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0日，北京故宫，通往建福宫的路。牛光 摄

2011年7月13日，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广告。牛光 摄

2011年7月13日，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的广告。牛光 摄

　　巨额投资并不意味着文物安全高枕无忧。一个巨大的隐患是，多年来为数惊人的文物宝藏，至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期清查核对，物账相符难获保证

　　故宫热衷于大修，也许未能明言的原因是，大修是故宫最大的一项工程，每年最高可由财政资金按1亿元的规模支付维修费用。这也是迄今故宫所获的最大一笔项目投入。

　　除了宫殿古建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保护，故宫还存放着180余万件可移动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数量占全国的七分之一。要将故宫这一庞大的古代宫殿建筑转型成为现代化博物馆，故宫常年在安全防护、文物保护、殿堂改造方面的资金需求非常惊人。

　　作为享受财政全额拨款的文化部直属事业单位，故宫采取“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收”的部分，主要是门票收入，去年达到5.9亿元，全部直接上缴财政部；支的部分，即故宫的修缮、改造和日常运营，另由公共财政拨付。

　　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说，财政部并非完全按申请额度审批。由于故宫每年都有相当大数量的预算执行不完而形成沉淀，财政部在新预算申报额度基础上会有所核减。

　　冯乃恩承认：“这几年国家对故宫的支持还是很大的。”一位内部人士则告诉财新记者，财政部曾表态，原则上只要不超过故宫总收入，要求合理的支出都会全额支持，“可以说是故宫想做的项目都能拨款，全国毕竟只有一个故宫”。

　　但是，这些巨额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样难令人乐观。例如，多年来，为数惊人的文物宝藏，竟然至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定期清查核对，物账相符难获保证。

　　据财新记者了解，早在本世纪初，故宫便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系统，以便走上权责对应、绩效可查、账目明晰、监管到位的科学管理轨道。其中，馆藏文物的保管信息系统被作为一个非常核心的部分来规划设计。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来，就存在接收的藏品信息凌乱等问题。例如，仅在“碗”这样一个编目下，就可能对应着型号、花色、年代不一的成千上万件馆藏。此外，还存在大量物品分类不清的难题，如很多藏品，原本仅按存放的空间位置登记，其功能、用途和历史价值都未及评估。

　　至今，故宫共进行过七次文物清点。目前，第七次清点已告一段落。但这些清点在物品和账目比对方面仍有不小的缺陷。也就是说，可能发生有些文物尚登记在册，但实物并未收藏在账目记录的仓库或空间位置；抑或账目记载的文物，并无实际对应的物件。

　　现实中，故宫也的确出现过研究人员需要调取某件文物，而在其所记载位置并未找到的先例。要进行彻查，困难在于账目和实物多年来为两条线管理，库房众多，须由多个保管单位分工管理。账目庞杂，全部文物的历史账目就堆放了满满几个大柜子，许多文物的标签又相对简略，仅靠有限人工难以实现全面核查。

　　信息系统上马后，故宫有关信息部门与文物保管部门合作，集合五六个熟悉文物和保管业务的老人，予以辨识分类，在此基础上将90余万条文物信息进行双机录入，形成数据库；更花费近十年时间，将录入的数据和总账核对，并查实具体的收藏位置，责任对应到人。

　　至2009年，该系统完工上线，只要据此进行定期按适当比例抽查，即可大体保证账物清楚。然而，故宫分类库多达数百个，而故宫文物保管部门一年只象征性查验少量藏品。因而，这个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制作的信息系统，在不少当事人看来，如果制度执行不到位，也仅是摆设。

　　为了保护的破坏

　　斥巨资打造的现代化设备，有时还会因管理不善对文物形成伤害。一级国宝、五代时期画家董源所绘《潇湘图卷》，就曾被落地展柜顶端的空调滴水打湿受损

　　在信息系统建设之外，文物安全始终是故宫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上世纪80年代，故宫就开始总体安防系统规划，花了十年时间，在故宫院墙设置了第一套现代意义的安全技术防范系统。2010年10月，故宫新的安全防范报警系统工程改造项目启动。该项目工程概算投资额达到5900万元，均由国家财政拨款。

　　至本文开头所提的窃案发生时，公开资料显示，故宫每日清场后，有至少1600个防盗报警器、3700个烟感探测器和400个摄像头无间断运行。但事实证明，它们并未能阻挡窃贼的入侵。

　　窃案发生后，故宫在官方微博上公布整改措施，除提出将加快已有安防系统的升级改造，还提出几项新的安防升级需求，包括为紫禁城城墙加装安防设施、为重要展室门窗更换防爆玻璃、改造展柜、改造“安全防控不达标的展室”等。冯乃恩称，已“要求上级部门追加预算”。

　　由于故宫地面库房条件差，防火、防盗、防尘、防震等条件都难以达标，从1986年开始，故宫在西华门内，先后投资约1亿元，营建了2万多平方米的地下收藏库，80余万件珍宝级文物均保存于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地下恒温恒湿收藏库。2009年，仅对地库空调机组改造，即花费近600万元。

　　除了库藏，故宫还有约1%的文物在地面布展。将传统宫廷院落改造为展厅，投资同样巨大。2004年4月，故宫投入2000余万元改造午门正中门楼，在原建筑框架内打造出玻璃结构的现代化展厅，既保护古建，又为展品提供了恒温恒湿的环境。

　　“也只有午门能够这样做。”故宫一位文物保护专家介绍，午门内部空间充足，有搭建“玻璃壳子”的条件；而故宫内的绝大多数殿堂空间狭隘，改造难度大，每一个项目上马，古建保护部门和展览、文保部门都会发生争执。

　　最终的妥协，往往通过高额投资换来。例如被辟为书画馆的武英殿，在投资3200万元进行建筑本体修缮后，西南崇楼、武英殿、贞度门西南朝房内部，为适应展览要求的装修改造，仅展柜一项就花费数百万元。尽管空调、消防报警器、防盗器、供暖、供电、照明等设施的布线对武英殿的地面墙体造成一定损伤，但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对书画藏品的保护标准。武英殿内部有一系列恒温恒湿设备，灯光则是自动转换明暗，以减少灯光对展品的照射。所有展柜都具有防爆、防紫外线功能，珍贵文物都采用全密封的形式展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斥巨资打造的现代化设备，有时还会因管理不善对文物形成伤害。

　　2008年5月5日，一级国宝、被视作中国“南派”山水开山之作的五代时期画家董源所绘《潇湘图卷》，在武英殿展览时，被落地展柜顶端的空调滴水打湿受损。究其原因，竟是源于展柜上方空调换气口的“设计缺陷”——新安装的展柜湿度控制设备中的湿度传感器CPU死机，控制系统失控，并最终导致出风口滴水。

　　后故宫对外解释称，受损部位在画心下部，经鉴定为“未遭受明显损伤”，经处理可以恢复。

　　忆及此，多位故宫研究人员均扼腕叹息。《潇湘图卷》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一位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介绍：“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幅画是绢本的，要是纸本的，一定会被水滴击穿，留下一个大洞。”

　　上述工作人员介绍，由于事发数日后便发生汶川大地震，这才未能继续成为舆论声讨的热点，最终未见故宫方面作出实质性问责。

　　系统性故障

　　蚁害正在故宫蔓延，“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如不彻底清查治理，故宫或有一日将毁于虫害

　　尽管不少内部人士都认为故宫“不差钱”，但故宫仍设法在财政收支体系外筹措资金。

　　2011年3月29日，由企业家捐资的私募基金会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下称故宫基金会)及北京故宫文化促进会(下称故宫会)宣告成立。也许是为了操作上的便利，这个基金会的理事长由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李季担任，秘书长则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

　　业内人士质疑，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兼任”，这与故宫基金会人事安排有明显冲突。

　　这种利益上的关联性，并未影响基金会获得北京相关部门的审批。故宫一位处长介绍说：“故宫基金会就是要弥补项目经费的不足。”其实，此类“弥补”不独故宫基金会一例。在门票收入之外，故宫还有大量经营性收入，不用上缴财政，而是列入博物院自己的财务预算管理，由故宫自行支配。

　　背靠故宫这座文化宝库，无论是故宫门票上的广告，还是收费的语音导游系统，可供经营的资源不胜枚举。规模最大的几项为：珍宝馆和钟表馆的门票、经营场地出租收入、故宫文化服务中心售卖纪念品和食品饮料收入、来院展览的展费、文物修复对外有偿服务等。为鼓励员工“创收”，故宫还专门制定了内部奖励措施，规定“各部处”通过“额外付出的劳动”为故宫带来的经济收入，每半年以净收入为基数，以超额累进的方式提取奖励，基准比例在20%以上，经院办批准可自行分配。

　　内部人士透露，这部分不进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收入，可以弥补许多“有政策没资金”的项目，如给事业单位人员发第13个月的工资。约在2009年，有人向文化部等主管单位发出举报信，揭发故宫内部“小金库”泛滥，此后故宫创收奖励的提取比例有所下调。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博物馆经营并非一件坏事。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副处长郭长虹认为，博物馆并不是不能经营，而是需要对经营的目的和使命有严格的界定和监管。郭长虹强调，除了支付合理的人工成本，经营的收入应该明确用于非盈利目的和使命。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此类经营活动中，故宫究竟有多少收益？具体又如何分配使用？与此有关，故宫的管理现状究竟如何？还有哪些问题未曾暴露？外人无从知悉，更无从插手。作为属于全民的宝贵文化资产，故宫是否涉嫌沦为少数人实现利益的工具，乃是外界最大的质疑。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故宫的管理并不存在系统性问题。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的管理制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几乎“每一制度的细节都很规范”。他认为，故宫出现窃案等事故，真正的问题在于规章制度“没有执行好”，窃案等几件事情的发生，均源于下属或下级单位未能将有关问题及时上报。

　　然而，曾经为故宫建立起一整套全新规章制度的老院长张忠培，却有不同的体会。年近八十的张忠培，是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第三位被正式任命的院长。1987年，他上任不到一个月，故宫连续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接二连三的事故，让初来乍到的张忠培如履薄冰，也让他意识到，故宫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责任之重。

　　他决定拿出一套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由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对这一举措有过描述：1987年，院里着手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新的规章制度分《故宫博物院部处职责和正副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故宫博物院规章制度汇编》两部。前者分别对全院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做了规定，后者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列规章制度119种。年鉴称，这项工作还在国内文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兄弟单位以有关条文为参考，制定了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严格分工，责任落实到人。但这种权责的划分，始终仅限于“单位”框架，由每一个责任人逐级向上对应，最终对“单位”的最高领导负责。回忆起当初那场改革，张忠培说，采取院长负责制，将人权、财权都集中到院长身上，是有风险的。

　　为尽可能化解系于一身的管理压力，张忠培想到必须以身作则，来激发起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至今仍有老员工怀念那个时代。据介绍，张忠培几乎每日都在参观线路内巡视。久而久之，据一位老员工介绍，每个员工亦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仍有寄托于“人治”之嫌。张忠培最终意识到，在官本位体制下，监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于领导个人的廉洁奉公也很难持续。

　　事实上，中国现有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其资产属于国有。按照现有体制安排，此类公共文化设施均由政府直接委派官员进行管理，政府直接行使监督权，经费亦由政府直接拨付，以管理者单纯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运行。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巫志南撰文指出，这种围绕官员行政系统的运作方式展开的监管，对管理者的自觉性过于依赖，缺乏以公共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给管理行为的随意性提供了潜在的空间。

　　不少学者认为，要消除这种“依赖”和“随意”，关键措施即是打破“官本位”监管模式，建立公共文化产品对公众负责、由公众参与监督与问责的机制。更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以GDP和增长率论英雄的政治生态下，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轻率处置“是一种犯罪”。

　　2011年的夏天，故宫的日参观人数屡屡突破8万，大大超过了往年的最高流量。就在故宫忙于内部整改、应对旺季接待压力的同时，一群白蚁也在故宫悄悄繁衍。

　　早在2006年，在位于故宫内廷西侧属于非开放区域的毓庆宫，就曾发现白蚁。毓庆宫最初作为皇子居所，后用作皇帝读书学习之处，乾隆、嘉庆、光绪帝都曾在此居住。白蚁一般生长在南方暖湿地区，是木构古建的大敌。一批浙江的白蚁防治专家随后来到故宫，布置了白蚁监测控制系统。他们中的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财新记者：“通过勘测，发现受影响的面积比他们发现的大”“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

　　对于白蚁的意外出现，故宫方面不愿声张。上述技术人员表示，故宫方面对有关消息不公开披露“有要求”。他担心，即便杀虫装置效力明显，但白蚁造成的伤害仍是不可恢复，且防控过程亦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监测，更难以保证根除。他还表示，白蚁隐蔽性强，加之目前监测的面积仅占故宫一小部分，有必要扩大监测区域。

　　财新记者近日得到消息，早前得到缓解的蚁害又有扩散迹象。如果不彻底清查治理，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故宫或有一日毁于虫害。

　　本刊记者王晓冰、陈慧颖、刘志洁、戴廉，实习记者潘佳娜、邹怡茜、蔡亚毅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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