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两起外国人申请来华狩猎的新闻，让青海都兰国际狩猎场被公众聚焦。

　　与国内其他狩猎场一样，这个初步成立于1985年的猎场，曾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直到2006年国家林业局拍卖野生动物狩猎额度。拍卖引来舆论质疑，活动流产，狩猎活动也“暂停”。都兰猎场停滞。

　　这个猎场因何而生，如何经营，猎场的存在带来了什么？猎杀与动物保护是否冲突？在过去的26年时间里，都兰猎场与自然环境和周边牧民一起，经历了浮沉。

　　高原的8月，阳光耀眼透亮。青海都兰县，都兰国际狩猎场(下称都兰猎场)的办公区，安静地蛰伏在都兰县林业局旁边。

　　这是一栋平房，有4间办公室。8月16日，两间办公室的门关着，一间是空的。副场长罗布生坐在财务室中，与两名工作人员闲聊。

　　如果是2006年之前的这个时候，狩猎即将开始，导猎员们已散布出去，了解猎物行踪和状况。9月一到，世界各地的猎人就会到来。

　　都兰猎场总面积约1.3万公顷，大约16万只野生动物活动在这块土地上。包括雪豹、白唇鹿、岩羊和盘羊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这里曾被国际猎人称为，“世界一流高原狩猎场”。

　　不过，都兰猎场已禁猎5年了。

　　5年中猎场工作停滞。目前整个猎场只有5名工作人员。场长航庆加、副场长罗布生、2个财务人员，1个行政人员。

　　5年过后，8月5日，两起外国人希望到都兰猎场狩猎的申请，通过了国家林业局的专家评审。

　　都兰猎场看到了开猎的曙光。

　　不过，70多家动物保护组织联名对外国人来华狩猎提出质疑。都兰猎场也被推到风口浪尖。

　　保护动物背景下成立

　　猎场副场长罗布生说，曾经，猎场与寺庙合作，让寺庙劝说牧民不要杀生

　　在因这次国际狩猎申请被聚焦之前，都兰猎场并不被公众熟知，虽然它的历史已久远。

　　1985年，美籍华人刘国烈到都兰县考察了很长时间。他发现都兰野生动物数量丰富，便向国家提出了办狩猎场的建议。

　　狩猎是国际上通用的较成熟的开发利用野生动物的模式。国家林业局认为，狩猎是对野生动物的一种合理利用，同时带来的资金也能对保护动物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在都兰试猎5年。

　　1985年，都兰国际狩猎场初步成立。在此前后，1984年，中国在黑龙江省的桃山林场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国际狩猎场。1988年甘肃省建立了肃北国际狩猎场，新疆也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了多个国际狩猎场。

　　试猎过后，1992年，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准在都兰县成立了青海省第一个对外开放国际狩猎场。猎场作为都兰县林业局事业单位，自负盈亏。

　　都兰猎场副场长罗布生介绍，猎场成立后，一个重要工作是巡山，阻止盗猎及当地人猎杀野生动物的行为。

　　他说，当地居民一直有狩猎的习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兰的牧民两三家有一把枪，每家每年起码要猎杀20到30只野生动物。直到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禁止随意狩猎。不过那以后“仍有极少数盗猎行为”。

　　猎场刚成立时，有一次工作人员巡山，遇到几个村民背着猎物出来。五六户人家，杀了几只岩羊和野驴。工作人员把他们交给了森林公安。

　　罗布生说，巡山时，如果遇到盗矿的，也会阻止。“这些人知道我们是国家部门，也怕。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警告。”

　　猎场还发动居民参与动物保护。当时每人发了10元钱。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猎场与寺庙合作，让僧侣劝说不要杀生。有一些人主动将枪支交到寺庙。为此，猎场每年给寺庙三四千元。

　　“服务”中进行猎杀

　　打什么动物需要提前审批，狩猎中也不能随意选择，导猎员会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

　　在狩猎活动中，猎场负责服务猎人。一个猎人身边，往往有七八个“服务人员”，包括管枪的导猎员、马夫、林业部门监督人员、旅行社的人等。

　　其中导猎员至关重要，他们负责管理枪，还要确保子弹不伤及无辜动物。

　　37岁的蒙古汉子勇军1996年成为都兰猎场的导猎员。他说，导猎员中有九成是蒙古族。

　　导猎员熟悉动物的活动规律，带着猎人们爬山涉水，寻找目标。

　　狩猎时，猎枪一路上都会背在勇军肩上，用时才交给猎人。多数时候，勇军追踪的是野羊。他说野羊最受猎人青睐。其中，盘羊因漂亮的犄角备受喜爱。

　　猎人猎到野羊后，取其犄角作为战利品。勇军带着猎人打到的最大战利品是27英寸的羊角。

　　在猎场，猎人并不能随意狩猎。打什么动物要提前申请，国家审批。罗布生说，一级动物基本不会通过。例如野牦牛的申请很多，不过至今都兰只打过一只野牦牛，是国家特批一个中东国家的王子。

　　在狩猎过程中，猎人也不能随意选择动物，导猎员会尽量指定年龄大的雄性动物作为猎物。“打公不打母、打老不打幼”是国际惯例。

　　罗布生说，每一次狩猎活动，都是被严格限制。“最初，国家定下的狩猎数量是每年20多只。申请的猎人众多，放开了一点。平均每年40多只，比例大概是万分之三四。”

　　对于每种野生动物每年可猎杀的数量怎么确定，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2006年曾向媒体介绍，国家林业局每年都组织科学评估和论证，并根据野生动物自然死亡率和调控野生种群数量的需要来确定。

　　王伟说，理论数据可达15%，就是每年增长量是100头可消灭掉15头，实际上，每年猎杀数量大约在万分之二点七。

　　罗布生介绍，最早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将国际猎人带到猎场来。后来，一些旅行社成为中介机构参与进来。中介机构每年带来20至30名国际猎人。

　　猎人们高兴了，会给导猎员和马夫小费。一般从几十到上百美元不等。勇军说自己最多一次拿了1万美元，是一位美国老妇人给的。他带着她走了6天，捕获7只猎物。

　　村民收益与“外汇”

　　租草场、马匹给猎人，给猎人做马工。这样的事，由村长安排轮流

　　在狩猎活动中，能得到额外收益的，不仅勇军他们，还有附近的村庄。

　　都兰县巴隆乡哈图村57岁的公阿说，那时候，一有狩猎的消息传出，整个村庄就兴奋起来。

　　每次村干部接到猎场通知，就开始分配人选。轮流来，不然村民会有意见。“你家的马，我家草坪，他家马工。都分好了。这次我上了，下次就轮到他。”

　　一般，猎人会租下村民20亩到30亩的草场。冬季能收租金5000元到6000元，夏季2000元到3000元。有时候只租10天，有时候租一两个月。

　　牧民要做的是不让自己的羊群到那片草地上，并配合猎人狩猎，不惊吓了野生动物。公阿说，“这钱赚得比放羊轻松多了。”

　　猎人还会租马，100元每天。村民为猎人做马工，也是每天100元。村民布柯巴叶有次给猎人当马工，他记得小费给了200美元。

　　公阿和布柯巴叶估算，禁猎前，他们村里一个家庭每年额外收入有5000元。

　　都兰猎场场长航庆加说，那时候老百姓的动物保护积极性很高。

　　2006年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王伟曾向媒体介绍，都兰国际狩猎场岩羊总数约2万头，每年用于国际狩猎的几十头，狩猎收入约20万-3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补助给牧民，每户增加年收入2000元至3000元。

　　王伟认为，牧民由此也了解到了野生动物的价值，改变了对野生动物的传统观念，“自觉摒弃了任意猎杀的习俗”，“还主动为野生岩羊预留草场和抵制盗猎”。

　　每年1到4月和9到10月，是都兰猎场对外开放的季节。每年约接待国际猎人20到40人。

　　根据统计数据，禁猎前，都兰猎场累计接待美、德、俄等国猎人668余人次。捕猎岩羊、藏原羚等野生动物980只。

　　罗布生介绍，猎物的价格从始至今，以美元计算且没有变过，例如岩羊是7500美元。最早的时候美元坚挺，国内物价低，换算下来，猎场获益颇丰。

　　都兰国际猎场的一份材料称，猎场为县级财政每年创收200万到300万人民币。

　　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数据，至2005年底，我国共接待国际猎人1101人次，狩猎野生动物总数1347头(只)，收入3639万美元。

　　王伟认为，这与以往老百姓“猎羊吃肉”的原始利用方式相比，“价值增长了数百倍”，从而也能使当地政府和群众更加珍惜野生动物资源。

　　寒潮过后停滞

　　县政府拨出190余万元，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最终，猎场只剩下5人

　　工资相对高，2000年前月薪3000多元，还有小费———曾经，在都兰猎场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副场长罗布生说，“有点门路的都往猎场挤。”

　　直到经历了两次寒潮。

　　第一波寒潮跟本·拉登有关。9·11事件后，中国也加入反恐行列，外国人入境难度加大。猎人大幅减少。

　　第二波寒潮的到来，让猎场陷入停滞。

　　2006年8月7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黑龙江一家拍卖公司刊登了野生动物狩猎额度拍卖公告。中国国际狩猎从“隐秘”状态中浮现。众多报刊进行了连续报道，“只对外国人开放”等字眼见诸报端。

　　舆论一边倒，认为猎杀本质是获利，不能起到保护生态平衡作用，甚至认为让外国人猎杀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是“卖国”。

　　数天后，国家林业局决定暂缓拍卖活动。同时“暂停”的，还有国际狩猎活动。

　　这年8月底，罗布生进山了几天，他回来，听到了狩猎活动被叫停的消息。

　　2007年，猎场拿到了前一年狩猎款约30多万元。这是禁猎前最后一笔收益，解决了员工50%的收入。

　　随后是漫长等待。罗布生说，开始大家认为不会停太久。但“暂停”后再无消息。

　　到2008年，工作人员开始上访，要求县政府安排出路。

　　这期间，猎场负责人开始跑国内狩猎项目，希望能打开另一个局面。2008年，国内狩猎公司成立。但国内客人“心急”，罗布生说，国内客人常常要求是今天来，明天打。但审批环节都要8天。“客人等不及，走了”。

　　他说，国内狩猎公司迄今为止没打过一只野生动物。偶尔工作人员去买些兔子和鸡，放在野外让客人打。

　　2009年，猎场彻底停滞。航庆加说，县政府拨出190多万元，遣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最终，猎场剩下5个人。曾经，“鼎盛”时期，猎场固定工作人员19人。

　　以往每年十多次巡山，目前每年两三次。猎场目前的运作经费是靠国家下拨的五个人的费用，每年一万多元，罗布生说，“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猎场日常的看护工作，目前主要靠民间600多护林员。

　　牧民与动物“闹矛盾”

　　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开始清算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

　　在全面保护动物和禁猎背景下，牧民布柯巴叶认为，野生动物目前有些“太多了”。

　　他称现在牧民牧羊的时间不断延长，草却越来越不够羊吃。

　　布柯巴叶说，他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家畜在前面，野生动物在后面，错落有致。“几百只野羊跟着，好像自家的。”

　　航庆加介绍，当地牧民放牧量大，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断上涨，草场压力非常大。

　　到冬季，牧民们会把草场圈起来。防止家畜吃别人家的草，也防止野生动物进草场吃草。公阿也做了个栅栏，圈起5000亩草场。他称实际上栅栏防不住野生动物，“每年冬季草场损失一半”。

　　野生动物一来，牧民们就敲锣打鼓，放鞭炮，吓走它们。公阿说，“往往从这边赶走了，又从那边进来了。从你家赶到我家，我家又赶到他家。现在县与县之间也在赶。”

　　赶来赶去，野生动物无处容身。冬季，它们只能下山吃草。而草场都被人类圈地占据。它们赖以生存的荒野，正在消逝。

　　山谷中，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响，那是开矿的响声。都兰猎场场长航庆加说，在猎场范围里开矿的企业不下200家，在山岩峭壁上生存的岩羊跑到了滩涂上，雪豹也跟过来了，“这对种群的繁衍和发展不利”。

　　不过，猎场工作人员没有实际管理权力，没有土地使用权。他们无法阻止山谷中隆隆炮声，无法阻止不断延展的高速公路，无法阻止隔断野生动物迁徙的栅栏。

　　禁猎后，牧民们不能得到额外收入了，他们不断清算着“损失”。布柯巴叶与村民们不断找到猎场、各级林业部门“你们的羊把我的草吃了”。

　　让管理部门和猎场忧虑的是，禁猎后老百姓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牧民说，“我不能保护它，让它来损害我的利益”。

　　布柯巴叶说，“最好能杀掉一半”。

　　陷入“开猎”风波

　　7名外国狩猎者的申请，让国际狩猎时隔5年后有望重启，同时也让都兰猎场陷入风波中

　　今年8月，沉寂的都兰猎场陷入了舆论风波中。

　　根据媒体报道，7名外国狩猎爱好者通过两家国际代理机构提出申请，他们希望今秋到都兰猎场猎捕岩羊9只、藏原羚7只。岩羊和藏原羚都是二级保护动物。

　　8月5日，国家林业局委托“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召开行政许可专家评审会，专家们通过了这两项申请。这意味着，时隔5年后，国际狩猎可能重启。

　　一时，外国人来华狩猎被媒体聚焦，争议声再起。

　　综合媒体报道，国人反对的声音居多。有观点认为猎杀国家保护动物本身是一个悖论。也有观点要求林业部门公开之前的狩猎各环节，做到信息透明。

　　处于漩涡中的都兰，认为有计划的狩猎行为不会破坏动物保护。

　　“20年打了不到1000头，只相当于我们这野生动物数量的九牛一毛。”都兰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局长王生全说，这连野生动物每年自然死亡数量都比不上。例如冬天，岩羊患了雪盲症，摔死的都有近百只。

　　青海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蔡平认为，由于资金、人才等各种条件限制，青海省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可以说还没真正开发利用。“我们野生动物资源量很大，就像一个巨大宝库。例如岩羊，就有几十万只。”

　　他认为，狩猎只是整体开发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对野生动物研究太匮乏了。真正开发，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据介绍，在一些国家，狩猎不仅是动物保护的一种手段，还由此形成了产业链，包括狩猎装备、中介机构、后期动物标本制作等。有资料称，2002年时美国狩猎行业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220亿美元。狩猎服务解决了70万人的就业问题，由此带动的消费市场650多亿美元。

　　在中国，国际狩猎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都兰猎场，工作人员甚至对手中的调查报告数据还有疑问，“因为缺乏足够资金和人才，调查无法详尽。”

　　离“结局”不远

　　副场长罗布生说，“等等看，如果不开猎，希望能做生态旅游”

　　都兰猎场称，即便是在禁猎前，约从2000年开始，因物价飞涨等因素，猎场已是负债经营。

　　据都兰猎场工作人员介绍，狩猎成本全部由猎场负担，平均每人次2万元。一只岩羊7500美元，猎场其实亏本，“起码要到1万美元才能接受”。不过定价权不在猎场。

　　工作人员说，有时候，猎场会在征得猎人同意下，将猎物的肉拿到山下的餐馆卖掉，以补贴费用。

　　“世界上对国际狩猎进行研究的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国际狩猎十分有利于保护。因此，对于那些关心野生动物命运的人而言，真正的问题不是赞成狩猎与否，而是应该怎么去管理。”美国蒙大拿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教授哈里斯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最重要的是，狩猎活动的利润是否投入到保护事业中。

　　哈里斯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研究。他在著作《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中披露，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不公开却一再被告知的分配方案，国际狩猎资金的20%用于国家层面的管理，30%用于省一级，5%到州一级，45%到县里。

　　根据哈里斯的调查，2004年至2006年间，都兰猎场能拿到的是到达国内资金的26%。“因为有15%到20%的资金在国外就已经被代理机构拿走，到达中国的只有80%到85%。”

　　他认为这一分配方案存在问题，应该让县级部门拥有更多主动权，更自由地支配狩猎收入，以用于野生动物种群调查、栖息地保护等，从而使狩猎收入能更直接地促进地方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这些，对于都兰猎场还不是“当务之急”。

　　8月初外国人提出的狩猎申请获专家评审通过后，8月13日70家动物保护组织向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公开信，要求停止推进该项活动。

　　他们还要求政府公开中国所有狩猎场的运营现状，被猎取的动物种类和数量，狩猎场的利润以及这些利润是如何分配并最终使用的。

　　据了解，国家林业局将对狩猎申请在近期作出最终批复。

　　都兰猎场则在静静等待。最近，都兰猎场申请了一个3A级自然景区。副场长罗布生说，“等等看，如果不开猎，希望能做生态旅游。”

　　(实习生王同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陈宁一 青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