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发言人记者是你的挑战者

　　延安时期中共就开始了新闻发言人的最初实践当时都是“一把手”亲自上阵能说出很多真相的他们受到记者乃至政敌的赞誉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

　　“掌握事实，才能实事求是；心存善意，才能对话。在很多场合，我们沟通不仅是为了获取对方的好感，而是自己真实观点的表达，这是原则。”

　　“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是你的学生，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挑战者。”

　　——《赵启正的沟通艺术》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

　　“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

　　——2011年8月17日，王勇平调职当天，她在微博上如是说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我宁愿相信(王勇平调职)这是正常调动，要惩罚也应该惩罚那些应该出现在发布会现场却没有出现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2011年8月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

　　后非典时代：被大事逼出来的新闻发言人

　　■新快报记者 郭小为 周至美 发自广州、北京

　　如果说，2003年以前，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外交部“一枝独秀”的话，那么，在2003年之后，这一群体则呈现出“全面开花”的态势。

　　而这一变化，源于2003年政府应对“非典”危机过程中的“巨额学费”。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认为，“后非典时代”才建立了中国的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

　　随后，新闻发言人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各级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过程往往是伴随着一系列大事件。不但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这样的盛事，也有诸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公共事件催生下的地方新闻发言人制度。

　　“非典”催生新闻发言人培训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说，2003年初的“非典”疫情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

　　资料显示，从2003年4月初到6月24日疫情解除，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

　　“非典”事件中的“苦头”、“甜头”尝遍之后，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也应运而生。

　　2003年9月22日，国新办在北京顺义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据王旭明的回忆录记载，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在第一堂课上说：“中国的声音为什么在西方这么弱，我走到哪里都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说到底是我们的工作没到位。”

　　第一期参加培训班的人被称为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学员，除了王旭明外，还有刚刚被免职的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第一期培训班结业后，国新办有关负责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非典”对于各部门加快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完善，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非典”过后，国内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全面铺开，公检法系统中也开始大胆试水。

　　“一些比较基层的的公检法机构，成立了公关室，或者叫公关处，而不是叫新闻发言人。这个公关一方面树立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就是解决危机，就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当救火队。”在董天策看来，在现今警民关系较为紧张，司法纠纷突出的情况下，采用新闻发言人来进行“公关”，是新形势下因应社会治理需要的一种进步。

　　“大事”倒逼下的推进

　　在此之后，新闻发言人的每一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一件件“大事”的步步“倒逼”。

　　这符合“中国的制度变革往往是由重要工作或者重大事件的推动来完成”的一贯特点。如，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即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

　　一个似乎并不偶然的现象是，在举行重大盛事的前夕，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等，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举办城市，开始了“不约而同”的建立和深化。

　　董天策举例说，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新闻发言人制度开始往基层渗透。在广州亚运前夕，广州市宗教局专门请了暨南大学的一批新闻学教师去培训新闻发言人的知识。

　　基层发言人面临越来越大压力

　　另外一种“大事”，也同样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它们不同于奥运、亚运、世博等这样的国家盛事，而是社会上累积的矛盾情绪的爆发。这些“大事”，被习惯性地称为群体性事件。

　　在董天策看来，2008年后，贵州瓮安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多有爆发。而随着网络力量的壮大和媒体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作为产生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基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维稳压力，而传统的处理方式已经落后。

　　从2008年瓮安事件以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始了一轮对各地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的培训。

　　董天策说：“为什么要大面积轮训一遍？这就是说我们应对群体事件，尤其是在基层地方政府应对群体事件时经常手足无措。原来遇到就是压，想办法压下去，现在发现不行。而解决这个群体性事件的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你怎么向社会各界介绍、解释这个事情，也就必须向新闻媒体发布。

　　新闻发言人必须向地方基层政府发展，这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但地方基层新闻发言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显然有待提高。

　　2010年初，贵州安顺一派出所所长枪击致使两名村民死亡。曾参与报道此事的一位记者回忆了那场由地方公安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场面：

　　“我觉得在他那个位置上，换了谁也不一定行。那个新闻发言人念完通稿之后，选择了几个本地记者的提问进行回答后，就想离开。结果就爆发了外省记者的不满。大家围着他要他回答问题，但他几乎对每一个细节都回答‘正在调查中’；他的回答甚至还自相矛盾，对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同时否认了。”

　　翻阅当年的报道，有这么一段，现简要摘取如下：

　　“记者：(民警)是否存在将其腿打伤后，再对其头部射击致其死亡的情况？

　　发言人：根据我们调查，首先，我们要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不存在(对死者)击伤后再上前对其头部进行射击的情况。

　　记者：那是先击中头部击毙，再对腿部补上一枪吗？

　　发言人：这也不存在。

　　记者：这么说，既不是先打腿，也不是先打头，难道是(民警)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对(死者)同时开了两枪吗？

　　发言人：请等我们调查清楚再问。”

　　新闻发言人培训：很多官员认为“抹平就是水平”

　　■新快报记者 周至美 郭小为 发自北京、广州

　　各级政府等机构，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些培训班的人员构成、课程内容、授课培训效果如何？外界其实并不太知情。

　　董天策说：“在一些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某些老师往往容易‘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们要求记者保证公众知情权、挖掘事实真相；他们又教导党政新闻发言人防火防盗防记者。”

　　受训学员：“无可奉告”有损国格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是国新办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首期学员，也被戏称为“黄埔一期”学员。他连续参加了三期培训。

　　培训以“实践演练为主”，令王旭明感到意外的是，培训班还安排了一些别样课程。央视著名化妆师徐晶教授学员穿西装打领带，甚至有色彩学和发型设计等。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专门来给学员教授发声技巧。

　　最令王旭明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在传媒大学培训期间的一次实战演练：王在上课期间，三个架着摄像机、手持麦克风的“央视记者”突然闯入，径直走向他，提了一个敏感问题，同时话筒已经抵达王的面前。

　　王旭明“当时头脑发蒙，一片空白。“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一边用手遮挡着镜头，一边语无伦次地说：‘你们不能录，这个情况我还要了解，把灯先关上。’”王旭明还曾到国外接受培训。他从杜克大学教授以及华盛顿邮报公关总管那里认识到：“无可奉告”四个字有损国格。王说，他在担职期间，从未说过这四个字。

　　台下也需要用功。新闻发言人主要和记者打交道，而记者出身的王旭明非常注重跟各路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他卸任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他专门撰文记载了与至少20名记者打交道的过程。

　　培训班教师：培训班也充斥着诈术

　　不过，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有时也不是那么“纯洁”，甚至充满了一些诈术。

　　“做这些培训的老师，多是来自研究机构或者大学。我们培训的前提和出发点是建立在信息公开基础上，就是你要给大家提供真实的信息，真正地去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但是很多官员的想法是，你来教我技巧，教我怎么把事情搞平。比如说这一点我不想告诉记者，教我应该怎么样做到既没有说‘无可奉告’，实质性的东西又没有提供给记者。实际上，根据我的培训经历，官员的心态集中在‘怎么把事情抹平’，抹平就是水平，这是他们的目的或者动机。学界和他们的这种需求有一定的冲突。”

　　暨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董天策在谈及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时，一开始即道出了这样的感慨。

　　董天策说：“在一些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某些老师往往容易‘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们在给学生、记者讲课时，要求他们具有新闻理想、新闻专业主义，要保证公众的知情权，要挖掘事实真相；而同样是这些老师，在党政新闻发言人培训的时候，又大肆攻击记者，说现在的记者素质低，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令董天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一位曾干过十几年记者的广州市某政府工作人员，去北京培训的时候，一位教授就跟他说，现在记者很坏，你们要怎么提防他，要怎么怎么样。他觉得很疑惑，心想我原来也是记者出身的，他说恐怕不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