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北京报道

　　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微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 fabu.redcross.org.cn)上线试运行，点击进入，其首页右上角赫然标注着“公开、透明”四字，显然在兑现着那个承诺……

　　就在一个多月前， 6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因为一个炫富的“郭美美”陷入信任危机。7月7日，在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廉政工作会议上，中国红十字会许下承诺——“公开透明”。 7月23日，中国红十字会下发公函，表示“要建网络信息发布平台，两年内信息公开”。

　　没有料到的是，仅仅8天后，承诺兑现，却激起争议声一片。在炒红了郭美美的微博上，已经有人发起“欢迎大家来找茬”活动，拿红十字会的“账本”开刀。

　　面对僵局，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感慨万分，他用“痛心”和“痛定思痛”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称“红总会”)则表态：“我们从未失望和放弃，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使捐赠信息发布系统更加公开透明，更加符合大家的期望。”

　　捐赠信息发布平台——靶子？盾牌？

　　“这次上线，肯定还有地方不完善，但是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靶子，把它抛出来，接受公众的检验和批评建议。”王汝鹏说。

　　然而，更多的评论认为，“这是一个盾牌，一个糊弄的交代。”从“郭美美事件”爆发到推出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历时仅仅一个月，速度快到令人咂舌。但更快的是，网络信息发布平台试运行的第二天，就有网友列出了“五大罪状”。

　　公布查询结果，网友首先关注的“慈善明星们”，结果却令人震惊：“葛优”只捐了1元；“成龙”一日捐6次，每次1角钱；“周润发”捐款1分钱；“李连杰”及壹基金三次捐款不足1000元。

　　根据媒体曾经公布的数据，在玉树地震后，成龙以个人基金会的名义捐款超过2300万元，李连杰壹基金捐赠超过200万元。更令人诧异的是，在2010年4月20日晚央视举行的玉树地震赈灾义演活动中捐款1000万元的陈光标和捐款1亿元的曹德旺、曹晖均查询无果。而根据当时发布的信息，上述所有款项均汇入红总会。

　　8月2日，记者致电深圳壹基金总部，接线人员回应称，他们的捐款数额肯定不会这么少，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数据有严重问题。

　　对此，红总会给《中国经济周刊》发来传真解释说，“这些情况确实存在，我们是依据银行(邮局、现场捐款等)提供的原始信息录入捐款人姓名。”“有重名重姓的现象。”

　　与捐款数目不详的众明星相比，名为“刘德华”的捐款更为奇怪，在“青海玉树地震捐赠信息查询”中可见，20万元的捐款于“2010年3月30日”到账，而玉树地震发生时间是半个月后，网友戏称：“刘德华未卜先知。”

　　关于时间上的疏漏，王汝鹏解释说，平台公布的是自2010年1月11日至今所有捐赠信息，并非仅仅是青海玉树地震中的捐赠信息。至于此外的捐赠信息公布，还需假以时日。

　　第三个争议则是，目前通过信息查询，可以了解个人捐款10万元以上和企业捐款50万元以上的款项使用情况。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在地震期间的捐款是不到10万元的，这就意味着，九成以上的捐赠者仍然无法知道自己的钱捐了之后去了哪里。”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服务平台——基金会中心网首席执行官程刚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每笔捐赠都应该明确数额和去向，至少红十字会应该拿出一个时间表，让公众了解还需要多久。”

　　遗憾的是，红总会仅表态“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目标，随着信息管理系统的提升和发布平台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我们将逐步实现让每一笔捐款都能查询并知道使用流向”，但没有透露具体的日程表。

　　另外，根据信息发布平台显示的审计报告，2010年，红总会新增重大灾害重建项目资金19.99亿元，其中，玉树地震投入16.53亿元，计划建设29所学校、28个乡镇卫生院和两个备灾减灾设施。网友质疑：“平均下来建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卫生院的金额为2800多万元？”

　　据红总会公布的信息，造价最高的卫生院是杂多县妇保院，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援助金额1420万元，则计算下来，建造单价达到了13523元/平方米。造价最低的则是治多县妇幼保健院，建造单价仅为2535元/平方米，仅相当于前者的1/5。

　　王汝鹏解释说，玉树重建项目都是“交钥匙工程”，除了基础建设还有内部装修、常规设施的花费。“因为青海玉树是在高原地区，离西宁800多公里，很多建筑材料都要从西宁以外的地方运到当地。再加气候条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它的建设成本也比较高。”

　　另一个数据是，玉树地震中，红总会共收到捐款238472万，支出237889万，余583万做督察审计费。对此，有网友质疑：“去一个只有30万人的自治州督导检查审计灾后重建项目，需要花掉583万元吗？”

　　红总会解释说，这是按规定比例预留的审计、检查督导和项目评估等费用。因重建工作还没结束，这些费用目前还没开始执行，等上述工作执行完后，同样要向社会公布具体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面对批评声明显大于赞扬声的舆论环境，王汝鹏颇显无奈，“信息发布平台中海量的捐赠数据需重新整理、录入、核对，难免出现疏漏，而且发布平台还不完善，还在测试期。”他表示，信息平台上公布了咨询电话，愿意接受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仓促上马——还有多少无奈？

　　纵观各大媒体的评价，认为“公开是值得肯定的进步”的不在少数，但“混乱是致命伤”的则更多。就连一直为红总会做财务分析的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也用“仓促”和“粗糙”评价了该网站。

　　面对网友提出的“漏洞百出”的质疑，王汝鹏坦承，这个信息发布平台是在加班加点的情况下提前问世的，原计划是在下半年。

　　其实，筹备建设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的时间并不短。2010年底，红总会内部就提出了相关方案：在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者数据库”基础上开发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并列入了2011年的工作计划。

　　今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伟也曾公开表示，“两会”后，将启动重要工作——打造公开透明的捐赠信息管理平台。此时，预计的公布时间还是“下半年”。

　　但三个月后，一场始料未及的信任危机使中国红十字会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即，这项重要工作也被上紧了发条，被业内人士视为“重塑形象”的关键一搏。

　　“我们应该认可红十字会的进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公开的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红十字会在探索，公众也在适应，这其中不仅是态度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我们要给予时间和耐心。”

　　据刘姝威介绍，作为“中国特色”的中国红十字会，其财务审计制度并没有采用全球使用较多的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而是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依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对其进行审计的。

　　“世界红十字会的负责人也曾表态，红十字会并不是NGO。”王名认为，红十字会在全球都有着浓重的政府背景，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在日本采取的是特殊法人制度，在德国采取的是公法人制度，其实都与中国的行政事业单位制度相近。”

　　在王名看来，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背景决定了它的财务审计方式。“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大块：国家拨款和民间捐助。2008年汶川地震前，国家拨款占到90%，剩下才是少量的民间捐款。”因此，中国红十字会也就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报表对其进行审计，主要目的是满足国家宏观财政预算管理的需要。

　　“所以其财务审计方式是比较粗略的，只按照收支两条线做审计，主要为了方便国家审计局对财政拨款的核算。”汶川地震后，民间捐款首次井喷，一跃成为超过国家财政拨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体现出了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重要性，要对繁琐、细小的捐款数目进行分类和核算，满足公开、透明的需要。”刘姝威说。

　　而这项改革无疑是“大刀阔斧和改变常规的”，程刚认为，这不仅是技术问题，还将打破原有的制度和体系，与财政、审计等部门都息息相关，需要全盘配合。“这将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改革。”在目前中国红十字会系统“一荣不能俱荣，一损绝对俱损”的情况下，应及早把全国性的信息披露平台提上日程。“公开账本的不应是红总会，而应该是全国的红十字会系统，地方红会何时才能纳入其中呢？”

　　红总会回应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发布平台的建立，为全国红十字会系统提供示范，推动公开透明工作的信息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总会已向全国红会系统提出‘两公开两透明’的工作要求，要求各地参照总会做法，逐步建立依托于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平台，实现财务收支和捐赠使用信息的公开透明。”

　　但已经有地方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建立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的查询系统并非易事。“红总会与地方分会之间并非隶属关系，红总会的号召并无实际约束力，只能说是一个提倡作用。”

　　对此，王汝鹏也坦承：“因为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体制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管不了各级红十字会的人、财、物，但是我们对它进行业务指导，我们要求他们要参照红总会的做法。”

　　“透明”慈善——还要等多久？

　　“透明”慈善绝非新话题。2006年，民政部就颁布了《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明确规定，“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活动的信息”等应该公开。

　　今年7月，筹备已久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出台，再次明确，“将在慈善全行业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建立健全慈善行业信息统计制度，完善慈善公益信息统计平台，及时发布慈善数据，定期发布慈善事业报告。”

　　但实际情况却是，据民政部公开信息显示，2010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高达700余亿元。截至2010年底，登记注册的各类社会组织已有44万个，其中，基金会2168个。但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基金会有官网、不到五分之一的基金会发布官网年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面临着缺乏人力物力投入等诸多困境。”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这需要慈善组织自身有一定的信息处理能力，如：编写财务报告、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等。另一方面，无论是建立官方网站还是自建传播渠道，都需要成本投入。

　　无疑，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加速了公开的进程。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慈善市场也从“垄断”走向了“竞争”，透明度将直接影响公众、企业家乃至政府的态度，也将直接决定善款涌入的数量。

　　以两亿善款轰动全国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就曾明确表态——把透明度、执行力作为选择慈善机构的首要标准。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包裹”项目就凭借捐款发票与受助人反馈的模式成功吸引了曹德旺逾1.8亿元的善款。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官网上可以清晰看到‘爱心包裹’的分类，连书包的颜色都有明确标注，到邮局办理的现场就可以提供《‘爱心包裹’捐赠凭据》，含‘一对一’捐助学生姓名、性别、年级和通讯地址等信息，网上捐赠人可以直接在网上获得相应信息。”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心包裹’项目的负责人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也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妇女发展基金会在全国2000多家基金会中在公开度方面排名第三，然而，在与捐赠者面对面的回馈方面还需要加强，还有差距。”她以“母亲水窖”项目为例，“我们承诺每捐一口水窖会写上捐赠者的名字，并拍摄照片作为反馈，不过，目前这一点暂时没有完全做到。”

　　“中国红十字会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互动已经拉开了一个大的序幕。”王名认为，“红总会的信息公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模型，中国慈善界可能由此启动一个良性改革。”

　　中国慈善的透明度

　　25% 全国仅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其中组织基本信息公开透明度最高，财务信息透明度则最低。

　　96% 54% 全民慈善透明意识明显上升，96%的受调查组织认为信息披露很重要，54%的受调查公众表示很关注慈善信息披露。

　　70% 分别有70%以上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而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实际情况与公众的期望不符(满分5分制)：财务信息透明指数最低，为1.52，业务活动信息透明指数为2.43。

　　23% 23%的组织没有在慈善信息发布时提前征求捐赠人和受益人的意见，接受调查的近九成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满意。

　　(数据来源：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