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采用非法方式收集的口供、物证将不被采纳

　　本报记者 马晖 北京报道

　　8月2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议案的说明。

　　这是时隔15年后，刑诉法迎来的第二次大修。

　　“这次立法活动涉及的面比较多，改动也比较大，主要修改包括了七个方面。其中关于完善证据制度方面的修改，是重要内容之一。”有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专家表示。

　　在司法实践中，证据制度是贯穿全部诉讼活动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对公正审判、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的作用。而刑事诉讼中涉及到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都是以证据为标准。

　　在这次修改中，一方面完善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一方面强调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同时，亦对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及证人保护制度增加了新规定。

　　证据制度改革剑指刑讯逼供

　　证据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与目前司法领域中存在的通过刑讯逼供取证有很大关系。

　　“其实，在刑法里是有一个刑讯逼供罪，但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还很难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道理很简单，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在法庭中被使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表示。

　　因此，在多位法律界人士看来，此番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增加了此前没有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这一原则，在证据制度的改革上意义重大。

　　据司法界人士介绍，其实类似的尝试早已开始。

　　2010年5月30日，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在内的“两院三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总体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基于这方面的尝试，就把这条写入到法律草案中。”上述参与到立法过程的相关人士表示。

　　在本次修正案草案的第十四条、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中，明确建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并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刑讯逼供出现在将犯罪嫌疑人移交看守所之前，草案因此就规定，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最晚不得超过24小时，在看守所的讯问要录音录像。

　　“上述规定，重点是针对刑讯逼供。”王敏远称。

　　“在侦破案件中，口供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那种通过刑讯逼供得到口供，常常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发生，包括一些冤假错案，我们从佘祥林案等就能够看出。”王敏远表示。因此，对于口供而言，此次修正案草案中就明确增加了不得自证其罪的规定，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相对口供，本次修正案草案对物证的非法证据排除则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细化

　　刑诉法另一项引人瞩目的改变是强调了证人、鉴定人的出庭制度。

　　“其实，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的问题，此前的刑诉法里是有规定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证人应该出庭而没有出庭的情况。”王敏远称。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不管是控方还是辩方，在法庭上经常面对着书面的证人证言进行质证，控辩双方的效果很难体现。

　　“这次各方面都认为，确保证人出庭，是保证庭审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有参与立法过程的相关人士表示。

　　因此，在修正草案中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控辩双方有异议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同时还规定证人、鉴定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不过，这次在刑诉法的修改中，在证人出庭方面，专门提出一些群体是可以予以特殊考虑的，包括被告的配偶、父母、子女。

　　“这是基于人文关怀的修改。”王敏远表示，“这次修改实际上反映了对于人伦道德底线的一种思考。”

　　“这个问题有过争论，有的学者表示，能不能建立‘拒证权’？我们考虑到中国传统，除了‘亲亲相隐’之外，其实还有‘大义灭亲’。”上述参与到立法过程的相关人士表示。

　　一方面，亲属之间，强制其到法庭上与亲人对质，确实破坏了家庭的和谐，影响了家庭的维系。但在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并没有一步迈到“拒证权”的层面，并不意味着被告的配偶、父母、子女免除了作证的义务。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情者都有作证义务，他们不会被法院强制出庭作证，但是可以自愿作证或者以书面证言等方式作证。”王敏远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