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记者 张银海  发自上海

　　二元结构经济体的“刘易斯拐点”一说经常被经济学家引用，拐点到来之时，用工紧缺，劳动工资上涨，身处拐点之中的年轻人，找工作并不难，并能拿到一份比前辈们当年更高的工资，应当是幸福的。这样的情况，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曾经上演过，那时的日本年轻人甚至被称为“金蛋一代”。

　　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虽然到处在闹民工荒，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涨工资，但如果以民工单位工时的收入而言(他们惯常加班加点)，再考虑到物价不断上涨的因素，全国近2亿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其实少得可怜。

　　七八月正是大学毕业生为工作发愁的季节，“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哀叹却在流行，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自嘲是“蚁族”在爬行。

　　而被称为“中产阶层储备军”的都市白领，面对大城市里高处不胜寒的房价，以及不断高企的物价，除了那些能从父母手里继承大量财富的人之外，大部分也只有低头怨愤的份。

　　那批80年代生人，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蚁族、白领，已逐步进入而立之年，成家、生养下一代、赡养父母的重责开始变得迫切，在公共福利水平至今低下的今天，在可预见的将来，教育、医疗、住房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许许多多年轻人的重担，很多人将可能面临“未富先衰”的窘境。

　　为何在拐点来临之时，他们却没有成为“金蛋一代”？

　　白领、蚁族和民工

　　传说中的上海是个白领城市，而白领普遍都过着小资生活，优雅文气。但在上海工作4年多的白领小方，丝毫没感觉过优雅是一种什么姿态。这个来自福建西部县城的工人家庭、毕业于上海某知名大学会计系的白领，每天出入于陆家嘴高级写字楼、月薪过万元，原该成为很多同龄人羡慕的对象，但小方却从没有一丁点优越感，反倒经常有一种为生存而不懈奔跑的体验。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带着淡淡的黑眼圈和略显疲态的表情，小方一般7点半左右出门，花一个小时从杨浦区赶往陆家嘴，先乘坐人潮涌动的地铁10号线，再挤上比10号线远为拥堵的2号线，在密封罐头似的车厢里发酵一小段时间，才最终到达目的地。每天都这么挤过汹涌的人流一步步往前，一路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像蚁穴里到处扩散的蚂蚁。每一次到达工作地点都要长舒一口气，然后再投入一天繁忙的工作。

　　工作日加班是正常的，晚上七八点下班也是正常的，有时周末加班也不见得意外。时间一长，小方感觉自己常常对生活失去味觉，除了应付工作，一切乏善可陈。都快奔三的人了，小方几乎没时间谈女朋友，上海到处两三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也让他只有嘀咕的份，而在老家一直以他为骄傲的父母也开始垂垂老矣，事业、婚姻、赡养等等纠结，让这个白领时常觉得自己像一只不堪负重的蚂蚁。

　　与此同时，两年前毕业于武汉某所非重点大学的江西赣州青年小郑在上海真正过着蚁族的生活。小郑来自一个农民家庭，父母皆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家里主要收入是父母农闲时节在外打工所得。大学4年，小郑2.8万元的学费是靠助学贷款支付的，生活费则由父母提供。大学所学专业是生物工程的小郑笑称自己学了一门屠龙术，华而不实，毕业的时候一直没能找到对口的工作，投了几百份简历，才在一家食品企业找到销售的职位，月工资1400元。两年来他已经换了3份工作，现在是在一家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做销售，月收入3000多元，但这种工资在上海依然捉襟见肘。

　　为了节省开支，小郑租住在宝山区顾村公园附近的一处居民区，和两个朋友挤在一处10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加水电费一个月700多元，为了省钱，小郑经常每天只吃两顿饭，有时候路上买两个2.4元的包子就算解决了晚餐。即便如此，小郑的伙食费一个月至少也要800多元，如果周末偶尔参加朋友聚会，花费则更多。其余的收入，除了每月500元按期偿还大学时欠下的助学贷款，再扣除交通费、通讯费，几乎只剩零头。也许再过几年，小郑也能从蚁族进化为像小方一样的白领，但即便那样，等待他将要继续挑起的生活重担将可能更为不易。

　　蚁族的生活即便较苦，却也可能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河南周口籍民工小许就向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羡慕，他觉得蚁族至少都是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轻活。小许是上海一家货运公司的卡车司机，别看他年纪轻轻，只有23岁，但他初中毕业就来上海，在上海跟车、押车和开车的时间已有6年，小小年纪，一脸黝黑，都是热辣辣的太阳给晒的，看上去倒有30岁的样子。

　　卡车司机的生活较苦，小许说，几乎所有卡车司机的生活都大同小异，共同点是：精力负荷大，生活不规律，睡眠时间短。刚刚过去的一周，小许的时间表是这样的：周一，跑常州一天，凌晨两点出车；周二，跑海宁一天，凌晨两点出车；周三，跑海宁一天，凌晨3点出车；周四，跑上海一天，凌晨4点出车；周五，跑宜兴一天，凌晨两点出车；周六，跑嘉兴一天，凌晨4点出车；周日，休息，主要内容是睡大觉。

　　除周日外，小许普遍每天只睡3~5小时。所以卡车司机一般都比较操劳，外貌比实际年龄普遍显得早衰。特别是夏天，长江三角洲普遍高温天气，司机的精力消耗更大，因为睡眠时间更短，而食欲普遍下降。卡车司机在大热天的装扮一般是：穿着一件宽松短裤衩，赤裸上身，全身黝黑，肚皮小凸(经常喝啤酒所致)，眼袋较深，疲态明显。由于饮食不规律，卡车司机最容易得胃病，由于一天几乎总要在车上坐上10个小时不等，因此腰椎间盘突出也是卡车司机常见的毛病。小许说，他同伴里，30几岁得腰椎病的人不算少见。

　　这么辛苦开车，小许的月薪也只有4000多块钱，扣除生活费和住宿费至少1500块钱，然后每个月寄1500块钱回家，一部分给已经有了身孕的妻子，一部分给父母。剩下的部分，留在身边以作不时之需：有时候卡车的汽油、轮胎、电瓶等部件被盗，开车在外的司机负有向公司赔偿的责任，随便丢掉一个轮胎，或者丢掉一个电瓶，乃至油箱里的汽油被盗窃，卡车司机都可能要赔偿一两千块损失。

　　小许说，卡车司机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因为几乎没什么业余时间。如果有，也只是晚上和周末。业余时间里，睡觉是头等大事，特别是周日，往往一睡一整天。其他空余的时间，圈子里的人聚一块喝喝酒，打打牌，生活单调。

　　小许这么辛苦，但从收入上看，似乎也容易成为其他民工羡慕的对象。即便由于“民工荒”引发一轮民工工资的涨价，但一般的民工收入，3000元就已算高薪。

　　产业结构升级不力

　　民工(特别是新生代民工，其人数近1亿)、蚁族、白领，代表中国经济最主要人力大军，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但似乎没有人活得轻松，各有各的烦恼。

　　所有这些人，在中国的当下现实里，面临着各有差别但似乎共通的命运。正如社科院教授于建嵘所言，他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厂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将来干什么”等问题的回答非常悲观，“他们每天都工作，却感到对未来没有希望，没前途。”这种问题也是广大蚁族，甚至白领所经常面临的问题。

　　目前的状况，是民工不愁找不到工作，高达2亿的民工到处有活干；大学生普遍愁找工作，每年五六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无法被市场有效接纳，大部分大学生开始工作以后一般将有1到5年的时间要过着蚁族生活，此后有人上升，有人可能逐渐沦落。

　　由此可知，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大国，依然在依靠廉价的人口红利上享受好处，在国际经济协作链条中还很大程度上扮演低端角色，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升级水平依然不给力，同时服务业、商业、中小企业、文化产业等等能够吸纳大量高等教育人才的领域还有待开发(高校培养机制与市场需求一直严重脱轨等也是动因)。

　　浙江省嘉兴市某螺丝厂的罗老板做螺丝代工和出口已有10几年。曾经辉煌的出口让他挣了盆满钵满。但他对记者抱怨，最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原材料涨价以及工人工资上涨(两年前在嘉兴，一个普通工人的起薪大概在1300~1500元/月，如今已经涨到1700~1800元/月)，而对外出口的价格却基本没变，因此金融危机时全国数以万计的工厂纷纷倒闭，正出于此。如今国外经济开始复苏，对外出口的生意又逐渐回暖，但利润已大不如前。罗老板的厂有500多名工人，一年停产三四个月，其他时间则为了微薄的利润而开工，甚至有时候基本不挣钱，只是为维持客户合作、留住工人而保持运转。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今年5月的上海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的产业升级，他认为产业升级从长远看固然重要，但中国的低端劳动力优势依然明显，应着重继续利用这种优势，由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其内部存在巨大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距，从而出现一种“结构红利”现象，即资本和劳动力可以从高生产率的部门，和高生产率的地区，向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不断转移，从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能保持快速增长。中国低端制造业从沿海向内地的迁移，正体现了这种思路，也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只要成本具有竞争力，仍可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看来，依靠制造业的快速升级来解放那些活在社会重压下的蚁族和农民工，显然并不是眼下主要的着力点，更多的应当是通过服务业的发展、财富分配结构的优化、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等。

　　需要思维的拐点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所谓大学生失业、民工荒、技工短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多种侧面，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模式在教育和人力资源上的自然投射。解决问题的方向也许是，既要适时适当地推动产业升级，也要考虑到产业升级是一个较为长期渐进的过程，而更多地考虑在教育规划上能更好地适应当前以及可预见的将来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台湾地区的例子或可为参照。在上个世纪60~9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时期，根据各个阶段的发展侧重，循着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轨道，台湾制定出与之相配套的教育规划。

　　考虑到在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阶段不需要那么多高端劳动人才，而需要大量技工蓝领，从70年代以来，台湾不断调整高中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从最早的高中录取率远高于高职录取率，发展到1970年，高中对比高职招生比例为4∶6，到1981年为3∶7，到1986年则下降到2.7∶7.3，也就是台湾的教育一度达到70%属于职业教育，从而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和升级急需的技工人才。

　　当然，这些技工也有机会去读技术大学和研究生，从而不断提高台湾的技术教育和实践水准。此外，台湾政府和企业还特别强调员工的干中学、岗中培训等，从而保证台湾有足够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台湾的电子信息产品一直保持亚洲乃至全球较高水平，与它一直提倡职业教育有关。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才较大程度地提升大学教育。

　　台湾经济起飞的大功臣，有“台湾经济的建筑师”之称的李国鼎曾说，“如果我们不能使教育和经济计划获得适当配合，势必会发生某些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或过剩的现象，类似人才的缺乏必然阻碍成长，而受过教育的人如果大量失业，则不仅是资源的浪费，也会导致社会不安和秩序的破坏。”他还说，“在新近工业化国家，较少需要研究人员及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而需要较多曾经广泛训练的人才。”

　　反观大陆，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没有被视作教育的重中之重，特别是1999年大学扩招以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更越来越被视为末流，职业教育水准低下，而市场又存在大量技工短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很多也不具备技术操作的能力，其他领域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又有限，从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中国的制造业已具备从低端发展到中端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将需要大规模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产业队伍。

　　在这个“刘易斯拐点”的当口上，也许我们更需要一种思维的拐点：我们走到哪里了？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如何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尽量避免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