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和他的三联岁月

　　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海林、芦垚 | 北京报道

　　午后3点，北京三联书店旁雕刻时光的咖啡厅里，沈昌文比约定时间早到5分钟。谈话中，他毫无顾忌地提起往事，文化界的大风大浪以及台前幕后就这样娓娓道来。

　　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1986年1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0年后退休。他自认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故自号“知道分子”。

　　沈昌文与三联书店的缘分源于1951年。当年3月24日，沈昌文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北京代招的校对员，来到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步入出版行业。

　　同年，“为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统一出版工作”，三联书店被并到人民出版社。

　　此后的数十年间，沈昌文和三联在中国的政治风浪中一道，几经沉浮。

　　在关键时期，三联书店出版诸多思想文化前沿著作，与外部世界保持对接，并延存发展至今，持续影响一代代知识分子。而在其中扮演过关键角色的沈昌文则笑言，他追求的“只不过是谋求一个‘饭’之地”。

　　沈昌文的角色“微”而见效著。在《第三世界的兴亡》或《蔡志忠漫画集》这样各自影响了一大批人的书籍背后，在李慎之、董乐山、金庸身后，沈昌文起到了“助产士”作用。因其“外圆内方”的处事方略，他担当了一个年代文化知识界的枢纽，赢取了体制内外的信任。他“扒开门缝”，沟通了意识形态中枢和知识界的联系。

　　成为人民出版社改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的出版载体

　　1932年，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生活书店和1935年、1936年相继成立的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于1948年在香港合并，即是之后为人所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邹韬奋之子邹家华后来回忆道，邹韬奋曾多次提出入党请求，但始终未获通过：“因为如果你是党员，别人会以为你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但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从客观的立场讲话，就更具有说服力。”

　　解放前的三联书店，扮演的便是和邹韬奋一样的角色。

　　现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并不知道，三联书店实际上是党决定成立的，并成为了国统区党的红色出版基地。这个时期的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量革命图书，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铁流》、《列宁选集》、《论持久战》等。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三联书店的旧使命已经不复存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三联书店如何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转机发生在三联书店被并入人民出版社3年之后。1954年，中央发布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提出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

　　有趣的是，当时《胡适思想批判》一书排版时已全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因为这个决定，我们临时去通知印刷厂，统统改成三联，”沈昌文说，“这样就留了一些余地，不是人民出版社而是三联出的。”

　　三联自此变成人民出版社改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的出版载体。这之后的三四年间，三联由此迎来其历史上的兴盛期。

　　“决定指示之后，许多口头指示也很快下达。说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要我们去动员学者，翻箱倒柜，把他们的著作拿出来出版。”沈昌文回忆。 这和以前的做法来了个大转弯，以前组稿不找当事人，而找人事部门了解这个人的政治情况，人事部门对作者是否适合写稿具有决定权。

　　上述决定被贯彻后，三联开了一些组稿的会，“从这开始，我才知道要请作家吃饭，请了11次，比如洪晃的父亲洪君彦，王小波的父亲王方民，当时都在邀请之列。”

　　三联书店自此出版的书籍也与过去大不一样。

　　按照中央精神，出版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不成熟的著作

　　让沈昌文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写的《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后来又收到一部书稿，也叫《美国侵华史》，作者是燕京大学教授卿汝楫。“曾彦修(当时人民出版社实际负责的第一把手)认为这本书水平超过刘大年，在当年，谁还敢在刘大年之外再出一本《美国侵华史》吗？”曾彦修不顾，讲出充分道理，用三联的名义出版了这本书。

　　这就是按照中央精神，出版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不成熟的著作。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亦是如此。“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完全是他读旧书做的摘录。”沈昌文说。

　　1954年至1957年，名义虽仍是人民出版社，实际上做事的却是三联书店编辑室，“因为三联书店这块牌子最能用。”沈昌文说，三联既处于党领导之下，亦由知识分子起初创办，堪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出版阵地。

　　在这期间，陈原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亦是中央指示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我们内部叫‘蓝皮书’，一亿两千万字，那真是很大的规模，出的第一本是黑格尔《小逻辑》。”沈昌文说，出这些书是很费劲的，“有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时居然能出。”

　　三联书店打下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底子，后来都交给商务印书馆，成为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基础。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三联进展中的工作全部停顿。

　　1958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恢复业务，三联的工作全都转出去，上面指示，外国古典学术著作全部由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古籍都给中华书局。这样一来，三联编辑部再次名存实亡。

　　用三联的名义出版“灰皮书”

　　沈昌文刚到人民出版社时在校对科做校对，后来担任出版社领导的秘书，虽不属于三联编辑部，但常要与编辑部打交道。当秘书期间，时兼任三联编辑室主任的社领导陈原和他面对面办公，两人特别熟。

　　1954年8月后，沈昌文由于担任了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的秘书，并逐渐成为出版社的骨干，这为其日后成为三联的核心人物做了铺垫。

　　1960年代初，沈昌文被派至中宣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该机构是中苏闹翻后，中国共产党为“反修”专门成立管理出版的一个机构。“我当时已经入党了，蒙党的信任，因为我懂一点外语，就被派到这儿，专门负责用三联等的名义出版最反动的‘灰皮书’和‘黄皮书’。”

　　沈昌文的主要业务是研究灰皮书(政治类反动书籍)里的“老修”，即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我们出题目，请出版社来做，或是组织好翻译工作，由出版社出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这个时候出的。”通过这项工作，沈昌文认识了一批被划为“右派”的大人物，比如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李慎之，《西行漫记》和《1984》的译者董乐山。

　　沈昌文之所以被委派这项特殊任务，与其性格密不可分。“反右”至“文革”期间，三联编辑部受到重创。沈昌文虽也受到冲击，但屡次化险为夷，这主要得益于他“避免出格”性格特点。

　　“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我从来没有过。”沈昌文说，秘书经历也让他获益。

　　“当时毛主席忽然提出来要印《金瓶梅》的大字本(毛泽东视力下降，为了方便他看书专门用大号字体印刷少量书籍，叫做大字本)。别人问起，我就说，《金瓶梅》，什么东西？”

　　“当时党内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

　　这个时期，沈昌文主要的工作是联系各种“牛鬼蛇神”。“当时党内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意思是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问题而外文好的人来做翻译工作。”

　　这其中沈昌文印象最深的是李慎之。这位新华社“右派改造队队长”下面一大堆有名的人物，能提出来种种好的书目，黄皮书(文学类书籍)许多由他们提出。

　　外文书资源主要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等部门。因为沈昌文当时的特殊身份，这些部门的图书馆他都可以出入。

　　“借出来的书我找那些‘废物’翻译，后来这些‘废物’我发展得越来越多，上面批准我可以专门包几个人，我每月给他们一些生活费。”沈昌文说。

　　他接触到的最大“废物”是“老托派”、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据说刘少奇批示，可以叫他做事，由我跟他联系，每月给我一万五千字的普列汉诺夫的翻译，我给他90块钱，后来涨到150块钱。”

　　谨小慎微的性格也给沈昌文造成了遗憾。直到1987年刘仁静意外死于车祸，沈昌文一直仅仅和他保持普通的工作关系，从没找他谈过其他事情。“我不敢跟他谈。他曾经跑到土耳其去见托洛斯基，中国人就他一个人见过。所以我应该找他谈谈，后来想想很后悔。”

　　出版“灰皮书”的工作，沈昌文一直干到1965年初。当时中央指示要搞“四清”下乡，他也加入了下乡的队伍。

　　此时还有一些别的机构在做类似的工作。比如“北京编译社”，译者都是清河监狱里的犯人。沈昌文从来没见过这些人，但见过译稿，“译日文这些人大概是最在行的，不少是伪满时期的傀儡官员，他们的译稿统一用笔名：何清新(何清，清河劳改农场的反称；新指自新)。”

　　“尖锐的文章还是发”

　　“文革 ”结束后，三联和这个国家一同开始复苏。

　　1979年，一本名为《读书》的杂志问世，旋即引来众多争议。

　　在创刊号中，《读书》刊登第一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正如其在杂志中申明的，这本杂志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

　　《读书》是三联重生后给社会的一枚“重磅炸弹”，至今，它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读物之一。在这本刊物的问世过程中，沈昌文起到了特殊作用。

　　“文革”以后，范用(《读书》创始人之一、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找沈昌文谈，要他到《读书》去。沈昌文问他原因，范用语焉不详，只是说《读书》现在缺少一个中层的骨干，需要一个人来帮他摆平日常的局面。“后来我去了才知道，这里的确是缺少一个调节关系、起润滑作用的角色。”

　　沈昌文的一个主要工作对象是当时杂志的副主编史枚。这位出版界的老人是让领导们头疼的人物，“他人极其固执、古怪，‘你不准我说什么我偏说’。”但杂志主编陈原认为“不要哪壶水不开提哪壶”，意思是要避开锋芒。在这种情况下，沈昌文的“润滑”作用就显得很重要。

　　“我以弟子身份伺候史枚老先生，利用软的办法感化他。以后我逐步变成他的领导，但始终跟他合作得挺好。”沈昌文说。

　　《读书》的尖锐也为其带来了不小的外部压力，处理外来的不利因素，是沈昌文的另一项工作。

　　《读书》杂志办刊尺度探索的过程中，一批老三联人不断呼吁要恢复三联书店。到1985年底，三联书店恢复在望。

　　有一天，沈昌文在东四一带的马路上，碰到一位新闻出版署的领导，他对沈昌文提及：“老沈哪，你们三联书店快要恢复了，想让你当头头。”沈昌文问：“怎么让我当头头？老范(范用)他们不是忙了很长时间了吗？”

　　“1986年1月1日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谓是仓促上任。”之后，沈昌文聘了范用为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沈昌文在三联当家后，还是依靠自己的老关系，开展出版工作。李慎之、董乐山等已恢复工作，对其帮助甚大。“李慎之跟我很熟了，我跟他讨论，他说了三个字，现在看起来很重要。”

　　李慎之当时认为，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 我们现在要学习和研究的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房龙的《宽容》即是沈昌文在“向后看”思路启发下组织翻译出版的，“这本书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售罄。”

　　这个时期的三联最为著名的出版物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蔡志忠的漫画，而这都得益于沈昌文广泛的关系网。他还用蔡志忠存在三联的稿费给三联的员工买了职工宿舍，在此之前，他反复奔波在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计委之间，给三联书店找钱盖了办公楼，这座大楼如今还矗立在王府井大街北面的美术馆东街上，是三联书店主要的固定资产。

　　1996年1月1日早上9点，沈昌文接到一个电话。“三联书店一个人事方面的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了’。我知道这个正好是符合65岁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