。结果，领导却提拔了另一个在单位已呆了5年的同事。“说真的，我一直就没把他列为竞争对手，实力相差太多了。”王裕无奈地说，“从那以后，我更明白了体制内的一些规则，被席卷到其中的我们，是不得不遵守的。”
瓶颈在哪里
2011年初，王裕结婚了，爱人是一家省级单位的公务员舒心。在朋友眼中，他俩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组合。“在谈恋爱和成家时，你会更加体会到有一个稳定单位的好处。”王裕说。
“现在我在华为的朋友，月薪都有4、5万，这个我是远远比不上的。但私企总是说不清以后的风浪，但体制内的风险概率比较小。”王裕告诉本刊记者，“人有时也是要找平衡感的。我现在的单位人员稳定，周围朋友流动少，不用加班，有更多的私人空间，薪水稳步增加，会发各种各样的购物卡，也没有被开除的压力，这些都是比华为强的地方。若一直在华为，当到达一定平台时，也许会碰到真正的瓶颈，那时也只能选择离开。”
舒心很赞同王裕的观点：“虽然我大学毕业就考进了公务员，没有去体制外见识过，但当看到同学在体制外的工作那么辛苦，还是觉得体制内好。”舒心一个同事的老公在部队转业时没有选择体制内，而是选择了下海经商，虽然现在也很成功，好车好房都有，但“幸福指数远远比不上和他同一批转业、进了机关的人，他们现在也大都身居要职了”。尤其是在面临小孩上学、就业时，体制内的人往往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将其安排到更好的地方。
“那个同事常跟我们说，后悔当初没让他留在体制内，尤其是对下一代来说，这样的选择更长远。”舒心说。王裕也转述了当年一名领导告诫他的话：在体制内，不要太在意前面的得失，到了后面，体制内的好处就显现了。
2010年，王裕也成功晋升了，他对一些传统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抵制或反感某些规则，变为接受甚至维护这个体制：“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当我在体制内的最低层时，我批判它；但随着我资历的增长，我也晋升了，我就体会到了论资排辈的好处。怎么看待它，完全取决于你在哪边得到的利益大。”
让王裕高兴的是，现在他们单位也实行了一些改革，在某些岗位的提拔晋升上，开始搞竞聘上岗。这让他感到，在体制内一样能大有一番作为，“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单位的中层”。
聊天快结束时，王裕向本刊记者透露了他的梦想：“我最初的梦想是开一家餐馆。你觉得远吗？其实一点不远。这个梦想至今未变，我在一点点向它接近。工作和理想是有区别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有很多种方式。好好工作是，开餐馆其实也是。总有一天，它们都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