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北京安化楼历史:曾是共产主义大楼样板工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31日04:02 中国青年报

老人坐在安化楼里向外张望

安化楼

楼道里的墙因做饭被熏黑了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关于公社大楼，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

　　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30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

　　“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

　　“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坐在位于北京西南二环外的家中，已经85岁的金诚精神状态并不好。他得过脑溢血，说一段话后便要大喘几口气，但他依然清晰地记起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熬夜讨论是经常的事”。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

　　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大楼的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

　　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坐在台下“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是俱乐部，哪是图书馆，哪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

　　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就参加抗日，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 “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

　　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80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

　　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老人们说，楼里的老住户还包括那时候崇文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北京小学的校长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3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