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杨早(文化学者)

　　辛亥逸事之八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敬请垂注。

　　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主要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参见上期《绅士的败局》)，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

　　无名小卒当了都督

　　由焦达峰、陈作新二人为首的中部同盟会湖南分部，在湖南新军中影响颇大。

　　焦达峰是从湖北返回湖南发动革命的。陈作新则一直在本土号召新军起义，1910年抢米风潮时，陈作新正在新军二十五混成协当一名排长，他当时就力劝新军管带陈强乘机起义，不被采纳，反被革职逐出新军。

　　辛亥年各地光复，无不采用“军—绅联合”的模式进行。湖南士绅一面试图劝说黄忠浩反正，一面派出代表，通过焦达峰联络新军。

　　10月14日之后，起义筹备有了眉目，士绅代表黄鍈等要求与焦达峰及新军代表见面开会，地点选在紫荆街福寿茶楼。黄鍈等先到了茶楼的二楼，凭窗等候，“见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则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各代表陆续来，长袍短套，不伦不类，多至四十余人”。

　　这种观感很有代表性。虽然焦达峰在湖南士绅眼里，也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毕竟他出身富户，读过长沙普通高等学堂预备科，后又到东京铁道学校游学，见过不少世面，还博得“落落大方”四字评语。自陈作新以下，就只能算“不伦不类”了。

　　焦达峰霸气外露，当着一帮士绅的面，大谈排满兴汉的道理、同盟会的宗旨，“俨然以首领自居”，这当然也引起了士绅代表的不满。

　　10月18日半夜，由陈作新出面，在小吴门外树林里召开了第二次各方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士绅们表示希望拥戴黄忠浩任湖南都督，而巡防队代表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杀黄忠浩，新军及巡防队都不会参加起义。

　　10月20日，是原定的举事之日，可是巡抚衙门也知道了内情，控制极严，新军所有马草干粮，迁移一空，搞得城外的炮兵营同志，想放火为讯，却找不到可燃烧物，反被巡哨发现。各处人马只好罢手。

　　这一天长沙到处都是谣言，街上岗警林立，来往行人，均须接受检查。最大的一个谣言是：巡抚衙门已经架起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

　　士绅中许多人，此时信心全失。其中有位教育界代表，是湖南体育会会长吴作霖。他一想到革命党人赤手空拳，新军又没有子弹，一旦巡抚衙门发起炮来，长沙岂非要被打得粉碎？急得他通宵失眠，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该请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出来主持大局。

　　10月21日清早，吴作霖冒冒失失地跑到谘议局，要求见谭延闿。此时谘议局的号房才刚起床，哪有人来办公？吴作霖不禁大怒，认为都什么时候了，这帮议员老爷还在家睡觉，难道不知道长沙城就要毁灭了么？他越想越气，就在谘议局门口骂起了大街：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的。我姓吴名叫作霖，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二千多人，分驻满城旅馆商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将来革命，各把火柴括燃，就可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班议长、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这时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做甚么的！”

　　直骂得号房不知所措，又无法通知议长议员，附近居民纷纷上前围观，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一阵，无人理会，只好自行回家。

　　这件事，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被解读为立宪党人有意破坏革命，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与妥协。

　　不管如何，这场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当日上午，传闻更烈，有说长沙的满人官员已经逃跑了，也有说巡抚衙门的大炮今天就会打响。长沙官钱局立即发生挤兑风潮，巡防营稽查队派出了更多的人手，在街上穿梭巡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0月22日清晨，湖南新军与武昌的新军兄弟一样，觉得等下去反正也是死，不如博一博。他们每人只分得两颗子弹，一鼓作气地冲进城去，居然就将长沙光复了。

　　听说新军进城的消息，焦达峰带着陈作新等同盟会人马，冲进了谘议局。在立宪党人的叙述中，因为时间太早，又没有预先通知，本来预定光复后召开的军商学绅各界大会，根本无人到场。偌大的谘议局，只有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会员二十余人。焦达峰开口便说：“我是孙文派来的，孙文把湖南的事情交给了我。”

　　于是同盟会员们讨论，认为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最先也最久，宜当都督；这次举义，全凭新军奋勇，巡防营不抵抗，陈作新居间联络，功劳最大，宜为副都督。计议已定，拿红纸写好贴在谘议局墙上，焦达峰就穿上清军协统的制服，开始处决公事了。

　　焦达峰署名的文告一贴上街，长沙市民个个都像黎元洪那样，惊诧莫名。随后赶到的绅士们更是怒火中烧，绅士代表常治当着革命党人的面高喊：“这个都督是临时的！”陆军小学校校长夏国桢，更是直接带领全校学生前往谘议局抗议质问，甚至刚刚反正的新军中，也传出了哗变的流言。

　　谭延闿平息了这场争议。他说：眼下只有一二省举义，民军才刚刚萌芽，“此非争都督之时”。有此一说，立宪党人才不再闹了。不过，祸苗已经种下，总是会发出来的。

　　乱象中的杀机

　　10月28日，长沙光复后第七天，新军第九镇马标队官戴凤翔，接到刚从益阳调来长沙接防的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的请帖，请他次日下午五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席间，自然就说起光复后的长沙局势，有人便大骂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乱用人，乱用钱，说亲眼得见，一个青年人跑去找焦达峰要官，焦达峰问他：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写字”，焦达峰就说：“你去当书记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捆空白带子，他就拿了一条，自己写上“三等书记官”，挂在身上，招摇过市，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了。

　　又有人说，湘乡人吴连宾，曾在家乡发动会党，此时跑到都督府对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标人。”焦达峰也没敢跟他还价，给了他一条白带子，上面写了“某标标统”，又批了两万元给他。谁知道吴连宾第二日又跑去领钱。军需官只好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

　　其他笑话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军、巡防营还是会党，只要你参加了长沙光复，跑去都督府一说，立刻就能得一条连长、排长的白带子。有了白带子，人人都自觉是军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把荒货店的库存抢购一空。而今满街都是指挥刀，铿锵作响。

　　如此一来，长沙市民对革命党的印象，只有比谘议局那帮立宪党人更坏。绅士们对焦达峰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任命冯廉直为南路统领。冯是洪江会(湖南哥老会的一支)头目，1906年参加浏醴暴动被捕，在狱中呆三年，出狱后，招三百人，任标统，驻湘潭。在同盟会方面看，冯廉直是矢志革命的功臣，但在士绅集团眼里，他只是一名“积盗”，而今得了势，在湘潭招兵买马，追杀宿仇，湘潭的县知事联合绅士向长沙求救。谭延闿拿着求救电报去指责焦达峰，焦达峰根本不承认这些指控。于是又有流言，说焦都督也是冯廉直一伙的，本名叫“姜旦宅”，冒充革命党人来长沙夺权。

　　众军官越说越激动，都说这样下去，湖南会糟蹋在焦、陈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据说梅馨到长沙后，去见过焦达峰，要求升为旅长，被拒。

　　戴凤翔不同意这么干，他说：焦、陈只是资望不太够，一个是会党，一个是排长，当时举他们为都督，就有人说是临时的，是个“烂斗笠”(下雨时临时戴戴的)，现在干得不好，叫他们走就是，不必杀人。

　　话没说完，梅馨一个巴掌拍在桌上：“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旁边人也说“杀了倒爽快”。

　　戴凤翔知道自己挽回不了这个决定，就暗自打算，想给焦、陈报个信，劝他们走路。陈作新被新军开除后，曾在罗汉庄体育学堂教过一年书，戴凤翔正好在那里念书，冲着师生之谊，也应该尽尽人事。

　　10月30日早饭后，戴凤翔跑去都督府，陈作新已经外出，问几时回来，答“不晓得”，又去找焦都督，只见大清早的，室内围绕着三四十人，要官的，要钱的，办事的，诉冤的，喧闹不堪。戴凤翔根本挤不起去，他只好叹一口气，知道事已无救。

　　梅馨等人敢策划杀焦陈二都督，也是因为戴凤翔接到邀请的28日，湖南独立第一协第二、第四两营出发援鄂，新军同盟会系的士兵几乎全体在内。而接防的五十标中，正有不少人是头颅还悬在城楼上的黄忠浩的拥护者与同情者，公仇私恨，一齐来了。

　　一日杀二烈士

　　10月31日，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军政商学各界大会，宣布了《都督府组织法》。谭延闿当席辞参议院、军政部各职，拂袖而去。

　　10月22日焦达峰就任都督，绅士们虽然没有明争，但10月23日，他们便在谘议局的基础上，成立参议院，以谭延闿为院长。参议院的宗旨是“模仿英国立宪精神，而防专制独裁之弊”，中心规则是军政府都督的命令，如募兵、给饷，任免官吏将校，要经参议院“许可盖印”方能生效。

　　这一举措当然令同盟会员大为不满。同盟会自孙文以下，都是主张首领集权的，怎么容得英国式的议院横插一杠子？刚从上海归来的谭人凤，本来就顾忌湖南绅权特重，见此情形，不免高呼：“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更有人主张，不仅要撤消参议院，还应当对参议院及在职人员“大兴杀戮”，他们提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人，要焦达峰即刻动手。

　　焦达峰这个人，江湖气很重，血性冲动，然而耳根子又颇软。辛亥之前，他曾因为力主在湖南利用会党发动革命，与谭人凤大吵一架；长沙光复，他又提出过杀尽满人，没收满人资产以供革命之需，经人劝解始息；光复后有人提议从藩库或银行中提取巨款以酬功臣，焦达峰初时坚决不同意，党人会议后，又从银行提出数万两，贻人乱用钱之讥。

　　而今有人提出杀尽参议院职员，焦达峰一开始也非常愤怒，有实行之意。后有人劝解，称“我辈革命，必须网罗人才，共策进行，今单上所列，皆为湖南知名之士，若被杀戮，何以收服人心”？焦达峰亦觉有理，放弃了该计划。

　　虽然不必杀人，但反击是必须的。军政府在谭人凤主持下通过《都督府组织法》，要将军事、行政、理财、司法收归都督执掌总之。不言而喻，这个法案几乎是在逼立宪党人摊牌。

　　翻盘或引退，机会都已错失。死神正在向都督府逼近。

　　10月31日上午，逼走了谭延闿，同盟会认为自己方面取得了胜利，簇拥着焦、陈回都督府商议第二批军队援鄂事宜。

　　突然有人来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挤兑风潮，要求都督府前往弹压。陈作新闻讯，立刻单骑出府，往北门驰去。

　　陈作新离去未久，砰的一声，都督府大门被推开，一队兵士一拥而入，口里喊着：“发饷！发饷！见都督！见都督！”

　　同盟会会员曾杰冲进办公室：“都督！陈都督在北门中伏，已经殉难！您赶紧避一避吧！”

　　据国民党人所著《焦达峰传》说，焦都督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大义凛然地说道：“往哪儿避？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而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我皆能容之。现在谘议局这帮绅董，煽动黄忠浩的残部造反，已经杀了副都督，又要来杀我。悔不用谭石屏(谭人凤)之言，先除掉他们！今日之难，我一身受之，莫让他们残害湘民，革命终当成功！”说着昂然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枪声齐响，焦达峰就倒在照墙的石狮子下。

　　此刻，离长沙光复才刚刚十天。

　　陈作新的头被砍下来，悬街示众。当晚，有人看见谭延闿“身穿蓝布长衫，面色惨白，神志惊慌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了督军府”。谭延闿反复申明他不愿当都督，但是梅馨等人派士兵在长沙城中各处，高举“焦陈正副都督伏诛，公举谭延闿为湖南都督”的高脚木牌，而且贴出布告，声明“所有都督重任，谭绅组安施为。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

　　梅馨等人的行动，有没有得到谭延闿的授意？各方争论不已。谭人凤认为即使谭延闿事前不知，当上都督后却不惩处凶手，反而提升梅馨为第二协协统，即与杀人凶手无异。

　　谭延闿事前是否知情已不可考，但他半推半就接任都督后，确实顺水推舟，在全省范围内清除同盟会势力。11月3日，焦达峰的战友杨任在常德考棚举行焦、陈二都督追悼会。追悼会进行到下午，当地巡防营统领陈斌升突率军驰来，将杨任等人抓住杀害。这些官兵杀完人，立即在原址举行另一个追悼会，将杨任等人剖心致祭，紧接着处决了几十名同盟会员。

　　这次，灵堂上高悬的，是前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照片。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让人想起鲁迅那段绕口令式的杂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