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性教育的变迁史，也是这60年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观念变迁史的一个侧面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广州

　　实习记者  刘琳 姜琳琳 黄茜茹

　　1949-1977 不被计划的性教育

　　少女静秋和老三和衣躺在床上，紧张而羞涩。不久后，静秋陪朋友去医院堕胎，看到朋友的痛楚以及周围大妈遮遮掩掩的道德审判的眼神，陷入猜想的恐慌：自己会不会也怀孕了？——这是电影《山楂树之恋》描述的“文革”岁月。尽管那个年代并不如电影渲染的那般纯净与值得怀念，然而，那种无知、压抑及放纵带来的伤痛，却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某种关于青春的真实。

　　在人民的一切生活都被纳入国家计划的时代里，性教育随着性的“可耻”程度的升级，渐渐被放逐到计划之外。当然，在“文革”来临之前，1949年之后的性教育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短暂的春天——当时，解放前的裸体画册还没有完全被消灭，它们转入地下，悄悄流传。在新华书店，也能看到公开出版的性知识书籍。

　　1954年，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一年后，由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出版，这是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据《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记载，该书最早一版内容较为丰富。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了避孕套的用法。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城市被视作“资产阶级”的堕落之所，而欲望则被看成罪恶的渊薮。自然，作为欲望的一种，性是要被斗争和被清洁的。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成为打击一切男女的超级武器，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还得偷偷摸摸地看。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叶恭绍教授等10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周总理指示：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于此同时，叶恭绍教授等在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这是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的开端，随后，中学的《生理卫生》课程也开始讲授性卫生知识。

　　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青春期，差不多赶上了这个时候。在他的回忆中，1960年代早期的中学课堂上，他学过一节生理卫生课，懂得了什么是月经、什么是梦遗……然而，两性的结合，似乎是人们永远不能启齿的秘密，他不敢向老师、家长提问，同伴之间也不敢交流。他只能从革命文学作品中，获取关于两性生活的只言片语。他至今仍然记得在《可爱的中国》中习得“嬲”字的心潮澎湃——那人就赶上前去，扯那妇人的裤腰。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的绞起，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脸上红得发青了，用尖声喊叫：“嬲不得呀！嬲不得呀！”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摸了几摸，然后把手拿出来，笑着说：“没有毛的，光板子！光板子！”

　　“那简直叫倒背如流！” 对于这一段，潘绥铭读了许多遍。

　　然而，不久之后，这样的革命文学也伴随各种爱情文艺“大毒草”，被革命的洪流无情地卷走，只留下一些无性无欲无爱的样板人物。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启了全面禁欲的年代，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扼杀于摇篮。“性-错-罪”几乎三位一体；谁掌握了谁的男女作风问题，就可以对其发动专政。男女差异被抹去，谈情说爱中流行的问答是：“你为什么爱我？” “因为你思想好，爱劳动。”

　　性学专家邓明昱写道：“那时，性发育得不到正确的指导。女孩子的月经被认为是‘倒霉’，见不得人；男孩子的遗精也被认为‘有伤元气’；青春期和青年期的性自慰被认为是‘危害健康的不良行为’或‘不道德的行为’。性困惑基本上无处咨询，性机能障碍也无处求治，同性恋更是被当作流氓犯罪行为予以处理。”

　　当美国年轻人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听从了毛主席的号召，带着满腔荷尔蒙，“到广阔的天地去”。

　　在潘绥铭的经验里，“上山下乡”运动是他们这一代城里人获取性知识、完成性的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乡下，他第一次看到猪狗交配，目瞪口呆，还从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学到了鲜活的性知识。尽管如此，他从不敢和农民交流。性仍是秘密和禁忌，谈论性仍是极大损害自己革命形象、会遭到唾弃的事情。

　　正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所描述的，人们释放的途径，便是津津乐道“破鞋”问题。压抑的人们在窥视与围观中获取畸形的快感。

　　70年代青年的性启蒙与性教育还有另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地下流传的手抄本。最红火的莫过于《少女之心》，那是当时惟一直接描写性行为和性器官的手抄本，甚至被称为“文革第一淫书”。文化学者朱大可在一篇访谈中提及，读《少女之心》让他产生偷食禁果的冲动。

　　“在那个年代，马路上一对情侣谈恋爱，都会被抓起来，接吻、拥抱的亲密动作，在公共场合都是流氓行为，严重违法。读《少女之心》更是冒险行为，若被抓住，要受严重处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都敢冒这个险，青春期的那种渴望，是怎么也禁锢不了。”

　　1978-1989 春风解冻

　　告别30年的蒙昧时期后，80年代最初那几年，每一次身体化的凸显，都能引来轩然大波。

　　1979年，《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次年的《庐山恋》，让人们知道了该如何接吻。而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也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价值观的震荡。

　　在80年代初，“流氓”这个词很大程度指代着自由化的倾向，如穿紧身喇叭裤、运动戴蛤蟆镜。到了1983年，全面启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这一年，艺人迟志强因男女私自聚会，获流氓罪入狱——后来，他的《铁窗泪》在90代风靡一时，感染着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与此同时，被中断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的《新婚性卫生》一文，江西胡廷溢医生编著的《性知识漫谈》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再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盗版更是无数。这些专家以讲座的形式进入学校，零散地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有两件事为性知识理直气壮地传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独生子女政策。邓明昱认为，前者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者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重要标准。

　　潘绥铭认为，政策性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在学校里，中断的青春期教育又回归正轨。1979年底，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次年，高中开设了《人口教育》课程。

　　成长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里没有接触过任何性知识，直到1981年上了大学，才真正接触到“性”、“性病”这样的字眼。那时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后，来自农村的女生们开始讲村里男女的事情，流产、扒灰……一些词语李瑞香怎么也听不明白，同学们就一阵哄笑，说“城里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这时也传播到大学来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学们战战兢兢地传阅着——“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黄书，不能被发现的，不然毕业时就把你分配到偏远地方去。”

　　而此时，出版人张立宪还是一名初中生，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那时的生理卫生课，“至今我还记得《生理卫生》课中‘如何防止青少年手淫、遗精’这道题的标准答案：一。树立远大理想，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二。不要睡得太早；三。穿宽松的内裤；四。不接触不良读物。一边背诵着标准答案，一边背叛着标准答案，这就是我们如履薄冰的青春期。”

　　1985年在性教育上，是突破的一年。这一年的文化焦点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胆地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性，启蒙了一大拨年轻人。同年，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国内公开出版。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是当时的破禁之作。

　　同一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在上海举办中国第一次性教育讲习班，邀请了全国18个地区的教育和计生人员来参加，进行半个月的培训。“他们来之前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性教育课堂到底讲什么，那些人都是单位派来的，听完后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个教育产生浓厚的兴趣，觉得这个太有用了。这些人回到单位后，都成为我们最初实施性教育的骨干。”刘达临回忆道。

　　此外，上海市教育局还确定了98所中学为第一拔扩大试点的单位，并组织人员编写实验教材。1986年开始在初中一年级开设《青春期常识》选修课，每学期5-6课时。上海社科院姚佩宽主编的《青春期教育》，成了上海教委的指定教材，也是全国第一本性教育教材。刘达临回忆，当时内容涉及了生理和心理常识，以及基本的性知识。

　　试点两年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该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性教育被正式纳入我国中学教育的内容。

　　整个80年代，学校性教育正努力追上社会的步伐。走在时代之前的学生，为数不多，张立宪是其中一个。在录像机仍是高级奢侈品、毛片进入大陆仍曲折艰难的年代，大学生张立宪已经有了观摩的经验。

　　事后，他如是总结——我们的父母们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在上班不在家的另一段，知道你们的家中有什么在上演吗？是未来的主人翁在黑暗中摸索出来的性成熟。我们总是习惯于将毛片视为洪水猛兽毒品毒药，个中缘由恐怕并不是认定中国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力弱，而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经常会看到一些文章，提到黄色录像黄色小说毒害了多少人、人们啊你要警惕之类，往往还有具体的事例来佐证，比如采访劳教所监狱，罪犯中有百分之多少的人痛诉是看了黄色东西才走上犯罪道路的。我认为这样的统计方法是错误的，不应该看犯罪的人中有多少是看了黄东西，而应该计算看了黄东西的人中有多少犯了罪。

　　1990至今 这世界变化快

　　从1990年代开始，多元化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接踵而来，各种性观念以各种面貌出现，有时是时尚、有时是反叛、有时是放纵、有时是自由与权利的彰显、有时是价值的虚无、有时是守旧与腐朽……往各个方向发展，纷繁驳杂。

　　从避孕套广告的张贴到各种性器具的展览，从香港三级片的流行到日本AV的大肆盗版，从璩美凤性爱视频疯狂下载，到围观木子美大胆的性爱日记，再到各种网络艳照门的窥私狂欢，以及一夜情、换偶的争论，性从隐秘空间拓展到广阔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

　　在蔚然可观的性现象中，青少年常常是冲锋陷阵者。然而，在刘达临看来，相比起社会性观念的迅猛变化，近二十年来的学校性教育似乎停滞不前。

　　整个1990年代，政策的变化是细微的—— 1992年，卫生部、国家教委、全国爱卫会联合发布了《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试行)》，并把健康教育的内容按小学和中学不同年龄阶段划分为小学生健康教育大纲和中学生健康教育大纲。1996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普及和提高青春期教育工作。然而，对于大多数学校，青春期教育依旧是生理卫生常识，教材依旧是老师可能跳过某些章节的生物课本，羞羞答答，欲说还休。

　　以下是1986年出生于某直辖市郊区一普通家庭的贺然(化名)的自述：

　　我第一次接触性是小时候，从爸爸妈妈的床底下拿到一个文件夹，打开一看，是那种成人小说，而且还带虐恋性质的。我当时就偷着看，还叫来隔壁的小伙伴一起看。现在想来，那是90年代初，这方面的资源比较匮乏，我爸妈那时连30岁都不到，虎狼之年啊，这些可能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私下传阅的。

　　这类小说都是日本的，应该是台湾翻译过来的，那时我就七八岁，还没到青春期，也没有性反应，看这些纯粹是好奇。

　　这样的小说，虽然都是强奸类的，但最后还是坏人被绳之以法，然后女主人公和帅气的男主人公情投意合，共同上床为完满大结局，因此那也让我懂得，只有真爱的性，才是好的，强奸让女人受伤害，不好。不过因为那时还没有性意识，所以对其中一些细节不是很了解。

　　梦遗发生之后，我的生殖器发生了变化，当时我觉得很恐惧，去上厕所的时候，都躲躲闪闪的，去游泳的时候，都让同龄人先走，等剩我一个人了，才去换衣服。

　　那时我因为没注意个人卫生，搞出了毛病，龟头发炎了，这个事情拖了很久才告诉父母，因为羞于启齿。他们知道后，也没有责怪我，只是要我注意卫生。

　　小学五六年级，男生开始在私下里传色情片，我没有看过，但经常听他们讲，在我们的方言里，把“做爱”叫“崩锅”，然后我问我爸，“爸，啥叫崩锅？”我爸很冷静地回答：“这个事情你长大了自会明白。”也没有责怪我。

　　不过，父母还是不让我看电影里的激情镜头，那时他们爱看电影，租VCD，我也跟着看，一有激情镜头，他们就会快进。这一定程度上让我产生障碍，我现在如果主动去接触异性肢体的话，就很紧张，我跟同性朋友交流过这一点，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学校当时没有性教育课程，生理卫生课只剩一个关于卫生巾的记忆。后来，我就接触到了色情片，日本的A片、色情动画、图片，接踵而至，我的电脑技术比较好，所以这些东西接触得特别多。

　　现状与未来 最后一块阵地？

　　和许多长辈一样，1988年出生的陕西乡镇少年俞哲炜，对于生理卫生课的记忆是：生物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自己盯了半天生物课本的生殖图，还是没能明白精子和卵子究竟是如何结合成受精卵的。手淫之后，总是陷入空虚和自责。初二时，他和同学上山玩，竟然发现同学在一边教唆两个10岁的孩子进行性交，而孩子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侵害。

　　几年后，他完全弄懂了性交全过程，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感到很恐惧，这才意识到，如果孩子懂得自我保护、如果同学懂得不能侵害他人、如果“天资驽钝”的自己懂得基本常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生物课堂上的那点事，被反复讲了几十年。老师们遮遮掩掩的态度，也是学生回首性教育往事的残存记忆。性教育被千呼万唤，却仍然步履蹒跚。

　　事实上，中国性教育的实践，一直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上海、北京、重庆、深圳等地都进行过性教育的试点和推广。

　　2003年起，深圳市教育学科“十五”重点课题《深圳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研究》调查了近三千名学生和700名家长，结果显示，深圳市小学生基本仍未接受性健康教育。紧接着，深圳市出版首部《深圳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读本贯穿从小学到高中的性教育。除了生理知识，还详细地谈到了怀孕的诊断方法、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等内容，并提及同性恋、性心理障碍等问题。

　　2004年，深圳开始在24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试点，规定小学五六年级每学年不少于5课时，初中阶段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高中阶段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可开设选修课或讲座，并尝试使用该读本作为教材。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本教材引发的舆论关注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在猜测，深圳的这本教材会不会成为全国通行本？事实却是，《读本》由于“尺寸过大”遭到家长投诉，同时也因为健康教育课未能纳入教学课程计划，首印的两万册难以售完，陷入无法广泛推广的尴尬境地。

　　在重庆的试点，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早在2003年，重庆出版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并在小学进行试点，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几年后，按照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不能随意给学生订教育部规定之外的教材，性教育课成为被砍对象。

　　2008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新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在纲要里，教育部把“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育分为5个水平，从小学一年级贯穿至高中阶段。其中，一二年级的教育必须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高中阶段则明确指出：婚前性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为。

　　“讨论了30年，还这么热烈？”潘绥铭觉得，目前的讨论层次太肤浅，“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在他看来，中国整个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从五四开始，就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教学生，而是害怕学生发生性行为，自己要负责，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讲。”

　　在潘绥铭设想的模式中，性教育应该设计成一对一咨询的形式，而不是统一的课程；性教育不应停留在生理的层面，而应该讨论如何恋爱，如何拒绝别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教育——尊重对方，双方自愿。至于性教育的目的，“第一传播性快乐，第二防止性悲剧。要告诉孩子性是正常的，险跟炒股一样，爱情也有风险，也得谨慎。”

　　在刘达临看来，中国的性教育对人格教育方面远远不够重视。“他的性观念是健康的还是肮脏的？他怎么对待爱情？在这方面遇到问题要怎么处理？这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道德很有影响。”

　　他认为，性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提倡健康自由、合理控制的性。而健康自由的内涵则是自愿和无伤。“自愿就是性行为不受到强迫，无伤就是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对方、不要伤害社会。”他说自己既反对保守腐朽的性观念，也反对毫无边界的性观念，性教育应该在两者间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应该如何平衡呢？刘达临觉得这很难描述清楚，但他坚持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应该与鱼龙混杂的社会性观念争夺学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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