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江

　　尽管代理律师周新广认为，与近年来受刑高官的受贿金额相比，中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和副总裁张春江的746万余元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量刑过重，可是2011年8月1日上诉期满时，张春江放弃上诉，接受了法律惩处。张案由此尘埃落定，判决书上未显示有“电信黑洞”，即外界猜测的网通上市时的财务问题，30年来通信业唯一被中纪委定性为“严重违纪”的副部级官员跌于人情关系，大学同学宋世存和多年老友张锐夫妇与他形成权力寻租，共同致富。

　　记者◎杨璐   插图◎老牛

　　同学情

　　翻开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系7711班的通讯录，张春江和宋世存都是同学中曾经和现在的佼佼者。虽然宋世存交给母校的通讯地址是不知所以的北京安全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可是熟悉电信行业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北邮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载波班的班长，而且毕业之后不久就担任了北邮校友、邮电部副部长和后来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的秘书。张春江的仕途也很顺利，刚毕业3年就当上了大连经济开发区邮电局副局长，后来又升任了大连邮电局副局长，1993年调入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在沈阳停留不到两年，旋即调入北京邮电部任职。

　　宋世存的仕途在1991年就画上了句号——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获刑4年，出狱后从商。张春江却在中国电信业的改组中风生水起，1998年邮电部与电子工业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2000年41岁的张春江出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2003年离开部委，出任由小网通和吉通合并的网通党组书记、总经理。2008年电信业再次重组，网通并入联通，张春江调入中国移动担任党组书记、副总裁。当时，1948年出生的中移动一把手王建宙已临60岁，外界普遍猜测张春江为接班而来。

　　从大连到沈阳再到北京，毕业30年，两个老同学的交往从未间断，在张春江买房子，儿子上学，情人、母亲看病这些人生大事里均可看到宋世存的身影。宋世存在给有关部门的证言里说，他多次跟张春江说过，只要张春江需要钱，就跟他说。

　　2003年春节前，宋世存到张春江家拜年，用报纸包了20万元人民币，让张春江过节花。2004年初，两家关系更近一步，宋世存购买了大兴区庞各庄镇丽水佳园小区A20、A26两套相邻的别墅，装修并购买家电，其中A20写在了张春江的儿子张大川名下。张春江对这套总价332万多元的别墅只支付了48万元，其余都由宋世存承担。为了防止调查，张春江和宋世存编造了一份张春江购买别墅的出资证明，根据呈堂证供，这份出资记录的大致内容是：“除了第一笔48万元之外，2004年4月，张春江和母亲关心同宋世存一起，在房产公司交纳了房款120万元，又分两次给宋世存现金人民币25万元和30万元。2005年初，付给宋世存1.5万美元。”2005年张春江将别墅的户主更名为母亲关心，即便如此，这项赠与交易也并不保险。一年后，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对张春江在昌平区香堂村给母亲购买的小四合院房产进行调查，张春江为避风头从大兴区的别墅里搬了出来，并让秘书王传宝找人把户主更名为宋世存。之后，宋世存还给张春江50万元房款。

　　张春江的妻子姬蓉也是北邮的大学同学，去美国多年后又把儿子张大川也接走读书。张春江跟宋世存聊天时谈起儿子每年的学费要几万美元，听者有心的宋世存便主动提出要帮助张春江解决学费问题。随后，张春江的妻子姬蓉将其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信息给了宋世存，2006年4月，宋世存转给姬蓉20万美元。

　　2007年9月，张春江的情人在北京玛丽医院做手术，张春江打电话给宋世存，要他带2万块钱到医院。2009年，张春江的母亲要来北京看病，宋世存听说后要帮助解决一部分医药费，几天后他从银行取了10万块钱，用报纸包好送到张春江家。

　　生意经

　　张春江供述：“宋世存多次跟我说，他赚的钱两个人老了一起花。”这样的兄弟情除了老同学的感情基础，也由共同利益而维系。1994年宋世存出狱经商，第一笔生意就找上了在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的张春江。当年6月，正逢移动电话资费第一次大幅度下调、“大哥大”降价，人们的通讯设备从传呼机开始向手机过渡，手机成了当年的紧俏货。宋世存找到张春江帮忙联系手机销售业务，张春江给当时负责手机统购统销的邮电器材公司经理周家广打电话，要他给予关照，周家广就从宋世存手里订购了2万部手机，这第一桶金宋世存赚到人民币100多万元。拿着这笔钱，宋世存注册了北京铱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营除了电子通讯的技术开发、服务、信息咨询外，还销售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等。

　　2002年中国电信分拆，移动业务被剥离出来，固话业务的利润空间有限，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大固话运营商开始力推从日本引入的无线固话技术小灵通。因为价格便宜，小灵通市场高速增长，2002年底，全国有300多个城市开通了小灵通，覆盖率达到50%以上。宋世存从这里看到了商机，在香港注册了公司，开始了代销UT斯达康的小灵通业务。但是这个生意也没有做很长时间，小灵通的市场迅速衰落。到结算时，斯达康拖欠宋世存1000多万元提成款。当时，斯达康也陷入了困境，2005年财报全年亏损了4.62亿美元，到了2006年依旧没有好转，宋世存的欠款也没有支付。他再次找到老同学张春江帮忙。张春江时任中国网通一把手，对斯达康公司的存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结果，中国网通2003到2007年从斯达康采购了95亿元人民币的通信设备和通信终端。宋世存随即约张春江和UT斯达康吴鹰吃饭，根据宋世存的证词，在饭桌上张春江要吴鹰归还欠款。吃饭后不久，2006年2月，UT斯达康往宋世存的力晋公司在香港的账户里汇了83万多美元。

　　宋世存和张春江的密切关系也成了宋世存很好的生意招牌。2007年北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陈升想与中国网通合作，在天津开发区建IT外包业务基地，通过中间人徐长军找到宋世存，希望能跟他合作共同赚钱。陈升和徐长军在提供的证词里承认，找宋世存合伙是因为他与张春江的同学关系。张春江由此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IT外包业务的会议，邀请宋世存、陈升和徐长军参加，在会上同意了这个合作，后来因为天津的原因，这项生意没谈成。保险代理人也找宋世存帮忙。2007年，唐在峪想代理中国网通传输线缆的统保业务，又找到宋世存合作，称如果业务成功宋世存可以拿提成。张春江又主持相关部门开会，表示支持做传输线缆的保险业务，但是后来双方存在分歧，业务也没做成。

　　除了电信业务本身，宋世存也围绕着网通、移动公司的各项枝蔓寻找商机、拿佣金。给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联系收购中国网通公司酒店的项目，也帮商人王卫红联系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办公楼的工程，每次搭桥都由张春江出面打招呼，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谈成，但是，宋世存在张春江面前说话有效果业界许多人都清楚。

　　权力寻租

　　除了老同学宋世存，大连时期就结识的老朋友张锐夫妇也搭着张春江权力的便车。2004年中国网通公司就广告创意进行招标，并在采纳创意的同时也将由中标公司承担中国网通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宣传。张锐的妻子杨蕊宁经营的阳光加信广告公司也参与了招标。根据杨蕊宁提供的证言，她首先征求了张春江的意见，张春江要她在广告创意里突出“老”和“宽”，随后，杨蕊宁把这个提示告诉了公司经理庄厉。为了确保中标，在公开招标前，杨蕊宁又拿着公司备选的几条广告词找张春江征求意见，张春江私下选中了“中国网，宽天下”这条广告语。

　　经过评选，中国网通公司品牌宣传评估小组选定了杨蕊宁的阳光加信公司和另一家广告公司作为最后的候选公司。2004年三四月份的总裁办公会上，品牌宣传小组汇报了招标过程，并演示了两家公司的广告创意。张春江说，“中国网，宽天下”的广告创意不错，决定选阳光加信公司作为企业形象宣传代理。品牌评标小组成员的证词说：“因为张春江是总经理，对选择哪个广告公司有决定权，其他人没有提出异议。”

　　“中国网，宽天下”的广告词随着中国网通密集的广告投放而家喻户晓，它成为当年中国广告业的成功案例，还获得了“2004中国国际形象片展”大赛银奖和2004年中国广告节铜奖。赢得网通企业形象的全权代理，除了给阳光加信公司带来巨大的声誉，让这家公司在业界声名鹊起外，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杨蕊宁的证词，中标后广告代理费为2亿元人民币左右，公司利润在几千万元。

　　投桃报李，张、杨夫妇由此对张春江也相当慷慨。中标当年的夏天，张春江的妻子姬蓉带着儿子张大川从美国回到北京，张春江向张锐借了一辆丰田佳美轿车供妻子使用，张锐把这辆车过户到姬蓉名下。当年底，张春江将20万元车款付给张锐。当时，张锐公司的员工租住着张春江在知春里的房子。2007年春节，张锐以折抵房租的形式把车款退给了张春江。但是根据杨蕊宁的证词，他们此后每年依旧付张春江房租，张春江也照样收下，再也没提车款抵房租的事情。

　　2008年10月，张春江同妻子姬蓉离婚，向宋世存借了250万元给姬蓉买房子。张锐提供的证词说，宋世存经常打着张春江的旗号做生意，由此他向张春江提出，找宋世存借钱影响不好，可以由他来解决。张春江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之后，张锐从妻子杨蕊宁那里要了50万元，在跟张春江吃饭时，放到了张春江汽车的后备厢里。又从北京威信泰克技术有限公司支取了200万元分红装进一个黑色拉杆箱，由妻子杨蕊宁送给张春江。这笔钱并不算借，根据张春江的供词，因为他给张氏夫妇提供过帮助，借只是一个托词。因为按照他的处事风格，如果借钱一定会给张锐借条的。这笔分两次行贿的钱，张春江把第一次的50万元用来还给老同学宋世存，然后又拿出10万元与自己拼凑的39万元一起给了前妻姬蓉，后来又取出了30万元还给另一个朋友张宝胜。

　　2009年12月，老同学宋世存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与宋世存有金钱和房产来往的张春江感到不安，将张锐装钱的箱子和所剩的160万元现金退还。杨蕊宁随后找到姬蓉，要姬蓉告诉张春江，就说钱是借的。但是，开脱责任的说辞并没有效果。2009年12月25日，张春江被中纪委双规。■

　　(本刊实习记者叶雨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