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王勇平在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对女记者称呼一口一声‘姑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非常不专业了。”有分析说。更重要的是，他要替一个庞大而堕落的部门背书，这是中国新闻发言人普遍的困境，虽然他们在生活中可能是一个随和亲切的人

　　本刊记者  郑锋  发自北京

　　当王勇平出现在温州水心饭店的多功能厅时，尽管有心理准备，但他还是感到了一点意外：来了这么多记者。有相熟者提醒他：你再想想要不要进去，今天不会好过。

　　这是7月24日晚上10点45分左右，距离“7•23”动车追尾事故过去了26个小时。现场的一百多位记者，很多人从头一天晚上就没有合眼，他们又困又饿，还感到自己被人耍了——这天下午，有关领导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了一次协调会，只有央视和新华社等少数几家媒体获准进入，多数记者不屈不挠地守在会场外，希望散会后“逮”人采访，但等了几小时，领导们却从另外一个出口悄悄走了。铁道部贴在水心饭店一楼的两个联络人电话好像永远也打不通，新闻发布会将于晚10点举行的消息也只通知了部分媒体，很多记者从同行那里才知道了消息，于是他们又开始往9公里外的水心饭店赶。疲惫和愤怒混合在一起，“大家都在崩溃的边缘，”一位记者回忆。

　　王勇平乘坐的航班本应在晚上6点前抵达温州，因为晚点，6点半飞机才落地。“最初是去协调媒体的，和他同去的还有铁道部新闻处处长等几个干部，”接近王勇平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他直到下了飞机才知道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本刊记者从不同渠道获知，新闻发布会并非铁路部门决定召开。但现场记者亦有相反说法。

　　“当天下午有了很多新情况，包括小伊伊的获救，但对王勇平来说就是一个信息空窗期。”前述人士称，王在被告知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后，开始安排工作人员收集信息和掌握口径。尽管从抵达温州到发布会召开有三四个小时，但据称“他只有半小时准备时间”。

　　穿着米色T恤的王勇平先向记者们鞠了一躬，对迟到表示歉意，然后就坐到了几十个话筒前，看起来就像坐在搭了一半的脚手架后面。现场相当嘈杂，主持人介绍情况时，有男声喊：能站起来说吗？待到王勇平发言，他主动站了起来，“现场的朋友们，要不要我站起来说？(底下有不同声音)现在有两派，一边希望我站起来说，一边希望我坐下来说……我不好选择了朋友们啊。”他说话时带着职业性的微笑，用右手打着手势。

　　如果在平时，这大概是一种风度，但在那个场合他的微笑和亲切语气却让一些记者感到不舒服，“上来就和媒体套近乎，说白了是心虚，当然这是我的个人感觉，”一位记者说，“大家要的是真相，他本来就迟到了，大家没心情听他(用这些话)调节气氛。”

　　王勇平是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2003年，他和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区的一百多位新闻发言人一起参加了国新办举办的第一期培训班。“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工作不姓资，不是西方所独有的，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在开班第一讲中，时任国新办主任赵启正说。

　　后来王勇平曾回忆，在培训班上，有老师曾告诉他，“记者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你要时时刻刻记住，以免自己落入陷阱之中。”“我干吗要把他当作敌人呢？我把记者当作朋友，而且是真挚的朋友。但是这个朋友不是什么话都说。”王勇平说。

　　王勇平的一位记者朋友评价他：豪爽、实在。而另一位跑了多年铁道部的记者则说，“他很有亲和力，和跑口记者处得很好，会在中秋这样的节日里和记者小聚，也不忘送记者们一些小礼物，但他也很能维护铁道部的利益……发言人实际上是到处灭火，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做主持人而不是‘主讲人’，至少得有个副部长或者现场总指挥出来，但也没办法，挺悲凉的。”

　　在介绍完中央领导“救人第一”的批示后，王勇平继续说，“铁道部部长和党组其他领导第一时间赶到调度指挥中心，指导善后救援工作。”他的眉头紧锁，但音调却一直偏高，如果你闭上眼睛，会以为这是一个巡回报告会的现场。“当前，摆在铁路部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迅速行动，振奋精神，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活动，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新的严重事故，迅速稳定运输安全局面。下面，请记者朋友们提问。”

　　记者们早已把他团团围住，“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激动的同行，”一位在场者说，“感觉大家都要追问到底，不想放过他。”王勇平并不缺少被追问的经历，2010年春运期间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面对柴静关于“铁路员工是否参与倒票”的持续追问，他回答得几乎滴水不漏。

　　第一个提问的记者因为语速过快差点噎住，王表现得像一个和善的长辈，伸出右手，“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他眉头不再紧锁，脸上带着笑容，虽然下一秒他就扶了扶眼镜，收起笑容听对方提问——但那短暂的笑容被截屏并遭网友抨击几乎已成定局。关于信心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事故还在调查之中，肯定有它特殊的原因。我仍然对社会说一声，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然具有信心。”

　　“这是危机发布的忌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张志安副教授说，过去几年，他曾受邀前往多个省市为当地官员培训，“此时公众的情绪需要宣泄，‘充满信心’一类的话不能在这个时候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今日网络的主流民意对政府是不信任的，而这种不信任的情绪一定会转化为对发言人个人的攻击，而中国发言人的决策地位不高，所以实际上内外交困，对外要谦卑，对内更卑微。”

　　很快有记者问到了最为网民诟病的车头掩埋问题，王勇平说，“我今天下飞机的时候，接机的同志说，在网上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信息，在此之前，因为我在机上还没有掌握到，我也问他：怎么会发生这样愚蠢的问题呢？这样一个举世都知道的事故，难道能够掩埋得了吗？他告诉我，不是想掩埋，……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还要对其他的车体进行处理，所以他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有人描述，王刚说完这句话，便有不少记者低下头去开始发微博。现场嘈杂依旧，没有人去追问更多的细节，比如，让王勇平信了的“他们”是谁？后来，一位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他们”是铁道部的人。

　　1955年出生的王勇平是湖南衡阳人，早年在湘西下乡，后被怀化铁路机务段招工，自此，便和铁路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一生都与这个庞大而封闭的系统血肉相连，难以分割。2007年1月，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带微笑地宣布，从今年开始，春运票价不再上浮。有记者追问：“外界盛传历年来春运之所以涨价，就是要给铁路职工发放年终奖金，今年不涨价了，那么铁路职工的奖金从哪里来？请您跟我们说说铁路职工今年怎么过年？”这个提问让王勇平突然流下了眼泪，发布会因此沉默了一分多钟。后来他解释说，“很多事情在我脑袋瓜里浮现出来。”

　　1978年，王勇平被《广州铁道》报招为驻湘记者，其后历任广铁集团党委宣传部副科长、科长、副部长、部长等职。2003年11月起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又兼任铁道部发言人，并成为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发言人。若说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便是他堪称充沛的情感：从1980年起他就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在一篇《大地之子》中，他这样称颂民警：“不要惊愕民警也有泪/不要非议民警也有泪/一句“人非草木”何能涵盖全部意义/一句“多愁善感”岂能不与本真相悖/可曾记得京广铁道三起特大破坏案/好似黑云压城城欲摧/几百个日夜大追捕/几千里关山度若飞/案件终于胜利告破/歹徒终于归案伏罪/向上级报捷那一刻/只一句“破了”就嚎啕/声若虎啸响惊雷/这是人间最深情的泪……”

　　回答完一个艰难的问题后，王勇平站了起来，试图掌控住形势：“你们不要着急，既然今天我来了，我肯定会面对所有的问题，”他握了一下拳头，“而且我不回避任何尖锐的问题，包括我可能答不出来，我就告诉你，我确实还不了解，但我必须是坦诚地回答你们的每一个问题，请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吗？”

　　没有人回应。王勇平用颇激动的语气继续：“给予我信心，好吗？我现在回答他的提问。”本刊记者后来了解到，王认为局面失控的一个原因是没能让主流媒体主导会场，气氛被都市类媒体的“孩子们”带着走了，不过，他说他也能理解他们。现场的一位都市报记者后来反思说，大家都围着王，大声喊话，“把疑问和忿恨都甩给了他，那种气氛很容易让一个想说话的人不说话了。”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有记者高声提问：为什么你们宣布救援已经结束了，拆解车体时会发现一个活着的女孩子？王勇平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朝着记者的方向说：“这是一个奇迹。”他还想说些什么，被愤怒的记者打断：“这不是一个奇迹。为什么……？”王似乎是咽了下口水，“我只能回答你，这个事情就是发生了，我们确实在后来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女孩，事情就是这样。”

　　这段集中体现“权力的傲慢”的发言引发了公众极大反弹，“这是他应激的一个反应，如果他事前知道女孩的情况，不会这么说。”前述接近王勇平的人说。但覆水难收，“奇迹说”被广为传播，用来佐证铁道部的蛮横与不通人情。

　　几天后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网上发表了一封致王勇平的公开信。他告诉本刊记者，希望大家养成追问的习惯。“这件事的逻辑是层层递进的，首先要追问的是，这发布会该不该开，是谁让开的？开了，那么是谁让王勇平一个人开的？最后才应该问，如果一个人开，该怎么开才开得好？”“赵启正先生给我来信说，‘这封信写得很好，但不知道有人看明白没有？部门工作没做好，发言人就很难当。’我看很多人没明白，矛头首先对准发言人来了。”

　　“除了当前舆论生态，另一个需要反思的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张志安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开始实施，但出现了地方化、行政化和部门化的倾向，事实上缺乏制度性保障，而新闻发布只是其中的一环。”

　　这场匆匆而至的发布会，最终由主持人匆匆宣布结束。王勇平在保安的护送下突出记者的重围，临出门前，他又被记者堵住提问，在匆匆回答完一个问题后他留下一句话：“到时候你到北京来找我。”

　　8月4日，本刊记者致电王勇平，他颇无奈地说：“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呢？在网民非理性的状态下，你无论说什么都是错。”但他并未完全回绝采访要求，“过一段时间吧，等事情平息下来了再说。”

　　16日周二，消息传出，王勇平被停职，一天以后铁道部又通过媒体表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将赴波兰华沙任铁路合作组织中国代表。“这不是免职或被停职，而是正常的职务变动。”相关负责人强调。

　　之前的周一晚上7点多，有人在铁道部门口看见了王勇平，“他穿一件白色的老式T恤，领口垮垮的，提着一个塑料袋，很快钻进了路边一辆很破的捷达车离开了。”到了19日，有知情人告知本刊记者，王勇平现在不那么早上班了，他的办公室已经让给新任发言人，“他搬到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待着了。”

　　“昨晚他半夜醒过来，突然有些感触，就作了一首诗，他的老婆一看就哭了。”这位知情人转述，铁道部领导找王谈话时问他，你想在波兰干几年？王勇平回答：“干到退休吧。”

　　(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