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 张墨宁  发自上海

　　8月4日下午，陈有西驱车从无锡赶回上海的律所，来不及吃顿像样的晚饭，同往常一样，只在楼下的快餐店买了豆浆油条充饥。几个大案在手，时间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沈阳夏俊峰死刑复核案、安徽池州“百万挪用”案、无锡国土局副局长受贿案，他都做无罪或从轻辩护。小贩、富商、“贪官”， 被告人的身份在世俗评判中相去甚远，但在陈有西眼中，只是等待他还以公道、救于水火的人。

　　分身但不乏术，在上海律所的办公桌上，不同案件的卷宗被他整齐分放。每个案子的要点都已成竹在胸，无论谈起哪一件，都能迅速讲出其中的关键。

　　自担任“李庄案”辩护律师后，56岁的陈有西注定要带着声名卷入更多真相与构陷的较量当中。

　　成名“李庄案”

　　2009年12月14日，距离李庄被抓仅两天。中午11点半，陈有西看完《中青报》对“李庄案”的报道就坐不住了，他一口气写出了5000字的长文《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指责对方“肆意诋毁中国律师业和《律师法》，对一宗尚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定性的事件先进行媒体审判，充满了对现代法治意识的无知和偏见”。下午两点多钟，便放到了博客上。文章发出，陈有西的境遇也自此改变。李庄的家属看到后，决定聘请他为辩护律师。随着“李庄案”的升温，陈有西在法庭上的激昂辩词和法庭外对律师行业、打黑现象的连篇分析也开始受到追捧，全国各地的律师或前往重庆声援、或与他遥相呼应，陈有西在律师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他在法庭上大呼：“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我今天也套用一下，中国律师的辩护领地，风能进、雨能进，警察不能进！”曾赴重庆的律师房立刚说，陈有西的辩护让他的对手也心服口服。

　　陈有西出名了，他不否认“李庄案”是让自己享誉全国的契机，生平所学得以尽数发挥，但不觉得这是运气使然，同样一个案子如果让其他律师来做，未必能达到同等效果。“‘李庄案’之前，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小律师。”陈有西说。

　　但是，“李庄案”之前，他的舞台只在长三角。那时，他更多做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并购、金融保险、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代理，刑辩业务只占1/3，但也都是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大案，曾为10多个厅级干部、20多个县级、处级干部做刑事辩护。在浙江司法界也算得上如鱼得水，保护当事人的同时亦能保全自己。13年的律师生涯，让他对这个职业早已有了清醒的认知：“进可以匡扶正义、退可以养家糊口”。倘若司法公正、环境清明，通过辩护，可以让一个个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而若是法治逆行、世道黑暗，则众人皆醉我独醒，做好每一个案子，赚些律师费也能度日。他对职业精神的苛刻追求让他很快出众人之右，他的从政经历带来的分寸感和政治敏锐度，普通律师更是鲜能具备。

　　第一次目睹死刑场

　　陈有西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初出校门，他与同学之辈的理想并无差别，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以文怡情。毕业时，恰逢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要培养“第三梯队”，陈有西幸运入选浙江省200名大学生后备干部，作家没当成，一不小心成了干部。他仕途的第一站是家乡宁海县文化馆，后又被县委宣传部抽调去做了宣传干事。

　　1983年的全国“严打”，让他的生活轨迹很快发生了变化。浙江省公安厅缺少进行调查研究的“笔杆子”，跑到省委要人。“文革”期间，干部大量流失，省委也没有足够的人才，于是推荐公安厅在基层锻炼的200名大学生后备干部中挑选。9个人的档案被挑中，陈有西是其中之一。那年10月，陈有西被正式借调到浙江省公安厅，从那之后，他的文人梦彻底终结了，开始了与律法终身相伴的人生。

　　在公安厅，他和其他几名大学生的任务是实地调查研究，对“严打”进行理论指导。可是连犯人抓到了怎么审，陈有西都不知道。于是，公安厅把9名大学生派到了杭州市看守所预审处，先从学习审犯人开始。头3个月，陈有西就住在看守所，不分昼夜地审犯人。荣耀感胜过了工作的单调性，几个调研报告得到公安厅领导表扬，但同时，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杀的残酷。

　　“严打”火热进行，这一次要枪毙20几个人，凌晨4点，陈有西就起来了，协助狱警提出罪犯、五花大绑，把他们押到公判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去刑场，当时预审处处长跟我说，小陈啊，你就要做警察了，这种场面应该见识一下。”他便跟着上了刑车，每个车上两名死刑犯，“我的职责相当于监斩”。那天的震撼，令陈有西一生也无法忘记，20多个人在他眼前脑浆迸裂。“我一下子觉得，以国家法律的名义杀人也是很残酷的。法律不是风花雪月，而是真刀真枪。”中午回去后，陈有西到杭州延安路的一家餐馆吃饭，看到其他桌上的人在吃肉包子，他一下子恶心地吐了。

　　那次的经历是他主张慎对死刑的源起，后来自己做法官时，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了，同时那也是他学习理性思考的开始，散文和诗歌从此便很少写了。往昔同学少年，把手共览名胜，桃花盛开、松鼠穿山，《十里琅珰忆旧游》式的文字只能成为一种回想。深刻和天真，忽而易转。丢掉了浪漫情怀的陈有西却在从政路上如鱼得水。借调结束后，他回到了宁海县，成了文化局最年轻的副局长，1985年正式调任浙江省公安厅，担任研究室调研科副科长，后又担任浙江省常委、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机要秘书，1988年，随袁芳烈调任浙江省高院院长，陈有西仍然担任他的秘书、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省高院新闻发言人。

　　“我那时是浙江司法界的实权派人物，已经在核心层了，别人都以为我当官会很顺利。”陈有西说。他下定决心，如果40岁之前当不上厅级干部，就不干了。“好不容易到了这个位置，应该为老百姓多办事，如果庸庸碌碌，就没必要做官了。”陈有西说。

　　弃官场，入律政

　　1993年，陈有西在职考取了北京大学高级法官班，主攻行政法研究。北大的一年，陈有西对际遇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觉得，人生不是只有做官一条路，做事并不一定要在体制内。更重要的是，他对宪政和法治有了全新认知。他结识了当时活跃在北大的龚祥瑞、姜明安、应松年等人。他们的观点，对陈有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我才明白原来在公安厅和高级法院时所学的法学理论是肤浅的，法律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应该是全民意志的体现，政府行为也可以受到挑战和审查，权力并不是最大的，规则才是最大的。宪法和行政法才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陈有西说，就是在北大，他知道了司法审查的概念，即用司法权来审查行政权。而在过去的从政生涯中，他从来对权力的良性影响坚信不疑，担任省高院院长秘书时，陈有西处理了大量的群众信访，参与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因此，他深感权力是好的、不会作恶。

　　“我那时候相信公权力不会出太大差错，是可以为老百姓服务的，到北大学习后才知道，公权力也有可能侵害民权、侵害规则。任何权力都有可能滥用。”陈有西说，一年的学习让他形成了此后一以贯之的思想，从未改变。从北大回来后，陈有西就写了篇文章《法治本体论》，道明了法治的优越性：“法治是以绝大多数的人治，来约束少数人甚至独裁者的人治；法治是以事先设定的人的意志，来规范事后发生的所有人的行为；法治是以稳定的理性的人的意志，来限制随机的、突发的、狂躁的人的意志。”

　　北大对陈有西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辞职。回到浙江省高院后一年，他决定放弃奋斗了10余年的“乌纱帽”。“我家里的存款只有2000元，没有钱、没有学术职称，也没有资源。唯一的‘技术’就是法律，但还没有考律师资格证。人生一下子归零了，比考大学之前还惨。”陈有西说，那段时间，他常常彻夜不能眠，或被噩梦惊醒，头发严重掉落。“我以前头发很厚的。”他摸着光亮的脑门说。那一年，陈有西40岁，是他立志要做到厅级干部的大限。春节，没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

　　他开始寻思自己的未来，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搞法律实务，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几经折腾，一直到1999年，陈有西才终于拿到了律师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律师。

　　温和的批评者

　　虽早已跳出了体制，但对于一名律师而言，体制内的人脉却是无法剥离的“资源”。不过，陈有西始终认为，人脉对自己来说只是一种支持，而非庸俗关系学的涵义。“我和浙江公安的关系一直不错，又是浙江警察学院的兼职教授，警察局长、刑警队长、看守所长多少和我都有师生之分。”陈有西说，“不过，人脉也不是万能的。检察院和纪委对我的意见比较大，他们认为是我把他们的工作搞砸了。”事实上，浙江司法界对他爱恨交织。“虽然对我不满，但他们的亲朋好友出了事情以后，公检法就会说，去找陈有西。他们知道好的律师就是要敢说话。而如果换了不相干的人的案子，他们就会泼污水，阻止找我来辩护。”

　　名声大噪之后，陈有西的身价自然也水涨船高。有人曾不计价钱找他代理，对方让他随便开价，无论多少都接受。而陈有西显然已经不是当初为客源而发愁的初出茅庐者了，他有自己的标准。“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案子我会免费做，像沈阳小贩夏俊峰的案子，这是为草根服务。对自己律所扩张有好处的，也会接。”到今天，他所创办的律师集团年收入已经达到4500万，与刚成立时相比，增长了百倍。

　　陈有西也早已成了一名圈内的大牌律师，他开始追求更多的东西。他悉心打理的“陈有西学术网”随着李庄案也广为公众所知，成了他传播自己法学思想的最好平台。每接到一个棘手案子，他都会把事件原委和法理分析传上去。他很关心各种人在网站上的跟帖评论，每一条评论，他都要审查，通过了才能公开。

　　“无锡国土局副局长受贿案”是他近期接手的，在无锡，他与其他两名律师通过对案情的分析，决定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离开无锡之前，他把这个案件传到了网站上，4小时后，他在上海的办公室打开网站，评论已经有3700多条。除了对指控罪名何以不成立的层层分析，他亦先见性地想到了民众一边倒的成见：“反腐败案件，天然地能够得到社会群众的拥护。在目前的环境中，老百姓痛恨贪官很正常，官员一旦被抓，群众都会相信无官不贪，不可能冤枉。其实反腐败的冤案，在中国当前刑事司法的实境中，是触目惊心的。”这段话，也被陈有西写了进去。

　　“今天晚上，无锡国土局、检察院肯定都在看这篇文章，我就是要逼着无锡法院公开开庭，全国都知道了以后，他们就不敢压着了。”陈有西说。制造压力、公开庭审，这是他将案件公布天下的主要意图。“我以前在体制内，所以对他们的思维方法很了解，这个案子凶多吉少，但是这样一来，还有活路。”从官场到律政，20多年丰富的人生经历，让陈有西对司法的各个环节明规则和潜规则都了如指掌。

　　除了亲自代理的，他还要时不时为别的案子助阵。为北海被抓律师辩护的律师团邀请他去北海，起初他婉拒，后来还是答应了。所里有律师认为不妥：“北海就不要去了吧，你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你又不出庭，去围观把身份都搞掉了，再说话分量就轻了。这么辛苦干什么呢？”一向雄辩滔滔的陈有西笑笑：“还是要去的。”然后沉默了。

　　陈有西称自己是温和的批评者、“妥协派”。他不希望马步未稳，就先让自己倒掉。“现在各地群体性事件频发，有的罪犯铤而走险，杀小学生，袭警，杀法官，制造爆炸事件，解决这种过激社会企求的唯一道路，是把群众带回到法庭，用理性的、法律的渠道，合法实现诉求。当司法终局后，全社会都能够服从，官民都敬畏法律。而律师就是把百姓带上理性的法庭的力量。”

　　2011年7月，恩师龚祥瑞的自传出版，陈有西虽不是他的正式门生，但有幸保存他的遗稿。这个老人临终前对陈有西说：“我是古希腊神话中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可惜已将没入黯夜。只有赖你们后辈继续前行。”