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十宗最

　　◎文/本刊记者   舒炜

　　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都铭刻着深厚的行政烙印；地方官员的政绩追求，常常左右着一方福祉兴衰。诚然，政绩的优劣没有唯一的评判标准，但由此衍生出来的政绩观却指引着执政者的施政内容和效果，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列车轻快或负重前行。你我都不是看客，是乘客。为此，本刊记者梳理列举了当下官员政绩观的10种正负极表现，力求将事实还原给读者，把思考留给我们大家。

　　最刚性的政绩——招商引资

　　一份政府工作报告——让招商飞。

　　“招商引资是牵动全局的工作、最硬的政绩，其成效如何是检验我们全年工作的最重要内容……必须将其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坚持作为最硬的‘一票否决’，从而促进各级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

　　这是西部某县今年的一份政府工作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通篇写满了“招商引资”4个字。该县某广场上还打着一条横幅——“建立以招商引资论工作好坏、干部实绩的考核指标体系”。

　　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招商引资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可谓功不可没。不管存在多少争议是非，现实却是：没有招商引资，一个地方经济就不可能快速发展；没有招商引资，主政官员的政绩也乏善可陈。发展是硬道理，招商引资顺理成章地成为地方发展的第一要务，地方主官的第一政绩。

　　江苏省苏州市曾有3任市委书记梁保华、陈德铭、王珉先后升任省级要职，“省长摇篮”传为美谈。但谁也无法否认，经济的高速发展成果，是苏州干部备受青睐的重要原因，而招商引资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苏州最为突出的是外向型经济，苏州干部的突出能力是招商引资。当地干部说：“‘全国学苏州’，当然首先是学习招商经验，招商引资本来就是一项最刚性的政绩。”

　　可以说，这些年来，地方之间的竞争，争的是招商引资的实力；官员之间的政绩比拼，主要拼的也是招商引资的本事。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发展的现实来看，招商引资是绕不开的一环。人们批判的是恶性竞争，反感的是弄虚作假，讽刺的是盲目受骗，质疑的是招商成“招伤”。

　　本刊几年前专门做过“招商乱相”的专题，对一些地方招商中的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竭泽而渔等现象进行批判，但时至今日，很多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层层分指标，级级抓考核，个个有任务，人人忙招商”的“全员招商”仍然大行其道。前不久，四川邛崃市水务局局长被降职为副局长，原因就是“没有完成招商引资任务”。有专家指出，事件背后，是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是人治思维下的政府职能模糊。

　　“项目上，干部上；项目下，干部下”。招商之殇，根子上源于对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不科学、不健全。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今天，招商引资在政绩考核中的“一枝独秀”，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

　　最冲动的政绩——大拆大建

　　一道算术题——机关算尽太聪明。

　　1.修一栋楼要花50万，产生出的GDP就是50万；

　　2.因为在修的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炸掉它则要10万，再在原址上修同样一座楼花80万，产生的GDP是多少？答案是140万。

　　“不拆不建不发展，小拆小建小发展，大拆大建大发展，快拆快建快发展”。这幅杭州市火车东站附近挂出的标语，被一些地方视为城市发展的经验之谈，也说出了许多地方执政者的心里话。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因大搞城市建设被戏谑为“满城挖”，全市5000多个建设工地遍地开花。赞同的人认为，阮书记“骂名”背后是百姓明天的幸福生活；反对派则认为“满城挖”背后是畸形的政绩观。而关于“满城挖”的是非，最终还是要在历史中得到定论和检验。

　　大拆大建的横行，源于在政绩工程和GDP崇拜的驱动下，不少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他们除了将其看成是发展经济最有力的手段外，更视其为树政绩的捷径。

　　宜黄事件后，当地官员甚至大言不惭地撰文谈拆迁：没强拆就没新中国。这类观点指引下带来的负面效应是：违规用地的现象增多了，强拆强征的现象发生了，群众的利益被侵占了，上访也增多了。

　　常言道，不破不立。一个地区城市化推进的速度，必须与经济发展的进程相适应。

　　主政者必须进行科学规划，才能使城市规划减少盲目性和随意性。国内城市规划经常会随着官员的任免、调动而“朝规夕改”，即后届否定前届，推倒规划重来，费财费力。即使是一份科学严密的“规划图”，通过简单的打招呼、批条子、“特事特办”，就可简单推倒，换成某些执政者的“拍脑袋”决策，甚至变成个别人的“升官图”、“发财图”。

　　这里面很可能会涉及到腐败问题。城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间一旦产生腐败，导致的恶果可能伤及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很多画着圆圈打着叉的“拆”字背后，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利”字。这个“利”字，西部某市国土局局长一语道破：“从全国范围来看，拆与不拆，往往都是听领导和开发商的，再科学的规划都不如他们一句话。”

　　其实，老百姓的认可更为重要，尤其是老小区综合整治、城区道路提档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这些并不会阻碍城市建设的推进，反而会有促进作用，实现双赢。

　　许多人都爱说，“我们的城市一年一个样”，而最可怕的趋势是，今后就都变成了一个样。城市更新的目的，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盲目大拆大建，拆除的不光是人们对居住区的感情，也在拆除官员与百姓之间的感情。

　　最短视的政绩——寅吃卯粮

　　一封读者来信——你欠我的钱，何时还？

　　“我们市为了换届选举增加政绩、提高在省里财政收入增长的排名等原因，命令税务局(也是我就职的单位)提前完成上半年税收任务后，在6月底前的一周内再额外增收4亿元。因为时间短，没有税源，所以只能向一些较大企业借款入库，这样必然会降低征管质量，可是上级还要在这上面考核。”这是本刊最近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里面提到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政府寅吃卯粮，主要指某些地方急功近利追求某种成果而透支政绩的行为。2009年来，河南省林州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就为“帮助”当地政府完成财政收入、GDP等指标，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前一个月缴付税金。幕后推手正是当地政府。

　　“一般说来，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除了土地出让金外，就是税收了。这也是为什么税务部门总会在此类返利中出现的原因。”沿海地区的一位国税局副局长陈昭说，“在保增长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做出‘寅吃卯粮’、‘杀鸡取卵’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做出此举对其自身的损害成本远远小于政绩考核不过关的成本。”

　　新上任不久的眉山市东坡区思蒙镇党委书记邹和良深有感触，取消农业税和提留后，思蒙这个处于成昆铁路线上的小镇曾一度欠下1000多万元的债务，本届政府想尽办法偿还了340万元，缺口仍然很大。他表示，今后要注意合理举债，但城镇建设的步子不能停，“(和其他镇)都比拼着呢，一停就泄气了”。

　　此仅为冰山一角。审计署于6月27日发布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10万亿元，更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这也就是过去常说的“拆东墙补西墙”。

　　更值得担忧的是，不少省市的地方债务已经超过了财政收入，由于地方政府举债属于非法或违规行为，直接违反《预算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在举债问题上大都巧借名目，遮遮掩掩，其中的“黑洞”恐怕远比这些天文数字更加惊人。

　　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乐于寅吃卯粮，根本不去考虑今后的政府官员如何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尤其在“土地财政”的大背景下，若将数十年后的公共财政收入提前收了，一旦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结束，可供开发的土地日益减少，未来的公共财政状况将会面临严峻考验。

　　企业资不抵债了就破产，但政府破产了怎么办？

　　最扎实的政绩——基础建设

　　一场暴雨——听，“海”哭的声音！

　　前不久，长江流域持续强降雨，有地方防汛堤决堤，水淹全城。武汉全城交通几近瘫痪，坐落在珞珈山的武汉大学居然泡在水中。在咸宁，有些居民划着皮划艇去买菜。人们只得自我解嘲为“看海”。

　　如果外星球上真有《阿凡达》中的纳威人，相信他们也会惊叹中国近些年发生的巨变：林立的高楼大厦，通达的交通运输网，密集的各种管线，让老百姓享受了很多实惠。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领跑者。据外媒报道，中国基础建设至少比印度超前20年。

　　不过，一些城市忙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未必是真“基础”了，而多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多个方面，但不少官员热衷显性的那些高楼、道路、桥梁、地铁，对埋在地下的供热、供水、排水、排污这些管线工程却重视不够。他们心中，搞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活。但路越修越宽，却越来越堵；房子越修越多，价格却越来越高，谁之过？

　　更严重的是，由于工程质量不过关，甚至有未批准先开工、完工未验收等众多问题，钱江三桥垮了、动车追尾了、高楼倒塌了……国内不少大城市都提出口号要建国际大都市，从随处可见的起吊机可见这场基础设施的大建设运动正在争分夺秒，但区区一场暴雨袭来，一些城市的现代化面貌就被戳穿了。

　　相较于城市，农村更不应成为基础建设中的旁观者。可现实却是，农村水利建设的贫瘠导致旱涝日益加剧，道路建设的滞后让发展缺乏动力，农村的无规划性让环境受到持续污染。

　　学者多次呼吁，要使基础设施建设回归真正的“基础”，必须改变现行政绩考核方式，实行民意导向。因为只有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才是最扎实的政绩。

　　但愿，以暴雨为戒，能够把政府特别是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的头脑浇醒，夯实城市，也夯实自己。

　　最难评判的政绩——改革创新

　　一场著名的实验——公仆，你大胆往前走。

　　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因进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实践，引起各界关注。有人说是具有吃螃蟹的勇气，有人说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本，但不管怎样，阿勒泰已经在在新中国廉政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而做法能否推广？是孤本还是范本？人们审视和剖析着它。

　　随着时代的变迁，改革创新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绩，一些改革得到肯定并推广，改革者也得到升迁。1998年，李仲彬出任四川成都市新都县委书记，他在主政6年里，带给了新都一场民主“启蒙运动”，最出色的是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已在全国推广。

　　改革创新没有量化的标准，有的改革从形式到内容都很有诚意，却需要通过时间，在实际中来检验。就全国范围内而言，这是一场各方竞赛，这边是广东省采用了首次为党外干部设“专门通道”的创举公推公选，那边就有上海市采用半结构化面试方式选拔干部，让旁听人员现场对考生提问。四川省乐山市为了走出“官选官”、“官评官”的老循环，更是首次采取了吸收群众担任公选面试考官的方式。

　　诚然，这些实验有可能会取得成功并得到推广复制，实现其普世价值。本刊曾经详细报道过的成都市6年来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实践，日前得到国家发改委高度肯定，成都经验很快将被推广；也可能因为涉及了庞大的利益群体，会阻力重重、举步维艰，新疆阿勒泰的探索正属此类；还有的是一度有声有色，但终究难逃昙花一现。

　　但改革的风险仍然存在。在当前的体制环境下，干部敢想敢干是好事，但有时步子太大，就怕被人误解是出风头。常常是下级即使有点想法，总要和上级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中庸之道仍是官场的主流。

　　总的看来，今天的改革图景，静止观望的多，勇于实践的少；打擦边球的多，啃硬骨头的少；做表面文章的多，触及深层的少。当前的环境对改革者的宽容和包容比过去要多了不少，湖北、安徽、深圳等地都在立法鼓励，甚至特设了改革失败“免责”条款，可谓用心良苦。但平心而论，改革者有时仍然不可避免需要面对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其个人前途也不是很被看好。

　　一些地方创新效果虚多实少，乍一看是不错，实际上却是新瓶装旧酒。刘志军在铁道部主政的8年，就取消了铁路分局，表面上看是为铁路行业的效率提速，实际上将是人事权、资金分配权、铁路建设权统统上收，造成了部委高度集权和垄断，被认为是一种倒退；一些地方急于推行大部制改革，却没有仔细研究为什么改、改什么、怎样改、改到哪？多是走一步算一步和上行下效的状态；技术层面的多，根本方法上的少，很多改革都未涉及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大多只是将原有部门中的职能稍作分解进行物理移位。

　　改革创新作为政绩，该如何评价？这个标准被归结于三个有利于：民主进程、社会发展和民众实惠。今天社会管理领域，呼吁更多的改革者持续创新。

　　最艰难的政绩——经济转型

　　一个已被关停的电厂——生死谍变！

　　今年1月底，河南林州在飘雪中迎来了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三级调查组，接受调查的将是那座已被关停了两年多却仍在发电的优创电厂和停热事件。

　　据知情人士透露，优创电厂关停后仍在发电不是秘密，一直在向林州官庄220千伏变电站联网供电。这种行为，除了涉嫌套取中央财政落后产能补贴款，更是地方上对经济转型大战略的一次挑衅。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暴露，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结构不合理、科学技术没有得到完全合理的利用。中央政府多次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放到显著位置，要求不再实施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拟转向节能环保型、绿色科技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上来。

　　转型的难度比发展还大，因为这需要打破利益，重新分配，很可能会让推动者在短时间内不见政绩、甚至只见“败绩”的事，这恐怕也是一些地方在此一直畏首畏尾的原因。若说从早期的关闭“五小”仅仅是试探政府的决心有多大，那么到关停小电厂、重组煤矿、钢厂那可就是要挥泪斩马谡了，谁不心疼？但现实要求我们做出改变。

　　广东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曾提出过“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宏大命题，并告诫下属：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东莞的干部要经得住“声誉”的考验，经济转型可能引起短期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放缓，从而让人觉得东莞辉煌不再。这时，当政者要有勇气忍一时的“政绩黯然”。

　　遗憾的是，现实中大部分地方政府与企业具有某种利益上的“唇齿相依”的一致性。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国家公共权力的管理者，还是所有者、生产者和经营者，其权力行使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经济转型的这份政绩真要落到实处，好艰难！

　　最期盼的政绩——食品安全

　　一份未完的不合格食品名单——一杯奶也可以毁掉一个民族。

　　三鹿奶粉、毒火腿、绝育黄瓜、牛肉膏、染色馒头、膨大西瓜……它们正在伤害着国人，而监管它们的人呢？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老百姓第一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水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食品生产消费大国，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关注度颇高的词汇，原因是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

　　最新被打翻神坛的是山西的醋坛子，“勾兑”、“防腐剂”这样的字眼挑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社会上每次谈论食品安全事故时，“监管不力”是必然会碰触到的话题，而问责疲软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在很多食品质量事件中，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相互踢皮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导致问责最后不了了之。而在具体的地方上，对暴露出来的造假行为，除了直接造成死亡的以外，多数置若罔闻，漠视其长期存在——用川南某市一名质监局办公室主任的话来讲，就是“曝光什么抓什么，没有曝光的继续做”。

　　原因很简单，在国内每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行政方式：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当地为保护企业稳定长期隐而不发；瘦肉精事件中所有制度形同虚设，除了执法者吃拿卡要后睁只眼闭只眼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汇为当地创税大户。加之在罚款返还制度下，为了多收罚款，个别监管部门甚至会放水养鱼，对违规违法厂商网开一面，以使罚款源源不断。

　　据一项调查显示，89.5%的人支持将食品安全与相关官员的升迁挂钩，实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一票否决制”。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6月5日，辽宁更是制定了相关政绩考核办法，各地监管部门出现食品药品严重责任事故的，将实行一票否决制，这是杀手锏。但专家指出，纳入政绩后，亦应该进一步制定细化的考核标准。

　　希望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之下，监管者能改变过去“要钱不要命”的做法，尽可能下最大力气去抓好这项安全。食品安全关乎一个民族能否健康发展，这是民众心里最期盼官员能出的政绩。

　　最优质的政绩——改善民生

　　一个普通城市家庭的记账本——CPI，你懂的！

　　2011年1月21日—2月20日   月收入：8537元；月支出：6768元)

　　房贷：3218元

　　水电气费：350元

　　公交车费：250元

　　生活费：1500元

　　通讯费：200元

　　(女儿)补课费：350元

　　其他(包括买衣服、随份子等)：900元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而改善民生则是最大的政绩，也涵盖了民众需求的方方面面。

　　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本，分配是民生之源，保障是民生之安。本刊报道过的陕西省神木民生实验，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率先大胆突破，推行了12年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城乡统筹养老保险等“十大民生工程”，这也是当地官员们一份优质的政绩。

　　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照神木模式推广，“大概1/5的县都可以做起来”。原民政部官员王振耀也算过一笔账，全国按照神木的标准实行免费医疗，4300亿元就可以实现了——在每年7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下，这只能说明“有了钱不会花”。反观经济并不发达的宁夏首创高龄老人津贴，广西防城港率先落实孤儿最低养育标准，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实行免费学前教育。今年8月，身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湖南省桑植县进行了医改，34.2万该县农民只要交150元，就能在全县46个乡镇卫生院享受住院全报销政策……这些说明，钱不是最大问题，政府的决心比财力更重要。

　　当然，随着中央多次强调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地方在逐步提高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在汶川地震后提出，“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重视改善民生。坚持民生投入力度不减，不能因为危机影响而让人民生活水平降低，不能因为发展困难而让人民利益受损”。在这场从悲壮走向豪迈的过程中，当初的承诺在诸如北川新县城和映秀重生，各地学校、医院、居民住房的拔地而起，完善的城乡公共设施中得到一一证明。

　　为民者民必记之、惠民者民必感之、乐民者民必爱之，官员其实更应凸显其公仆的身份，谁真为老百姓做事的，“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最前沿的政绩——幸福指数

　　一篇小学生作文——当幸福来敲门。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身在农村的家乡被建设得更美，环境更好。

　　首先要改造房子，再把道路修建成一条条宽阔的柏油路，两边装上明亮的路灯，还要把医院改造一下。然后，我还要改造学校、菜场、通信……

　　2011年，“十二五”规划开局，“幸福指数”成为热词。部分省区市将其置于重要位置，并提出要“GDP减速，幸福提速”。

　　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体现在国民幸福的提升上，广州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张嘉极认为，“幸福指数”应该囊括收入、保障、物价、住房、教育、环境、医疗、文化等各项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有人把“幸福指数”比喻成转型时期那把摆脱“GDP崇拜”的钥匙，再恰当不过。但幸福本是个庞大复杂的话题，不同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更遑论量化。

　　从2008年起，河南省平顶山市就把百姓“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并委托统计局等部门着手设定指标、权重，并负责年度统计。5名干部因为考核不达标而暂缓提拔，所辖一县两区领导班子考核降级。但观察人士指出，作为“幸福指数”的主角——老百姓能不能在这种量化官员政绩之一项中自始至终说了算？如果制定指标权重标准的一方是某个地方统计局而非百姓，那这样的“幸福指数”结论一定就是一种想当然，而从标准指标权重到结论一旦由老百姓说了算，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姓“幸福指数”。

　　伴随着中国各地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和出台，期待幸福感与经济指标“比翼齐飞”的民意正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出来。“幸福广东”、“幸福山东”、“幸福重庆”……从南到北，自东而西，“幸福”概念广泛见诸媒体和网络，引起公众极大关注。如广东佛山就在加紧研究制定考核指标体系，通过定量考核和群众评议相结合，制定幸福指数与政绩挂钩办法；山东还主动下调GDP增长目标，提升收入增长预期；重庆则制定了降低基尼系数的路线图，并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

　　幸福感其实更多来自对“明天幸福”的憧憬，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交流时有关“幸福”的表述言犹在耳——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强调民众幸福，这对政府执政提出了更高要求，希望地方政府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

　　2010年，江阴和无锡双双被评选为年度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成为建设幸福社会的鲜活样本。但类似这样的“幸福江阴”具备可复制性吗？江阴是有钱喊幸福(2010年江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30184元和14898元)，这样主抓幸福的建设还不能在全国普遍适用。

　　现实中，很多人绞尽脑汁，为本地区争取提高在全国的幸福指数排名，追求这项最前沿的政绩。更有不少专家在绞尽脑汁，力图推出一个个自诩最完美的“幸福指数标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人幸福不幸福，几个指数能说明什么？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依然不能像过去追求GDP一样追求幸福指数，或夸大其功能，并将其变成另一种形式的GDP崇拜——“幸福崇拜”。

　　最长远的政绩——环境保护

　　一份成绩单——这边唱来那边和。

　　广西来宾市从2008年开始就对金秀瑶族自治县不再考核GDP，鼓励其搞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最终交出的成绩单却出人意料的漂亮，该县的GDP比去年同比增长12.6%，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8%，比全广西的增幅高18个百分点，创下历年增幅之最，同时各类环保指标全面上升。之后，来宾市又将这种考核方式应用在了忻城县，并准备在合山市继续推广。

　　优美的环境，一直是大连最靓丽的一张城市名片。但这样的美丽不是凭空得来的，大连人对环境一直充满着抗争和进取，其积极应对PX项目的勇气和做法尤其值得称道。当地政府在总结经验后，宣布PX项目停产，也开始更加成熟。

　　厦门市政府则是在民意之下更早终结PX项目的。今年5月，厦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和干部考核体系，结果将作为各区政府年度绩效评估指标之一。

　　大环境下的环保之路仍任重道远，据环保部的一份名单显示，2009年在其监测的7043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中，有2713家企业超标排污。此外，全国有1.5亿亩耕地被污染，众多河流水质严重变恶。

　　除了震惊，还有反思。洞庭湖污染事件就近在眼前，湖边100多家造纸企业仅有2家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很大原因在于企业治污成本和环境违法所受处罚不成比例。污染企业越来越多，污染程度越来越大，最终还是由湖南省委一次性砍掉234家污染严重的小造纸厂，省财政自掏“腰包”2亿多元用于污染企业改造，临湖的3市财政预计减收近2亿元，有的造纸大县的税收损失甚至占了当年财政收入的50%……生态环境才有所改善。政府方面的原因大部分还是其短视的目光，只注重企业的利润和税收，不敢壮士断腕，舍弃这一块经济利益。

　　诸多事件的警示让官员们的环保意识加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用环保倒逼转型，“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代”。今年4月，四川省广汉市在省内首次以“三定”(定部门职责、定部门编制、定内设机构)方案的形式明确了16个市级部门的环保职责，目的是要厘清各相关部门环保职责，避免职能交叉和相互推诿扯皮。陕西西安市前不久准备对各区县“蓝天数量”进行考核，每月二级以上优良天数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一天罚20万元，增一天奖20万元。

　　在去年的全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现场会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感叹，尽管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做了大量工作，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速度，仍远远赶不上资源开发的生态破坏速度。环保部高官这样的声音意味深长，部分地方政府“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冲动，看似是有着提高地方经济收入的压力，但根本前提还是在以GDP为核心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指标体系。万源归宗，这不仅是环保部门面临的一项困难，也是本文探讨所有问题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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